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说我的情况吧。
我叫张丽华,今年六十三岁,退休前在省城的一家事业单位上班,干了三十多年的会计。三年前正式退下来,现在每个月退休金到手八千七百六十八块。
八千七百六十八。
这个数字,我说出来的时候心里其实是有点得意的。在我们那批退休的老同事里头,我算高的。老伴走得早,儿子在广州成了家,一年回来个一两趟。我一个人住在省城三环边上一百二十平的大房子里,每个月的开销撑死了三千块,剩下的钱,全在卡里躺着。
退休这三年,我过的是什么日子呢?
这么说吧,我彻底躺平了。
早上睡到自然醒,醒了也不起,躺床上刷手机刷到九十点。饿了就叫外卖,不想叫外卖就啃两口面包,凑合一顿是一顿。下午追剧,一部接一部地追,从谍战剧追到宫斗剧,从宫斗剧追到偶像剧,连那种二十出头小年轻看的甜宠剧我都能看得津津有味。晚上睡不着就继续刷手机,刷到凌晨一两点是常事。
我不出门。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买菜用社区团购,送上门来。日用品在网上下单,隔天就到。以前还偶尔去楼下公园走走,后来连这一步都省了,觉得一个人逛公园没意思,看见别人老两口手挽手散步,心里头反而不舒服。
我就这么窝在家里,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
儿子打电话来问我在干嘛,我说在休息。他说妈你也不能天天休息啊,出去走走,找老姐妹玩玩。我说老姐妹们都在带孙子呢,谁有空陪我。儿子沉默了一下,说妈要不你来广州住一阵?我说不去,你们小两口过得好好的,我去掺和什么。
挂了电话,我又躺回沙发上,继续刷手机。
说句实话,这种日子过久了,我真的觉得自己挺幸福的。不用上班,不用看领导脸色,不用跟同事勾心斗角,不用挤公交地铁,想几点起几点起,想吃啥吃啥,想看啥看啥。八千多块钱每个月准时到账,比好些还在上班的年轻人拿得都多。我这辈子,不就这么点追求吗?辛苦了大半辈子,好不容易退休了,还不能享享清福?
我甚至还在老同事群里说过这种话。我说姐妹们,咱们这个年纪了,该放下的就放下,该躺平的就躺平,儿孙自有儿孙福,别操那么多心。当时好几个老同事在群里附和,说丽华说得对,咱们也该为自己活一活了。
可现在我回想起来,我那个“躺平”,跟人家说的“为自己活”,根本不是一回事。
我那个叫等死。
要不是今年五月份去了趟农村大姐家,我可能到现在还蒙在鼓里,还以为自己过得多明白、多通透。
大姐叫张丽芳,比我大五岁,今年六十八了。她没上过什么学,小学毕业就没再念了,那时候家里穷,供不起两个娃,她主动说不念了,让给我念。为这个事,我这辈子都觉得欠她的。
大姐嫁到了老家隔壁镇上的一个村子,姐夫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种了一辈子的地。他们家种了十几亩水田,还养了几头猪、一群鸡,院子里搭了个葡萄架,屋后头还有一小片菜园子。我去过他们家不少次,每次去都带回一大堆土特产,大米、菜籽油、鸡蛋、腊肉,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大姐有一儿一女,闺女嫁到了县城,儿子在深圳打工,一年到头也回不来几趟。按理说,大姐的日子应该比我还孤单。可每次我给她打电话,她总是乐呵呵的,说忙着呢,没空跟你多说。我问她忙啥,她说忙的事多了,菜地要浇水、鸡要喂、猪要伺候、院子要扫,哪像你城里人清闲。
我以前听了这话还沾沾自喜,觉得是啊,我是清闲,我享福了,你还在吃苦。
今年五一的时候,儿子带着媳妇孙子去丈母娘家了,我一个人在家待着实在无聊,就想着干脆去大姐家住几天,反正闲着也是闲着。我给大姐打了电话,她在电话那头高兴得不行,说你来你来,我给你炖老母鸡吃。
