第一章
一九八四年的七月，热得像天上有十个太阳。
蝉鸣从清晨五点半就开始，一直叫到夜里九点多才肯歇口气。李家沟的村民都说今年邪门，连蝉都比往年叫得凶，叫得人心慌。
李建国家的院子里，那棵老槐树的叶子卷成了筒状，蔫蔫地垂着。院墙根的月季花开得倒是艳，红得像血，一簇一簇的，好像要把所有的力气都在这个夏天耗尽。
李建国他妈王桂兰端着碗站在灶房门口，望着正房东屋那扇紧闭的木门，眼泪在眼眶里转了第八天。
门还是没开。
“建国，你吃口东西吧。”王桂兰的声音轻得像怕惊着什么似的，“妈给你煮了小米粥，还卧了个鸡蛋。”
屋里没有动静。
王桂兰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把碗放在门边的矮凳上，转身回了灶房。她蹲在灶台前，终于没忍住，眼泪啪嗒啪嗒掉进了洗碗水里。
她男人李长河从地里回来，草帽下的脸晒得黑红，肩上搭着一条湿透的毛巾。他把锄头靠在院墙上，看了一眼那扇紧闭的门，又看了一眼矮凳上没动过的粥碗，叹了口气。
“还是不吃？”
王桂兰摇摇头，用手背抹了把眼睛。
李长河走到灶房，舀了瓢凉水咕咚咕咚灌下去，抹了把嘴说：“让他再缓缓。这孩子心气高，你不让他自己想通，谁劝都没用。”
“都七天了，”王桂兰声音发颤，“就第一天晚上出来上了趟茅房，第二天早上喝了半碗水，往后连门都不出了。你说他会不会……”
“别瞎想。”李长河打断她，“咱儿子不是那种人。”
他说得笃定，可自己心里也没底。
李建国是他们李家沟这么多年头一个读完高中的娃。三年前考上县一中的时候，整个村子都轰动了。村长老赵头专门在广播里喊了一嗓子，说李家沟出了个秀才，全村人都跟着脸上有光。
三年了，李长河和王桂兰省吃俭用，把能卖的都卖了，就供这一个儿子读书。家里的老母猪下崽都不敢全卖了，得留两头大的到年底换钱，留着给建国凑学费。王桂兰的嫁妆——那对银镯子，去年也当了。
李建国也争气，在县一中成绩一直排在前头。每次回来都带奖状，墙上都快贴不下了。王桂兰说留着，等你考上大学，咱家就贴满一屋子奖状。
高考前那个月，李建国瘦了快二十斤。王桂兰去看过他一次，看见儿子趴在书堆后面，脸色蜡黄，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嘴唇干裂出了血。她当时就红了眼眶，把带来的鸡蛋和腊肉塞给他，说别太拼了，身体要紧。
李建国笑笑说没事妈，等我考上大学，您和爸就不用再受累了。
王桂兰走的时候在汽车上哭了一路。
高考那三天，李长河专门歇了工，骑着自行车到县城，在学校门口蹲了三天。他不进去，就在门口等着，怕给儿子压力。考完最后一科，李建国从考场出来，脸色苍白，眼神发直。
李长河迎上去，小心翼翼地问：“咋样？”
李建国没说话，摇了摇头。
李长河心里咯噔一下，嘴上却说：“没事没事，考完就好，走，爸带你去吃碗面。”
李建国还是摇头，说想回家。
那天回去的班车上，李建国一句话都没说。李长河坐在他旁边，看见儿子一直望着窗外，手攥着书包带子，指节发白。
成绩出来那天，李建国把自己关在屋里，到现在都没出来。
第二章
第七天的夜里，下了一场暴雨。
雷声轰隆隆地滚过来，闪电把整个院子照得雪亮。王桂兰被雷声惊醒，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儿子的门。
门还是关着。
她披了件衣服站在堂屋里，听着外面的雨声和雷声，心揪成一团。李长河也起来了，两口子就那么站在昏暗的堂屋里，谁也不说话。
忽然，东屋的门响了一声。
两个人同时看过去，心提到了嗓子眼。
门开了一条缝，李建国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妈，有水吗？”
王桂兰差点哭出来，连忙说：“有有有，你等着，妈给你倒。”
她手忙脚乱地倒了碗水端过去，门缝里伸出一只手，瘦得皮包骨，指甲缝里都是黑的。那手接过碗缩回去，门又关上了。
过了一会儿，碗从门缝底下推出来，干干净净的，连碗底的水渍都没剩下。
王桂兰蹲下去捡碗，看见碗边上有几道深深的血痕——那是指甲掐进木头留下的痕迹。她捧着碗，眼泪终于止不住了，蹲在门口无声地哭。
李长河走过来，把妻子拉起来，低声说：“能喝水了，说明缓过来了，别哭了。”
第二天早上，王桂兰又煮了粥，这回加了几粒红枣。她把碗放在门口，敲了敲门：“建国，粥放门口了。”
过了一会儿，门又开了一条缝，碗被端进去了。
王桂兰站在灶房门口，看见碗被端进去的那一瞬，觉得自己活了七天的心终于重新开始跳了。
她不知道的是，李建国在屋里对着那碗粥发了很久的呆。
这间屋子他已经待了七天。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屋里闷热得像蒸笼，空气里全是汗味和一种说不出的酸腐气息。床上的被子揉成一团，枕头被眼泪和汗水浸得发黄发硬。墙角堆着高考前带回来的书和笔记，散了一地，有的被撕了，有的被踩过，皱巴巴的。
李建国盘腿坐在床上，身上的背心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头发乱得像鸡窝，胡子拉碴的，整个人瘦脱了相。
他端起粥碗，红枣粥的香气钻进鼻子里，他忽然觉得胃里翻涌了一下——不是恶心，是饥饿。那种从骨头缝里钻出来的、几乎要把人吞噬的饥饿。
他喝了一口，温热的粥滑过喉咙，烫得他眼睛一酸。
然后又一口，又一口。
一碗粥很快就见了底，他把碗放下，舔了舔嘴唇，觉得还能再吃三碗。可他没有出去，也没有叫妈再盛一碗。
他就那么坐着，看着自己骨节突出的双手，想起了七天前那个下午。
