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卢陶然 昆山、北京报道
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2025年全球气候状况》显示，2025年是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三个年份之一。由于温室气体排放导致大气和海洋持续变暖以及冰层融化，地球气候正处于有观测记录以来失衡最严重的状态。
当前，全球范围内的极端天气事件，包括酷暑、强降雨和热带气旋等，造成了破坏和灾难，暴露出经济和社会的脆弱。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古生态与人类适应团队首席科学家陈发虎是我国古气候与地理学领域的学者，推动了对东亚夏季风演变规律的系统认识。
近日，陈发虎在2026杜克国际会议上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从万年尺度来看，气候变化有着自然规律。在全球变暖背景下，未来我国北方将呈现“又暖又湿”的状态，整体降水增加，这将对农业生产、生态布局乃至国家粮食安全产生深远影响。他同时提醒，沿海城市需警惕海平面上升引发的盐水倒灌等生态安全风险，区域发展必须根据气候的空间差异性进行适应性调整。
青藏高原脆弱生态需要法律保护
《21世纪》：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正式实施，其内容新增了对青藏高原地区户外运动的监管条款，强调保护当地脆弱生态。如何看待这一法典的出台？青藏高原生态保护与发展如何平衡？
陈发虎：不同区域的生态系统类型和脆弱性各不相同。我国南方降水多、植被生长快，即便局部生态受到影响，恢复起来也相对容易。但青藏高原属于干旱、高寒区域，生态极其脆弱。
青藏高原生态环境多样，既存在高原面上东西向从森林到荒漠的生态环境空间变化，也存在从低海拔热带季雨林到高山冰雪的垂直地带性生态环境变化，但总体而言，青藏高原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年均温低，紫外线强，全年无霜期短，生态环境严酷。为适应严苛环境，许多高原植物进化出特殊的生存策略。高原主体的生态系统以草甸、草原、荒漠为主，食物链层级少，物种间依赖度高。若某一环节（如草甸）因干扰退化，整个食物链就可能“断裂”，且恢复周期相对较长。
我任所长期间，曾推动研究所几位科学家通过咨询建议的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支撑，指出青藏高原围栏建设影响动物通道，建议建立相应的保护体系，这些建议推动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建立。
事实上，有些破坏青藏高原生态的行为，其实是因为当事人缺乏环境保护的基本知识，也不了解相关法律，这说明我们的公众教育和专业教育还需要加强。
同时，对青藏高原户外运动的监管要避免“一刀切”，应当做到“放”与“收”相结合。我们需要制定详细的规则，明确哪些户外运动可以做、哪些不能做，通过法律和监管实现生态保护与户外运动的平衡。
掌握历史气候规律有助未来气候治理
《21世纪》：当下国际社会讨论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或ESG议题时，更关注未来情景，古气候研究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陈发虎：自然状态下的气候变化存在一定的规律。如果未来的边界条件与历史时期相近，那么历史规律就有可能仍然适用。掌握这些规律，能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气候发展趋势，对未来的气候治理具有重要价值。
根据气候演变规律、器测资料和古气候记录结果，过去五十年来我国夏季风减弱、北方经常出现干旱，但根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预测，在未来不同排放情景下，我国整体降水都会增加。过去“南涝北旱、北涝南旱”的空间模态可能会消失，转为整体增多的模式。在全球变暖背景下，北方将呈现“又暖又湿”的状态，这更有利于农业生产。
从气候韧性的角度看，历史记录显示，古人面对干旱、洪涝等气候灾害时，修筑堤坝、增加水利设施是最直接的应对措施。更重要的是，气候灾害往往会推动社会治理结构的调整。
例如，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文明，在浙江一带修建了大量防洪堤坝和灌溉设施，这项工程不是一两天能完成的，根据推测当时良渚都城有2万到3万人，整个区域约十几万人，才能够组织如此规模的工程，说明已经形成了层级化的管理体系。而面对约四千年前发生的大洪水，则需要组织大量人力进行应对，社会治理结构不得不随之改变。
应对未来的气候变化，同样需要更有力的社会组织结构。在这方面，我国的制度体系具有优越性。我认为，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世界范围内都可能需要进行治理结构的调整。
《21世纪》：要真正具备气候适应能力，还面临哪些关键挑战？
陈发虎：首先，科研能力必须跟得上。要理清气候变化带来的具体影响是什么，掌握背后的规律，这是应对气候变化的基础。
其次，要建立完善的监测与预测体系。在了解气候变化趋势之后，必须有配套的防护、监测和预测系统，才能提前做好应对准备。
第三，区域的管理体系以及财政、资源调动能力要相匹配。气候灾害往往不是全国性的，某一个区域发生灾害时，需要有相应的管理体系进行衔接，并能够调动全国资源予以支援。我国的优势正在于此，一旦某个地方发生灾害，能够集中全国的资源进行帮扶。
最后，要做好气候相关的教育工作，从专业教育到公众教育都要覆盖。让老百姓甚至高校学生都了解气候异常可能带来的社会危机，形成全民的知识体系，全社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根据气候的空间差异进行产业布局
《21世纪》：一万年来我国降水具体呈现出怎样的特征？
陈发虎：当前全球气候以变暖为主线发生剧烈变化，但实际上，历史上气候也经历过不同尺度上的波动。
首先，东亚夏季风主导了我国东部的降水格局，这是理解降水变化的核心。我国现代降水从南向北逐步减少，北方从东向西也逐步减少，这是东亚夏季风控制区降水的基本空间格局。东亚季风区降水也随时间变化，大约一万年前开始，东亚夏季风逐步增强，北方降水逐渐增多，距今8000-5000年间降水达到最大，随后又逐步减少，而南方降水变化与北方基本相反。这种降水的时空变化规律，在整个全新世（距今约1.17万年至今）间冰期都是存在的，成为我国东部季风区降水的典型模态。
总体来看，一万年来中国气候始终保持着“南涝北旱、北涝南旱”的空间模态。北方降水多的时期，长江流域偏旱；南方降水多甚至发生洪水的时期，北方则干旱。
具体到一万年至五千多年前，恰好是我国北方降水逐渐增多、南方降水逐渐减少的阶段，这一格局使得南北农业得以同步发展。南方开始驯化水稻，走向农业文明，以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为代表。约5300年前，良渚已形成拥有都城、具备国家雏形的文明，能够组织人力修建防洪堤坝，生产力水平很高。同一时期，北方也出现了大型聚落，黄河流域、辽河流域的文明都发展起来了。
《21世纪》：这样的研究结论，对当下气候治理有何启示？
陈发虎：可以说，气候的空间异质性在年代际尺度上一直存在，未来大概率也会持续。我国幅员辽阔，东西部之间、高原与其他区域之间的气候变化存在显著差异，只有充分认识和利用这种空间差异，才能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
具体而言，如果某个区域的气候条件变得更适合农业发展，比如降水增多、生态改善，我们就应充分利用该区域发展农业、提升生产力；而对于本就湿润、易发生洪水的区域，则不宜再布局工业和农业，以避免气候灾害的影响。关键在于根据气候的空间差异，进行空间布局的适应性调整，这对生态保护、经济和社会发展都有重要意义。
另外，全球变暖引发的海平面上升也不容忽视。海水倒灌，沿海地区必须修建相应的防护体系，否则像上海这样的城市会面临严峻挑战。上海等沿海城市大量依赖地下淡水资源，过去部分地区过度抽取地下水，导致淡水流失、盐水倒灌，原有供水系统无法使用，这是区域发展中需要警惕的生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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