从省城开车到大姐家,走高速两个多小时。下了高速还有十几公里的乡道,弯弯绕绕的,路两边全是稻田,五月份的稻子绿油油的,风一吹跟波浪似的,看着确实舒坦。
我把车停在大姐家门口,刚熄火,大姐就从屋里跑出来了。
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碎花短袖,脚上踩着双旧胶鞋,头发花白了大半,随便在后脑勺扎了个揪揪。她的脸晒得黑红黑红的,皱纹比三年前我见她又多了不少,手上的茧子厚得跟树皮似的。
可她精神头好得很,眼睛亮亮的,笑起来露出一排还算整齐的牙,嗓门大得隔半条街都能听见。
“哎呀,你可算来了!路上堵不堵?开了多久?饿不饿?我一大早就杀了一只鸡,已经炖上了,你闻闻这个香味!”她一把抢过我手里的包,另一只手拉着我的胳膊就往里拽,力气大得我趔趄了一下。
我笑着说你慢点,我又跑不了。
进了院子,我愣了一下。
三年前来的时候,大姐家的院子虽说不上多好,但也还算整齐。可这一次,我发现院子里多了好些东西。靠东边的墙根下,整整齐齐码了一排蜂箱,蜜蜂嗡嗡嗡地飞进飞出。西边搭了一个大大的丝瓜架子,藤蔓爬得密密实实的,底下吊着大大小小几十根丝瓜。院子中间的空地上晒着花生、豆角干、红薯片,花花绿绿的铺了一地。
堂屋门口的台阶下还放着几盆花,月季、指甲花、太阳花,开得热热闹闹的。一只大黄狗趴在水缸旁边,看见我进来,懒洋洋地摇了摇尾巴,连头都没抬。
“姐,你家啥时候养蜜蜂了?”我指着那些蜂箱问。
大姐笑了,一边给我倒水一边说:“前年才养的,村上有个养蜂的老李头不干了,把蜂箱转让给我,我寻思着闲着也是闲着,就接手了。你还别说,去年一年光蜂蜜就卖了四千多块钱。”
四千多?我心里嘀咕了一下,一年四千多,平均一个月才三百多块钱,够干啥的?可我嘴上没说,人家兴头头上,我不泼冷水。
“这些丝瓜呢?种这么多干嘛?”我又问。
“丝瓜晒干了做丝瓜络啊,你不知道,现在城里人可喜欢这个了,说洗碗不用洗洁精,环保。我去年晒了两百多根,全部卖光了,一根卖三块钱,你算算多少钱。”
大姐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平平常常的,像是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我在旁边听着,心里头已经开始有点不是滋味了。不是因为她挣钱了,而是因为——她六十八了,还这么能干,而我六十出头,就已经躺平了。
可这种念头只是一闪而过,我很快就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下。她是农村人,闲不住,这是她的命。我享我的福,她操她的心,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我现在想想,我当时那个想法,真是又当又立,虚伪得不行。
中午大姐给我炖了老母鸡,炒了几个自家菜园子里的青菜,还蒸了一锅红薯。她一边往我碗里夹菜一边说:“你多吃点,城里那些外卖能有什么好东西?你看你瘦的,脸色也不好看,是不是晚上又不好好睡觉?”
我说我挺好的,你别瞎操心。
大姐瞪了我一眼:“好什么好?你这个脸色,蜡黄蜡黄的,嘴唇发白,一看就是气血不足。我跟你说,你回去以后别天天吃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好好做饭,按时吃饭,听见没有?”
我当时有点不耐烦,觉得她唠叨,心想你一个农村老太太懂什么气血不足,我又没病没灾的,不就是不爱动吗?可我没说出来,毕竟人家好心好意,我犯不着抬杠。
吃完午饭,大姐说她下午要去镇上送蜂蜜,有个老客户订了十斤,让我在家歇着。我说我跟你去,反正也没事。她说行,那你帮我看摊子。
她骑着一辆半新不旧的电动三轮车,我坐在后面的车斗里,颠得屁股都快碎了。大姐在前面开得稳稳当当的,一边开一边跟路边碰见的村里人打招呼,嗓门大得跟打雷似的。
“王婶子,你家那几棵桃树该打药了啊,我昨天看见有虫子了!”