他是在镇上的邮局看到成绩的。那时候邮局门口贴了一张大红纸，上面写着全县高考成绩前两百名的名单。他挤在人群里，从第一个名字往下找，找了一遍，没有找到自己。又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他不信。
他找了第三遍，第四遍，第五遍。
最后他终于确认了，那上面没有李建国三个字。
他不知道自己是怎样从邮局走出来的。七月的太阳毒辣辣地晒着，他觉得浑身发冷。他沿着公路走了很久，一直走到村口，在村口的老槐树下坐了一个多小时，才起身回家。
走进院门的时候，王桂兰正在院子里晾衣服，看见他就笑了：“回来了？饿了吧？妈给你下面条。”
他嗯了一声，走进东屋，关上门，把脸埋在枕头里，眼泪终于流了出来。
他想不明白。
他明明那么努力了。最后那个月，他每天只睡四个小时，做了上百套卷子，把课本翻得起了毛边。他的模拟考成绩一直在全校前二十名，老师说正常发挥，考个大学没问题。
可是高考那三天，他失眠了两天。
第一天考语文，他进考场的时候手都是抖的。卷子发下来，他盯着第一道题看了十分钟，脑子里一片空白。那些平时倒背如流的东西，忽然全部消失了，像是有人把他的脑子清空了一样。
他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可是越急越乱，越乱越急。等到交卷铃响的时候，他作文才写了一半。
后面的几科，他几乎是咬着牙考完的。每一科考完，他都知道自己考砸了。那种感觉太清晰了——就像是盖房子，你知道哪块砖没砌好，哪根梁没放正，你知道这房子迟早要塌。
果然塌了。
他把自己关在屋里，不说话，不吃东西，不睡觉。他就那么躺在床上，一遍一遍地回想高考那三天，每一道他答错的题，每一个他写错的字，每一次他手抖得握不住笔的时刻。
他想，如果那个选择题他没改答案就好了。如果作文不偏题就好了。如果数学最后一道大题他时间够就好了。如果如果如果——无数的如果像苍蝇一样嗡嗡嗡地围着他转，他赶不走，也逃不掉。
第七天的时候，他忽然想通了。
不是想通了以后怎么办，而是想通了一件事：他真的落榜了。
这个念头像一根针，扎进他的心脏，又慢慢抽出来，留下一个看不见的伤口。那个伤口不会流血，但是会一直疼，疼到他这辈子都忘不了。
第三章
第八天，太阳照常升起。
李建国在屋里听到了院门被推开的声音，然后是母亲王桂兰的声音：“您找谁？”
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来：“请问这是李建国家吗？我是他的班主任，姓周。”
李建国猛地从床上坐起来。
周老师？
他冲到窗边，把窗帘拉开一条缝，眯着眼睛往外看。强烈的阳光刺得他眼睛疼，但他还是看清了院门口站着的那个人。
中等个头，穿着白衬衫，胳膊底下夹着一个黑色的人造革提包，头上全是汗，衬衫后背湿了一大片。那不是周老师是谁？
李建国的心猛地揪紧了，他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想躲回去，可是脚像是钉在了地上，一步都挪不动。
王桂兰显然也被这个突然到来的客人惊到了，愣了一瞬才反应过来，连忙招呼：“哎呀是周老师啊，快进来快进来，这大热天的，您怎么来了？”
周老师一边往里走一边擦汗，笑着说：“不请自来，打扰了。我是来看看建国的，他这段时间还好吧？”
这话一出，王桂兰的笑容僵在脸上，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周老师看到她的表情，什么都明白了。他沉默了一瞬，说：“我骑了三十里路过来，能不能让我先喝口水？”
“能能能，”王桂兰连忙说，“您先坐，我去给您倒水。”
李长河这时候也从灶房出来了，他刚端着碗蹲在灶房门口吃早饭，听到动静放下碗就过来了。他上下打量了一下周老师，伸出手：“周老师，辛苦您了，这么大老远的。”
周老师握住他的手，诚恳地说：“建国是个好学生，我来看看他。”
李长河点点头，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什么都没说，转身朝东屋看了一眼。
那扇门还是关着的。
周老师坐在院子里的石凳上，接过王桂兰递来的凉白开，一口气喝了三碗。喝完他把碗放下，长长地吁了口气，说：“这天儿是真热。”
王桂兰站在一旁，搓着手，不知道该说什么。她想问问儿子的情况，又怕听到不好的消息。她想谢谢周老师大老远跑来，话到嘴边又说不出来。她就那么站着，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着。
周老师抬头看了她一眼，温和地说：“嫂子，您别着急，我先跟建国说说话。”
他站起来，整了整衬衫，朝东屋走过去。
走到门口，他没有敲门，也没有推门，就那么站了一会儿，然后开口了：“建国，是我，周老师。”
屋里没有声音。
“我知道你在里面，”周老师的声音不大，但是很清晰，“我今天骑了三十里山路过来，屁股都磨破了，你总得让我见一面吧。”
李长河站在院子里听到这话，嘴角动了一下，不知道该笑还是该怎么样。
屋里还是没有声音。
周老师等了一会儿，又说：“你不开门也行，那咱们就这么说。我今天来，不是来劝你的，也不是来安慰你的，我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
他顿了顿，声音忽然低了下去：“那年我高考，也落榜了。”
院子里一下子安静了。
蝉鸣忽然变得很远，远得像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王桂兰愣住了，李长河也愣住了。
