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二年,唐太宗李世民下令修撰一本全国贵族排行榜,名字叫《氏族志》。

本来皇帝是想借着这个机会,把全天下谁最尊贵这件事的裁判权,收回皇家手里。结果等底下人把初稿呈上来一看,李世民当场破防了。

因为当时满朝文武公认的第一等贵族,压根不是他老李家这个皇族,而是山东的旧门阀——博陵崔氏。

李世民气到破音:“崔家这帮人,祖上确实阔过,但几代人都没有人在朝廷做大官了。他们既没实权,也没为大唐立过一寸功劳,全靠吃老本,甚至还靠着祖宗的招牌高价卖女儿敛财!全天下的老百姓凭什么这么盲目地崇拜他们?啊啊啊!”

李世民心里还有一个憋屈点,他手下那些跟着他出生入死,已经位极人臣的开国元勋们,人生最大的终极梦想,竟然是把女儿倒贴嫁给崔家卢家呀,哪怕男方只是个普通穷书生。

甚至连大唐的公主,这些几百年的旧贵族都极其嫌弃,私下里觉得皇室身上有“胡人的腥膻味”,不够高雅,不配跟他们结亲。

李世民一怒之下,亲自下场改稿,强行下旨把皇室李家排在第一,外戚排第二,把博陵崔氏强行贬为了第三等。这本经过皇帝亲手魔改的排行榜,最后收录了二百九十三个姓氏,颁行天下。

那么问题来了,在这场权力的博弈中,皇帝赢了吗?

从法律和强制力上看,李世民确实赢了,但在深层的社会心理结构中,卵用没有。

因为李世民虽然改了排行榜,却根本改不了民间根深蒂固的通婚规矩,这种门阀之间的婚姻市场依然坚挺无比。

到了唐高宗时期,当朝宰相李义府想给儿子求娶旧贵族的女儿,结果碰了一鼻子灰。堂堂宰相,为了儿子的婚事,竟然得动用国家机器,上奏皇帝强行限制这些家族内部通婚和收受彩礼。

甚至到了晚唐的唐文宗时期,皇帝还在无奈地感叹:“民间结婚根本不看你官多大,只看你家族的门第。我家当了二百年的天子,在老百姓眼里,竟然还不如崔家和卢家!”

为啥会这样?

因为李世民手里握着的,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政治资本,而崔、卢、王、谢这些传承了几百年的门阀世家,手里握着的是当时社会最高级别的“文化资本”。

他们不仅垄断了错综复杂的通婚网络和家族谱系,还垄断了对书法、诗词、丧葬礼仪,甚至是走路姿态和说话口音的“最高解释权”。

这种经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沉淀下来的家族格调,是李世民用刀剑和金钱在短时间内根本买不到的。

旧贵族正是用这种高傲的文化姿态,对皇权进行分庭抗礼,哪怕你主宰了全天下,在面对他们时,依然会在心底生出一丝“自己是个土鳖”的隐秘自卑。

李世民当年的憋屈,在二十世纪被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理论化了。布迪厄提了个概念,文化资本。他说,除了钱和权之外,决定一个人社会阶层的,还有一种极难获得的隐形资产。

这种隐形资产,最核心的表现就是刻在骨子里的气质、审美、行为举止,以及对复杂社交规则的那种天然的松弛感,布迪厄管这叫作惯习。

不仅如此,统治阶级会将自己偏爱的审美、礼仪和文化品味,伪装成全社会公认的好品味。底层的穷人不仅不反抗,反而发自内心地认同这种品味,并且因为自己达不到这种标准而感到自卑。

咱们回头看看今天的现代社会,就会发现,“文化资本”和“惯习”的壁垒,相比李世民时代,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现在的顶尖富豪和中产阶级,怎么着也要让孩子去学点又贵又冷门东西,啥马术击剑啊,冰球,或者是拉丁语。

真是为了锻炼身体或者陶冶情操吗?肯定不完全是嘛。

这是在构建一种排他性门槛,底层的孩子哪有机会学几十万一匹的马,也接触不到专业的冰球场。

当上流社会的圈子在酒会上极其松弛地聊着马术障碍赛的细节时,哪怕一个底层孩子考了托福满分,手里拿着清华北大的文凭,他也会因为插不进一句话而感到局促和自卑。

不仅是阶层之间存在这种不可调和的“惯习”冲突,就在咱们的普通家庭里,在面对老家的父母长辈时,这种冲突同样惨烈。

很多年轻人逢年过节回老家,总是会因为逼婚催生、工作选择等问题,跟父母吵得不可开交。试图用各种现代先进理念去说服他们,结果往往是自己气得半死,对方也委屈得不行。

为啥?因为没意识到,两代之间跨越的根本不是简单的代沟,而是宏大的“时代断层”。

中国在过去短短几十年的时间里,社会被极限压缩了。用几十年时间,从农业时代跨入工业时代,再狂奔进全球贸易时代、互联网时代,现在一只脚已经迈进了人工智能时代。

这个代际跃迁的速度太快了,在这个过程中,不是所有人一起立定跳远,跨越每一个时代。所以,今天社会出现了匪夷所思的折叠,当子女在饭桌上面对老家的父母时,你们相差的可能不是几十岁,而是三四个时代!

农业时代的人最怕饿肚子和变故,工业时代的人最信奉安稳和体制,而互联网和AI时代的人,每天都在面对技能折旧和信息爆炸。大家各自看到的世界天差地别,谁都会觉得对方荒唐可笑。

强如唐太宗李世民,坐拥天下,手握生杀大权,都无法在短时间内扭转那个时代的门第共识。今天一个年轻人,妄图去改写父母那长达三四代人,沉淀下来的底层认知和“惯习”,确实有点儿蜉蝣撼树,自讨苦吃。

很多时候,面对这种深深刻进骨子里的观念冲突,能坐下来谈的,是具体的家庭安排,比如过节买什么礼物,生病了去哪家医院。但根本没法谈的,是那些底层的价值判断:什么叫体面?什么叫成功?什么叫安全感?

说到底,李世民修改《氏族志》这个历史故事,很有点现实意义上的启发。

权力能修改明面上的制度,却改不了人们潜意识里的惯习。想要动摇一整个社会,甚至仅仅是一个家庭的深层共识,通常不是靠面红耳赤地吵赢对方,而是只能靠漫长的时间、代际的自然更替,以及生活方式的彻底大换血。

看清了这一点,会少很多无效的内耗,也会少很多“我怎么努力都改变不了他们”的委屈。因为很多东西,本来就不是靠谁咬牙切齿的努力,就能随便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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