“李大哥,你家老二从广东回来了没?回来了让他来找我,我有事找他商量!”
“小翠,你妈膝盖好点没有?我这还有两瓶药酒,改天给你送过去!”
一路上就没有她不认识的人,就没有她不管的事。我看着她的背影,风吹着她花白的头发,她的腰板挺得直直的,两只手扶着车把,皮肤晒得黝黑,可整个人散发着一种我说不上来的劲儿。
那种劲儿,不是钱能买来的,不是闲能养出来的。
到了镇上,大姐在一个小集市旁边支了个摊子,把蜂蜜、丝瓜络、干豆角、红薯粉一样一样摆出来。她让我在旁边坐着收钱,她自己扯开嗓子就开始吆喝。
“来啊来啊,纯天然的土蜂蜜,山里采的百花蜜,六十块钱一斤,假一赔十!丝瓜络三块钱一根,洗碗刷锅不伤手!红薯粉自家做的,炒着吃炖着吃都香!”
我坐在旁边的小马扎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一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觉得摆地摊丢人。可大姐一点都不在乎,该吆喝就吆喝,该笑就笑,有人过来问价,她耐心地跟人家介绍,有人讨价还价,她也不急不恼,笑嘻嘻地跟人家磨。
不到两个小时,蜂蜜卖了八斤,丝瓜络卖了三十多根,红薯粉卖了一大半。我数了数钱,三百多块。
大姐把剩下的东西收好,拍了拍手上的灰,对我说:“今天生意还行,走,姐带你下馆子去。”
我愣了一下,下馆子?摆地摊挣了三百多块钱,就要下馆子?
她带我去了镇上的一家小饭馆,点了四个菜,一个红烧鱼块、一个青椒炒肉、一个西红柿炒蛋、一个紫菜蛋花汤,加上米饭,一共花了七十多块钱。她吃得特别香,一边吃一边跟我说,这家馆子的老板是她看着长大的,以前在城里大酒店当厨师,后来回来开了这个小店,手艺好得很。
我吃着那盘红烧鱼块,味道确实不错,可我心里说不上来是什么感觉。我想起自己在省城,一个人吃饭的时候不是叫外卖就是凑合,有时候一包泡面就打发了。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像这样,认认真真地吃一顿饭,认认真真地跟人聊一会儿天了。
不是没条件,是没那个心气儿了。
吃完饭回村,天已经快黑了。大姐说她要赶紧去喂猪,让我自己先歇着。我说我跟你去看看。她看我一眼,说你不嫌脏?我说不嫌。
我跟着她走到屋后的猪圈,两头大肥猪看见她来了,哼哼唧唧地拱过来。大姐提着一桶猪食,倒进食槽里,两头猪埋头就开始吃,吃得呼哧呼哧的。
“这两头猪是过年杀的,到时候腌成腊肉,给你寄一些过去。”大姐一边说一边拿刷子刷猪圈,动作麻利得很。
我站在旁边看着,月光照下来,照在她弯着的腰上,照在她那双沾满泥巴的胶鞋上,照在她那双粗糙的手上。我突然觉得喉咙有点发紧,说不上来为什么。
那天晚上,我躺在大姐给我铺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床是硬板床,铺了棉褥子,被子有股阳光的味道,晒得很蓬松。窗户外面有虫子在叫,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安静得很。
可我就是睡不着。
我在想,同样是退休的人,我一个月八千七百多块钱的退休金,每天活得跟一滩烂泥似的。大姐一个月可能连两千块钱都挣不到,可她活得跟一棵树似的,扎在土里,结结实实的,风吹不倒,雨打不垮。
我这三年都干了些什么?