东屋的门后，李建国靠在墙上，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身体猛地一僵。
“我考了两年，”周老师继续说，声音平静得像在讲别人的故事，“第一年差八分，第二年差三分。第三年我不想考了，我爸把家里的牛卖了，说你再考一年，考不上就算了。第三年我考上了，师专，不是什么好学校，但好歹是个大学。”
他停了一下，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点上。这是他这辈子第一次在李建国面前抽烟。
“我教了十二年书，送走了七届毕业班。你是第八届。”他吸了口烟，烟雾在七月的阳光下慢慢散开，“每一届都有落榜的，每一届都有哭的、闹的、把自己关屋里的。但你是第一个让我骑三十里山路来看的。”
他转过身，在门框上坐下来，背靠着门板，仰头看着院子里的槐树。
“你知道为什么吗？”他问。
门后没有回答。
“因为你是这些年里，唯一一个让我想起当年自己的学生。”周老师说，“一模一样的倔，一模一样的拼命，一模一样的……输不起。”
他把烟掐灭在鞋底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
“行了，话我说完了。你开不开门随你，反正我来了，见不见是你的事。”他说完转身就往院门口走。
王桂兰急了，追上去说：“周老师，您这就要走啊？吃了饭再走吧，我这就去做。”
“不用了嫂子，”周老师摆摆手，“我下午还有课，得赶回去。”
他走到院门口，忽然又停下来，回过头朝东屋的方向看了一眼。阳光照在他脸上，他的表情很平静，但眼睛里有一种东西，让王桂兰看了心里发酸。
“建国，”他最后说了一句，“你要是想复读，明年报名的时候来找我。名额我给你留着。”
说完他推开门走了出去，白衬衫的背影很快消失在村道的拐弯处。
王桂兰站在院门口，望着那个方向，眼泪又下来了。
她转身走回院子，忽然听到身后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
她猛地回头。
东屋的门，开了。
李建国站在门口，瘦得像一根竹竿，头发乱糟糟的，眼睛红肿，嘴唇上全是干裂的血口子。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背心，大裤衩，光着脚，整个人像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又像从灰堆里爬出来的。
他靠在门框上，眯着眼睛看着外面刺眼的阳光，脸上的表情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王桂兰张了张嘴，喊了一声“建国”，声音就哑了。
李建国看了他妈一眼，嘴唇动了动，说了一句让王桂兰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妈，我饿。”
第四章
那天中午，王桂兰做了满满一桌子菜。
腊肉炒蒜薹，韭菜炒鸡蛋，凉拌黄瓜，还有一碗西红柿蛋花汤。她把家里能拿出来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连准备过年吃的腊肉都切了一大半。
李建国坐在桌前，端起碗的时候手还在抖。他吃了三碗米饭，把桌上的菜吃得干干净净。王桂兰怕他吃撑了，一直说慢点慢点，他嘴里塞着饭含混地说没事。
李长河坐在对面，端着酒杯一口一口地抿，没怎么吃菜，一直看着儿子。他没说什么话，但眼眶一直是红的。
吃完饭，李建国去灶房打了盆水，从头到脚把自己洗了一遍。他换上干净的衣裳，把那件穿了一个星期的背心和裤衩泡在盆里，蹲在院子里搓了半天。
王桂兰要帮他洗，他说不用。
洗完了，他坐在院子里那棵槐树下，仰头看着透过树叶洒下来的光斑，发了好一会儿呆。
然后他站起来，对李长河说：“爸，我想好了，我要复读。”
李长河手里的酒杯顿了一下。
“周老师说名额给我留着，”李建国说，声音还有些沙哑，但语气是这些天以来头一次有了力气，“我想再试一次。”
李长河沉默了很久，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说了一个字：“好。”
王桂兰在旁边擦了擦眼睛，转身就去了灶房。她翻出那个装钱的小布包，把里面的钱全部倒出来，一张一张地数。两块、五块、一块、五毛，加起来不到四十块钱。
她把这些钱整好，用一块蓝布包起来，压在枕头底下，然后出门去找邻居张婶了。
张婶家条件好，男人在镇上供销社上班。王桂兰去找她借了五十块钱，张婶二话没说就给了，说建国这孩子有出息，借多少都行。
王桂兰攥着那五十块钱往回走，一路上遇见村里人，有人问起建国的事，她就说孩子想复读，明年再考。有人说好，有人说都考一次了还考啥，早点找个活干算了。王桂兰笑笑没接话，心里想着不管别人怎么说，只要儿子想读，砸锅卖铁也供。
回到家里，李建国已经把自己那间屋子收拾干净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地上的书和笔记重新整理好，窗户打开了，新鲜的空气涌进来，带着院子里槐树叶子被太阳晒过的味道。
他把那些被自己撕破的书和卷子都捡起来，用浆糊一张一张地粘好。有些地方撕得太碎，拼不回去了，他就找同学抄来的笔记对照着补上。他坐在桌前，从下午一直忙到天黑，煤油灯的光把他的影子投在墙上，忽大忽小。
王桂兰端着碗进来的时候，看见他趴在桌上，正对着一本数学书看。
“先吃饭吧，”她把碗放下，看了一眼桌上的东西，犹豫了一下，说，“建国，那个……你周老师来，妈也没给人包个红包，你说要不要……”
“不用，”李建国头都没抬，“周老师不是那种人。”
王桂兰哦了一声，站了一会儿，出去了。
