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西路军最后一场大规模战斗——安西攻城战失利。
长期以来，不少史料都把此战的责任，算在参谋长李特头上。
直到多年后史料解密，李先念审阅相关材料时的一句话，才还原了历史真相。
他说：“安西是我决定打的，不能说责任在李特。”
1937年3月，石窝会议召开。
此时，两万余人的西路军已伤亡殆尽，仅剩三千余名将士。
部队弹尽粮绝，被马家军重兵围堵，已无正面决战的能力。
会议作出三项关键决定。
徐向前、陈昌浩返回延安，向党中央汇报情况。
成立西路军工作委员会，李先念负责军事指挥，李卓然负责政治领导。
剩余部队分编为三个支队，分散突围。
其中，李先念、程世才率领的左支队共1200余人。
这是三支队伍里，兵力最多、建制相对最完整的一支。
会后，马步芳调集数万兵力，在祁连山一带疯狂搜捕红军。
左支队只能向西突围，抵达石包城时，初步摆脱了追兵。
他们从当地牧民手中，获得了少量粮食和盐巴。
这是他们一个多月来，第一次得到补给。
1937年4月初，左支队抵达蘑菇台，兵力已锐减到不足900人。
持续行军过程中，又有三分之一的战士牺牲。
就在全军陷入困境时，中央发来了电报。
电报指示部队前往新疆，星星峡方向已安排接应人员。
只要绕过安西城直奔目的地，就能彻底脱离险境。
当时安西虽是马家军防区，但主力部队远在河西。
只要不主动攻城，左支队大概率可以安全过境。
安西县县长尹尚谦，得知红军入境的消息后，误以为红军要攻打县城。
当时安西城内，几乎没有正规守军。
尹尚谦做了两手准备。
他一边派湖北籍的刘永超前往红军驻地谈判，想用物资换取红军不攻城。
一边暗中派人，向肃州的马步康旅求援。
李特负责接待了谈判人员刘永超。
交谈中，刘永超透露，安西城内守军不足30人，近乎一座空城。
李特把这个情报，带回给了西路军工委。
工委立刻召开会议研判情况。
最终，李先念综合部队处境，作出了攻打安西的决定。
他的判断是，左支队虽疲惫，但800多兵力对阵数十名守军，胜算极大。
拿下县城，既能补充弹药和粮食，还能缴获马匹加快行军速度，为奔赴星星峡扫清障碍。
尹尚谦的求援信送出后，马步康立刻下令，让团长刘呈德率领两个营的骑兵驰援安西。
这支部队只用了不到15个小时，就进驻安西县城，完成了布防。
而左支队，对这个关键的敌情变化完全不知情。
1937年4月下旬，左支队向安西城发起进攻。
部队刚抵达城下，就遭到密集的火力阻击。
直到这时，将士们才发现，城内驻守的是马家军精锐部队，根本不是情报里的空城。
这场仓促发起的攻城战注定失败。
部队激战一夜，伤亡惨重，只能被迫撤退。
撤退途中，又遭到马家军骑兵追击百余里，两次被敌军包围。
红267团奉命阻击、掩护主力突围，最终只有40余人幸存。
此战过后，这支历经长征考验的红军骨干队伍，兵力损失过半。
长期以来，很多人都认为，此战失利是因为李特轻信了敌方的假情报。
但事实是，李特只负责接触敌情、传递情报。
最终拍板决定攻城的，是当时负责军事指挥的李先念。
李先念晚年审定李特相关史料时，主动把此战的全部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
他明确表示，发起安西之战是他的最终决定，和李特无关。
此战失利，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关键原因。
1937年4月中旬，延安为缓解左支队的压力，致电在西安的叶剑英，让他和顾祝同交涉，要求马家军停止追击。
电报里，明确提到了左支队将经敦煌前往新疆的行军路线。
这次善意的交涉，内容被顾祝同泄露给了马步芳。
马家军提前预判了红军的西进路线，提前完成了布防堵截。
这也是马家军骑兵能快速驰援安西的重要原因。
石窝分兵时，左支队有1200余人。
安西血战之后，队伍仅剩450余人。
幸存的将士最终顺利抵达星星峡。
他们后来在新疆学习装甲、航空、无线电等技术，成为了人民军队的骨干力量。
安西之战的失利，是历史的遗憾。
但李先念实事求是、主动担责的坦荡胸襟，和将士们血战到底的忠勇，共同铸就了西路军永不磨灭的精神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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