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4月，延安。
许世友正在酝酿一个足以改变一生的决定。
他要离开延安，去大巴山投奔当地的游击队。
他一心要投靠的那位游击队司令，当时已经被撤去所有职务，成了炊事班的一名普通炊事员。
如果这一步真的走成，开国上将的名单里，大概率就没有许世友了。
当时延安正在开展批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工作。
中央明确表态，张国焘的个人错误，绝不能牵连红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战士。
但实际执行中，出现了明显偏差。
部分同志把批判扩大化，甚至把红四方面军的征战历程，片面指责为“逃跑”。
这些说法，让许世友完全无法接受。
他是红四方面军一路拼杀出来的老将，当场在会场拍案而起，为战友和部队据理力争。
他也因此被推到了风口浪尖，被贴上了不该有的标签，心里满是委屈和愤懑。
没过多久，矛盾进一步激化。
保卫部门出于安全考虑，提议统一收缴部分人员的枪支。
这个正常的安全举措，在情绪激动的许世友眼里，成了专门针对红四方面军干部的做法。
这件事，彻底点燃了他离开延安的念头。
他立刻找了詹才芳、王建安等老战友商议。
他说，当初我们提着脑袋从敌人手里夺枪闹革命，现在枪要被收走，留在延安受委屈，不如换个地方重开战场。
几人商议后，许世友敲定了目的地：大巴山。
他要去找巴山游击队司令刘子才。
他觉得，凭自己的作战能力，加上红四方面军的老底子，肯定能在大巴山打开局面。
但他完全不知道，此时的刘子才，早就不是他印象里的那个指挥官了。
刘子才1912年出生，安徽六安人，农民家庭出身。
17岁参加六霍起义，从基层一步步成长为红军干部。
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前，在旺苍坝组建巴山游击队，留守川陕根据地。
刘子才被任命为游击队司令员。
游击队初创时只有600多人，都是红军的精锐分队。
主力出发前，又给队伍补充了特务连、500多支枪和20多名连级干部，底子十分扎实。
刘子才没上过军校，文化水平不高，但实战经验丰富。
短短一年，他就把队伍扩充到1200多人，鼎盛时期规模接近2000人。
这也是许世友认准要投奔他的核心原因。
就在许世友谋划出走的同时，刘子才和巴山游击队已经陷入了绝境。
红军主力离开后，刘子才带着队伍在大巴山和四川军阀周旋。
敌人实施封锁策略，强行迁移百姓，烧毁房屋农田，切断了游击队和群众的联系。
游击队没了补给来源，陷入弹尽粮绝的境地。
面对敌人的围剿，刘子才出现战术判断失误，接连打了败仗。
部队伤亡惨重，士气低落，队员们意见极大。
1936年5月，游击队召开会议复盘失利，认定刘子才负主要责任。
会议决定撤销他的司令员职务，由营长赵明恩接任。
刘子才接受了处分，放下指挥刀，拿起锅碗瓢盆，成了一名普通炊事员。
许世友的出走计划，最终被王建安及时上报给了组织。
参与谋划的20多名干部，全部被及时拦下。
经过组织的教育批评，所有人都认清了自己的错误。
许世友和毛主席深入交谈后，彻底解开了心结。
从此他一心跟党走，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
如果当年他真的到了大巴山，只会面对被重重围剿的游击队，和已经成了炊事员的刘子才。
别说打开革命局面，他大概率会陷入敌人的包围圈，生死难料。
赵明恩接任后，一度稳住了队伍的局面。
但敌强我弱的整体形势，始终没有改变。
1940年3月，游击队遭遇毁灭性打击，赵明恩突围时被叛徒杀害。
队伍打散后，刘子才一路乞讨辗转到沔县，以弹棉花为掩护联络失散队员，想要重建游击队。
但他最终被叛徒出卖，1940年被捕，同年在南江县城英勇就义。
国共合作后，中央多次派人联络巴山游击队，让他们前往延安汇合。
但赵明恩担心路上风险太大，选择继续坚守大巴山。
这支队伍最终没能改编为新四军，全军覆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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