李建国确实没在看书。他盯着那页数学题看了快半个小时了，一个字都没看进去。他的脑子里全是周老师说的那些话。
“那年我高考，也落榜了。”
“你是这些年里，唯一一个让我想起当年自己的学生。”
“一模一样的倔，一模一样的拼命，一模一样的输不起。”
李建国把脸埋进掌心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又慢慢地吐出来。他想起周老师在门框上坐着抽烟的样子，想起他说“屁股都磨破了”时那种平淡的语气，想起他转身离开时白衬衫被汗水湿透的后背。
三十里山路。
他骑了三十里山路，就为了来说这几句话。
李建国忽然觉得鼻子一酸，有什么东西堵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他使劲眨了眨眼，把那点湿意逼了回去，重新拿起笔，在草稿纸上写下了一行字：
“明年，一定要考上。”
第五章
复读的事很快就定了下来。
八月中旬，李建国收拾好行李，搭上了去县城的班车。王桂兰送他到村口，往他包里塞了一罐咸菜和十几个煮鸡蛋，反复叮嘱他注意身体，别太累。李建国一一应了，上车后坐在靠窗的位置，朝她挥了挥手。
班车发动的时候，他看见母亲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一个点，消失在扬起的尘土里。
他在心里说：妈，明年我一定让你骄傲。
到县城后，他先去了学校找周老师。
周老师正在办公室批改作业，看到李建国站在门口，抬眼看了他一下，说：“进来吧。”
李建国走进去，喊了一声“周老师”，然后就不知道说什么了。
周老师放下红笔，靠在椅背上，上下打量了他一番，说：“瘦了，不过精神头还行。复读的事你爸同意了？”
“同意了。”
“学费呢？凑齐了没有？”
李建国犹豫了一下，说：“凑了大部分，还差一点。”
周老师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到桌子边上：“这是五十块钱，你先拿去交学费。不用急着还，等你考上大学再说。”
李建国看着那个信封，嘴唇哆嗦了一下，想说不要，又说不出口。他知道家里的情况，爸妈为了凑复读的学费，已经把今年的粮食预卖出去了大半。这五十块钱，对他们家来说是一笔巨款。
“拿着，”周老师把信封往前推了推，“别跟我客气。你要真觉得过意不去，就好好学，明年考个好成绩，比什么都强。”
李建国伸出微微颤抖的手，把信封拿起来，攥在手心里，低低地说了一声：“谢谢周老师。”
“去吧，”周老师重新拿起红笔，“明天开始上课，别迟到。”
李建国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的时候，忽然停下来，转过身，对着周老师深深地鞠了一躬。
周老师手里的红笔顿了一下，然后继续批改作业，头都没抬。
李建国走出办公室的时候，眼泪终于掉了下来。他用手背狠狠地擦了一把，快步走出了校门。
复读的日子比高三还要苦。
早上五点半起床，晚上十一点半熄灯，中间除了吃饭和上厕所，几乎所有的时间都在学习。李建国把自己逼得很紧，紧到同宿舍的人都觉得他疯了。
他给自己定了规矩：每天做三套数学卷子，两套英语卷子，语文和政治轮流做。做错的题全部抄在错题本上，反复做，直到再也不会错为止。他把历史事件的时间线抄了十几遍，贴在床头的墙上，每天睡觉前看一遍，醒来第一件事也是看一遍。
九月的天气还很热，教室里没有风扇，四十多个人挤在一起，空气里全是汗味和风油精的味道。李建国的后背长满了痱子，又痒又疼，他咬着牙不去挠，实在受不了就跑到水龙头底下冲一下，湿着衣服回来继续学。
十月份的时候，他感冒了一次，发高烧到三十九度。周老师让他回去休息，他摇头说不用，吃了两片退烧药继续坐在教室里。周老师看了他一眼，没再说什么，但下午的时候给他端了一碗姜汤过来，放在他桌上就走了。
李建国端起那碗姜汤，烫得直吸气，还是慢慢喝完了。喝完觉得浑身发热，出了一身大汗，烧倒是退了大半。
十一月的县城已经很冷了，教室里没有暖气，他们就用墨水瓶做成小煤油灯，一边烤火一边看书。李建国的双手冻得全是裂口，写字的时候一用力就流血，他就用胶布缠上继续写。
有一次他正在做题，忽然发现手上的胶布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血滴在卷子上，洇开了一朵暗红色的小花。他盯着那朵“花”看了几秒钟，用袖子擦掉，继续做题。
十二月的时候，他收到了母亲托人捎来的棉袄和一双新棉鞋。棉袄是旧的，但是洗得很干净，还带着阳光晒过的味道。棉鞋是新的，针脚密密麻麻的，一看就知道做了很久。
李建国把棉袄穿上，棉鞋套上，在宿舍里走了两步，觉得浑身上下都暖和了。他把那双旧棉鞋脱下来，仔细地收好，放在枕头底下。
夜里躺在床上，他摸着枕头底下那双棉鞋粗糙的鞋面，想起了母亲在煤油灯下纳鞋底的样子。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因为常年泡在水里而肿大变形，但她纳的鞋底总是又密又匀，比缝纫机走得还好看。
他想起了父亲，想起了那个蹲在灶房门口喝凉水的沉默的男人。父亲从来不说想他，从来不问他累不累，但每次托人捎东西来，都会夹一张小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吃好。”
就两个字，从不写别的。
李建国把被子蒙在头上，在黑暗中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第六章
一九八五年七月，高考如期而至。
这一次，李建国没有失眠。
考试前的那天晚上，他破天荒地没有熬夜，洗了个热水澡，九点钟就上了床。他躺在宿舍的床上，听着窗外传来的虫鸣声，在心里把各科的重点过了一遍，然后强迫自己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去年这个时候的自己，想起了那个把自己关在屋里七天的少年，想起了母亲站在门外小心翼翼放碗的样子，想起了父亲蹲在灶房门口沉默的背影，想起了周老师骑了三十里山路赶来、在门框上坐着抽烟说的那些话。
他想起了那碗红枣粥，想起了那个五十块钱的信封，想起了那双针脚密密麻麻的棉鞋。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在心里说：这一次，我不会让你们失望。
第二天早上，他起了个大早，去食堂吃了两个馒头一碗粥，然后检查了一遍考试用品：准考证、笔、尺子、橡皮，一样不少。他深吸一口气，朝考场走去。
进考场的时候，他在门口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
周老师站在教学楼下面的花坛边上，正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眼，周老师没有说话，只是朝他点了点头。
李建国也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了考场。
卷子发下来，他的手没有抖。
他先通览了一遍全卷，然后深吸一口气，开始答题。这一次，他的脑子很清楚，每一个知识点都像是刻在骨头里一样，信手拈来。他做题的速度很快，但每一个步骤都写得很仔细，不该丢的分一分都不丢。
语文考完，他觉得自己发挥得不错，作文写得很顺手。
数学考完，他检查了三遍，确定没有低级错误。
英语、政治、历史，一科一科地考下来，每一科他都在心里给自己打了个分。他知道，这一次，和去年不一样了。
最后一科考完，他从考场出来，阳光正好照在脸上。他眯着眼睛，站在教学楼前的台阶上，看着操场上三三两两的人群，忽然觉得这一年所有的苦和累，都在这一刻值了。
周老师又站在花坛边上，看到他出来，走过来问：“怎么样？”
李建国想了想，说：“应该能行。”
周老师看着他，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一个几乎可以称之为“笑”的表情。他拍了拍李建国的肩膀，说：“那就好。回去好好休息，等成绩。”
李建国点点头，忽然问了一句：“周老师，你当年知道考上的时候，是什么感觉？”
周老师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这次是真的笑了。他说：“没什么感觉，就想着终于能给我爸一个交代了。”
李建国听了这话，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他想起了自己的父亲。
第七章
成绩出来那天，李建国在镇上的邮局里。
和去年一模一样的地方，一模一样的红纸，一模一样拥挤的人群。
但他这一次没有挤进去。
他站在人群外面，等着里面的人一个一个散去。他听到有人在欢呼，有人在叹气，有人拍着大腿说就差两分，有人抱着旁边的人又哭又笑。
他站在那里，心跳得很快，快到他觉得心脏要从嗓子眼里蹦出来。
终于，人群散得差不多了，他走上前去，目光从红纸的顶端往下扫。
第一个，不是。
第二个，不是。
第三个，不是。
他的手开始发抖了。
他告诉自己冷静，继续往下看。第五个，第七个，第十个，第十五个……
第十八个。
李建国，总分五百三十一分，超本科线四十二分。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足足有两分钟，一个字一个字地读了一遍又一遍。李建国，总分五百三十一分，超本科线四十二分。
李建国。
五百三十一分。
超本科线四十二分。
他把这三个信息在脑子里反复确认了十几遍，然后慢慢地、慢慢地蹲了下去。
他蹲在邮局门口的水泥地上，把脸埋进膝盖里，肩膀一耸一耸的，哭得像个孩子。
旁边有人走过来问他怎么了，他摇摇头说不出话。
他哭了很久，久到腿都蹲麻了。然后他站起来，用袖子擦了把脸，走到柜台前，说要打个电话。
那时候打电话是个稀罕事，镇上的邮局只有一部电话，打长途还得排队。他等了一会儿，轮到他了，他拿起话筒，手还在抖。
接线员问他要哪里，他说李家沟村委。
等了大概十几分钟，电话接通了，那头是村长老赵头的声音：“喂，哪个？”
李建国说：“赵叔，是我，建国。”
“建国啊？咋了？成绩出来了？”
“出来了，”李建国深吸一口气，声音还在抖，“赵叔，麻烦您跟我爸妈说一声，我考上了，五百三十一分，超本科线四十二分。”
电话那头安静了两秒钟，然后老赵头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得整个邮局都能听见：“啥？你说啥？考上了？五百多分？哎呀我的老天爷啊！建国你等着，我这就去喊你爸你妈！你等着啊！”
然后就是一阵乒乒乓乓的声音，大概是老赵头扔下电话跑了出去。
李建国握着话筒站在那里，听到电话那头传来嘈杂的声音，有人在喊，有人在笑，有人在叫好。他的眼泪又下来了，这回他不想擦了。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气喘吁吁的声音，是王桂兰。
“建国？建国是你吗？”
“妈，是我。”
“听赵叔说你考上了？真的？你没骗妈？”
“真的，妈，我考上了。”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压抑的哭声，然后是王桂兰断断续续的声音：“好，好，妈就知道你行，妈就知道……”
她说不下去了，电话那头传来李长河的声音：“行了别哭了，让我跟儿子说两句。”
然后是一阵沉默。
“爸。”
“……好。”
就一个字，和那些纸条上写的一模一样。但李建国听出来了，那个“好”字的尾音是颤的，像是有人在使劲忍着什么。
李建国握着话筒，叫了一声“爸”，然后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
那天下午，他搭班车回了家。
车还没到村口，远远地就看见老槐树下站了一堆人。车停了，他拎着包下来，还没站稳，就被人群围住了。
王桂兰第一个冲上来，一把抱住他，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李长河站在旁边，没过来，但眼眶红红的，嘴角不停地抽动。村里人七嘴八舌地说着恭喜的话，老赵头嗓门最大，说咱李家沟终于出了个大学生了，明天就放鞭炮。
李建国被母亲抱着，被乡亲们围着，心里翻涌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他想笑，可是眼泪止不住地流。他想哭，可是嘴角又忍不住往上翘。
他忽然在人群里看到了一个人。
那人站在人群外面，靠着一辆破旧的二八大杠自行车，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手里夹着一根烟，正笑吟吟地看着这边。
周老师。
李建国的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他挣开母亲的手，朝那个人跑过去。
他跑到周老师面前，站定了，张了张嘴，想说谢谢，想说老师我考上了，想说好多好多话，可是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他就那么站在周老师面前，哭得像个三岁的孩子。
周老师把烟掐灭了，伸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说了一句：“行了，别哭了，一个大男人哭成这样像什么话。”
然后他自己也红了眼眶。
第八章
那年九月，李建国去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他没有报那些更“有出息”的学校，报了师范，报了中文系。通知书下来的时候，周老师专门骑自行车到李家沟来看了一眼，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抬头看了李建国一眼。
“师专？”
“师大。”李建国纠正他。
“能上本科线，你报师大？”周老师皱着眉头，“你这分数能报更好的学校。”
李建国笑了笑，说：“我就想当老师。”
周老师盯着他看了好一会儿，嘴唇动了动，最后什么都没说，把通知书还给他，转身推着自行车走了。
走了几步又停下来，背对着他站了一会儿，然后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好好学，以后回来教书。”
李建国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好。”
他读大学那四年，是家里最苦的四年，也是他这辈子最拼的四年。
学费靠贷款，生活费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他在学校图书馆整理过书架，在食堂洗过碗，在校门口的小饭馆端过盘子，暑假的时候还去工地上搬过砖。能干的活他都干过，能省的钱他都省了，四年下来，他没跟家里要过一分钱。
每个学期结束，他都会带着一张全优的成绩单和一张奖学金证书回家。王桂兰把那些证书贴在堂屋的墙上，和高中时代的奖状并排贴在一起。她说到做到，墙上真的快贴满了。
每次回家，他都会去看周老师。
周老师还是老样子，穿洗得发白的衬衫，抽便宜的烟，骑那辆破旧的二八大杠。他的头发白了一些，脸上的皱纹深了一些，但说话的语气和神态一点都没变。
每次见面，周老师都会问他学习怎么样，他说挺好的，周老师就点点头说那就好。然后两个人就没话说了，就那么坐着，喝茶，抽烟，沉默。
但李建国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男人，是这辈子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
一九八九年夏天，李建国大学毕业。
他没有留在省城，没有去待遇更好的重点中学，他回到了县城，回到了那所他读了四年高中、复读了一年的县一中。
他去找周老师报到的那天，周老师正在办公室里批改作业。看到他推门进来，周老师手里的红笔顿了一下，然后放下笔，靠在椅背上，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回来了？”
“回来了。”
“分到哪个学校了？”
“就这，县一中。”
周老师沉默了几秒钟，然后嘴角慢慢翘起来，露出一个李建国见过很多次的笑。
“行，”周老师站起来，走到他面前，伸出手，“以后就是同事了，李老师。”
李建国握住那只手，粗糙的、布满老茧的、捏了十几年粉笔的手，握得很紧。
“周老师，”他说，“以后请多关照。”
第九章
李建国教书的第一年，就当了班主任。
他带的班是高二文科班，四十多个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和他当年一样，靠读书改变命运是唯一的出路。
他每天早上六点到学校，晚上十一点才走。他把每一个学生的情况都摸得清清楚楚，谁家里困难，谁偏科严重，谁最近状态不好，他都记在一个小本子上，一个一个地想办法解决。
他给班上的学生定了规矩：不许因为家里穷就不吃饭，不许因为成绩差就放弃，不许因为别人说什么就动摇。他说你们现在吃的苦我都吃过，你们现在走的路我都走过，我告诉你们，这条路走得通，只要你们不放弃，就一定能走到头。
有个叫张小军的男生，家里特别困难，父亲残疾，母亲一个人种地养活四个孩子。张小军成绩很好，但高二上学期的时候忽然说要退学，说不想读了，想出去打工。
李建国骑着自行车，跑了二十多里山路，找到了张小军的家。
那是一间土坯房，墙上裂了好几道缝，屋顶上的瓦片缺了一半，用油毛毡和塑料布盖着。张小军的母亲正在院子里剁猪草，看到李建国来了，愣了一下，然后连忙站起来，在围裙上擦了擦手，说您是老师吧，快进屋坐。
李建国进了屋，看到张小军坐在灶台后面烧火，脸上全是灰。看到李建国，他低下头，不说话。
李建国没有劝他，也没有批评他，他在灶台边坐下来，帮张小军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然后说了一句让张小军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他说：“我当年也差点没读下去。是我的班主任骑了三十里山路来看我，我才重新回去读书的。后来我考上了大学，当了老师。你现在的情况比我还难，但我不希望你走我差点走错的那条路。”
张小军低着头，眼泪一滴一滴地掉在灶膛前的灰堆里，噗噗地响。
李建国从口袋里掏出一百块钱，放在灶台上，说：“学费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只管回去读书。你妈一个人供你们四个不容易，你好好读书，考上大学，就是对她最大的回报。”
张小军抬起头，满脸是泪，喊了一声“李老师”，就再也说不出话了。
那天李建国从张小军家出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骑着自行车在崎岖的山路上往回走，夜风吹在脸上，凉飕飕的。他忽然想起了很多年前，周老师骑了三十里山路去他家找他，也是这样黑的天，这样难走的路。
他忽然明白了周老师当年为什么要去。
不是为了劝他回去读书，不是为了那五十块钱，甚至不是为了那份师生情谊。
是因为周老师在他身上看到了自己。
是因为一个人在最难的时候，需要的不是大道理，不是同情，不是安慰，而是有一个人愿意翻山越岭地走过来，站在你门口，告诉你：我也走过这条路，我懂你，我在这里。
仅此而已。
第十章
张小军后来考上了大学，是那一年他们班上考得最好的一个。
录取通知书下来的那天，张小军跑到学校来找李建国，手里举着那张纸，在走廊里就喊起来了：“李老师！李老师！我考上了！”
李建国正在办公室里备课，听到声音走出来，看到张小军满脸通红、气喘吁吁地站在走廊上，手里那张录取通知书被攥得皱巴巴的。
李建国接过来看了一眼，是省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和他当年一模一样。
他抬起头，看着张小军，忽然笑了。那种笑不是客气，不是礼貌，而是一种从心底深处涌上来的、滚烫的、几乎要溢出来的笑。
他说：“好，好，好。”
张小军看着他，眼泪哗地就下来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头。李建国赶紧把他拉起来，说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
张小军不起来，跪在地上说：“李老师，要不是你当年去我家找我，我早就出去打工了。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你的恩情。”
李建国蹲下来，和他平视，认真地说：“你不用记我的恩情，你以后也去当老师，也去帮那些和你一样的学生，这就够了。”
张小军愣了一下，然后使劲点了点头。
那年九月，张小军去了省城的师范大学。
走之前他来跟李建国告别，李建国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他。
张小军打开一看，里面是两百块钱。
“李老师，这我不能要……”
“拿着，”李建国把信封塞进他手里，“不是给你的，是借给你的，等你以后工作了再还我。”
张小军攥着那个信封，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李老师，我以后一定当一个像你一样的好老师。”
李建国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像我，要比我更好。”
张小军走了以后，李建国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
他打开抽屉，里面有一个旧信封，封面上用圆珠笔写着“李建国收”三个字，字迹已经有些模糊了。他抽出信封里的东西——一张发黄的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两个字：“吃好。”
那是父亲当年夹在包裹里的第一张纸条。
他后来又找到了母亲当年放粥碗的那个矮凳，老房子拆了，矮凳也不知道去了哪里。但那碗红枣粥的味道，他记了一辈子。
他还记得周老师当年坐在门框上抽烟的样子，记得他说“屁股都磨破了”时那种平淡的语气，记得他转身离开时白衬衫被汗水湿透的后背。
他想起那个五十块钱的信封，想起那个改变了他一生的下午。
他忽然很想见周老师。
第十一章
周老师那年已经五十八了，还在教书。
他的头发全白了，背也有些驼了，但那辆二八大杠还是那辆二八大杠，只不过更破了些，车铃铛早就掉了，刹车也不太灵了，但他还是骑着它上下班，风雨无阻。
李建国去找他的时候，他正在教室里上课。
李建国站在教室外面，透过窗户看进去，看到周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捏着半截粉笔，正在黑板上写板书。他的字还是那样，工工整整的，一笔一划都不马虎。
教室里坐着四十多个学生，有的在认真听讲，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偷偷看课外书。周老师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全班，没有点名批评任何人，只是继续讲他的课。
李建国看着这一幕，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三十年了。
周老师在这间教室里站了三十年，送走了多少届学生，他自己可能都记不清了。那些学生里，有考上了大学的，有落榜回家务农的，有出去打工的，有当官的，有经商的，有坐牢的，有已经不在人世的。
形形色色的人生，各种各样的命运，都曾经坐在这些破旧的课桌前，听过这个穿白衬衫的男人讲的那些课。
下课铃响了，周老师把粉笔头扔进粉笔盒里，拍了拍手上的灰，夹着教案走出来。看到李建国站在走廊上，他愣了一下，然后说：“你怎么来了？”
“来看看您，”李建国说，“周老师，晚上我请您吃饭。”
周老师摆摆手：“吃什么饭，浪费钱。走，去我办公室坐坐。”
他们坐在办公室里，像很多年前那样，喝茶，抽烟，沉默。
过了一会儿，周老师忽然开口了：“那个张小军，是不是你班上的？”
“是。”
“听说考上了？师范大学？”
“对，省师范大学。”
周老师点点头，抽了口烟，慢慢地说：“你那个班，今年考得不错。”
“还行。”
“何止还行，”周老师看了他一眼，“全县文科前五名，你班上占了三个。全校考上本科的文科生，一半是你班上的。你这个班主任当得不错。”
李建国笑了笑，没说话。
周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你比我有出息。”
李建国愣了一下，说：“周老师，您别这么说，要不是您当年……”
“行了，”周老师打断他，把烟掐灭了，“过去的事就别提了。你现在的学生，以后也会有比你更有出息的。一代比一代强，这是好事。”
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操场上来来往往的学生，沉默了很久。
“我明年退休了，”他忽然说。
李建国站起来，走到他身边，也看着窗外。
操场上，一群男生正在踢足球，尘土飞扬，喊声震天。几个女生手挽手走过，笑声清脆得像碎了一地的玻璃。梧桐树的叶子已经开始黄了，风一吹，哗啦啦地响。
“周老师，”李建国说，“您退休以后打算干什么？”
“还能干什么，”周老师笑了笑，“回老家种地。”
“您不打算再教几年？”
“不教了，”周老师说，“该让年轻人上了。”
李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周老师，我跟您说个事。”
“说。”
“我打算申请去下面乡镇的中学支教，去个两三年再回来。”
周老师转过身来看着他，目光复杂，有惊讶，有欣慰，也有一丝说不清的东西。
“你想好了？”
“想好了。”
“你老婆同意吗？”
“她支持我。”
周老师又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慢慢地点了点头。
“去吧，”他说，声音有些哑，“去那边好好教。那边的孩子，更需要好老师。”
他顿了顿，又说了一句：“三十里山路，不算远。”
李建国听到这话，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想起了一九八四年的那个七月，那个热得让人发疯的夏天，那个把自己关了七天的少年，那个骑了三十里山路赶来的男人。
他想起那扇紧闭的木门，想起门后那张发黄的纸条，想起那碗红枣粥，想起那个五十块钱的信封，想起那双针脚密密麻麻的棉鞋，想起父亲说的那个“好”字，想起母亲在村口老槐树下越来越小的身影。
他想起了一个人愿意翻山越岭地走过来，站在你门口，告诉你：我也走过这条路，我懂你，我在这里。
他想，这就是他这辈子要做的。
不是教出多少高分的学生，不是拿多少奖状和荣誉，而是当一个愿意翻山越岭的人。
当一个在别人最难的时候，愿意走过去、站在门口说一句“我懂你”的人。
尾声
一九八四年七月的那扇门，早就打开了。
但李建国知道，那扇门会一直开下去。
开给张小军，开给下一个张小军，开给每一个像当年的他一样、在最难的时候需要一个人翻山越岭走过来的人。
三十里山路，一代人走完了，下一代人接着走。
只要还有路，就总会有人走。
只要还有人走，就总会有人等在路的尽头，敞开那扇门，说一声——
进来吧，我懂你。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亲爱的读者朋友们，你的人生中是否也有一个“翻山越岭”来帮你的人？那个人是谁，他/她对你说过什么让你至今难忘的话？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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