我睡到自然醒,她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喂猪。
我点外卖凑合一顿,她自己在菜园子里摘菜做饭。
我追剧追到半夜,她天黑就睡、天亮就起,日子过得比我规律一万倍。
我嫌一个人逛公园没意思,她把整个村子都当成了她的公园,跟谁都熟,跟谁都能聊几句。
我每个月拿着八千多块钱还觉得不够花,她一年挣不了几个钱还活得比我滋润。
我这是享福吗?我这是废了。
第二天早上,我是被鸡叫吵醒的。一看手机,才五点半。我起来走到院子里,大姐已经在忙活了。她看见我,说你怎么不多睡一会儿?我说睡不着了。她说那正好,走,跟我去菜园子摘菜,早上摘的菜最新鲜。
我跟着她去了屋后的小菜园,那一片地不大,但种得满满当当的。辣椒、茄子、西红柿、黄瓜、豆角、空心菜,样样都有,绿油油的一片,看着就喜人。大姐蹲在地里摘豆角,动作又快又准,一掐一个准,不一会儿就摘了一大把。
我在旁边学着摘,笨手笨脚的,不是掐断了就是摘了不熟的。大姐笑着说,你看你,城里的老太太连个菜都不会摘。我被她笑得有点不好意思,可心里头却觉得挺踏实的。这种踏实,是那种脚踩在土地上的踏实,是我在城里那一百二十平米的房子里从来没有过的感觉。
摘完菜回来,大姐开始做早饭。她用的是柴火灶,灶膛里的火映着她的脸,红扑扑的。锅里的稀饭咕嘟咕嘟地冒着泡,灶台边上的铁锅里炒着刚从地里摘回来的空心菜,蒜蓉的香味混着柴火的烟气,那个味道,让我一下子想起了小时候。
我妈在世的时候,也是这样在灶台前忙活的。那时候家里穷,可每次我放学回来闻到这个味道,就觉得特别安心,觉得不管外面多大的事,回到家就好了。
我已经多少年没有闻到过这个味道了。
在我自己家里,厨房就是个摆设。锅碗瓢盆倒是齐全,可大部分时间都是落灰的。我懒得做饭,觉得一个人吃饭不值得开火,费那个劲干嘛。可这会儿看着大姐在灶台前忙活,我突然觉得,我那个想法,大错特错了。
不是不值得开火,是我把日子过得太不值了。
早饭是红薯稀饭、炒空心菜、一个煎鸡蛋、一盘自家腌的咸菜。简简单单的,可我觉得比我在城里吃过的任何一顿饭都香。我一口气喝了两碗稀饭,吃了大半盘子空心菜,肚子撑得圆滚滚的。
大姐看着我吃,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说:“这就对了嘛,能吃是福气,你看你以前那个吃法,叫什么吃饭?叫糊弄。”
我在大姐家住了五天。
这五天里,我跟她一起喂鸡喂猪、摘菜浇水、晒花生、收鸡蛋、给丝瓜架子搭杆子、把蜂蜜装瓶。我做了很多我从来没做过的事情,也做了很多我很多年没做过的事情。我的手磨出了水泡,腰酸背痛,可晚上睡觉的时候,从来没有那么香过。
最重要的是,我跟大姐聊了很多。
有一天傍晚,我们坐在院子里的丝瓜架下面乘凉,一人拿着一把蒲扇扇风。大黄狗趴在我脚边,头枕在我的鞋上,呼噜呼噜地睡着了。天边的晚霞红得像火烧一样,远处田里的青蛙开始叫了,此起彼伏的,像在开一场音乐会。
我忍不住问了大姐一个问题。
我说:“姐,你每天这么忙,不累吗?”
大姐想了想,说:“累啊,咋不累。可累完了心里踏实。你让我像你那样天天躺着,我反而浑身不自在。人这一辈子,不就是图个踏实吗?”
我又问:“你挣那些钱,够花吗?”
大姐笑了:“够花是啥标准?我跟你说,我跟你姐夫种地养鸡卖点土特产,一年到头也攒不下几个钱。可我不缺吃不缺穿,没病没灾的,这就够了。你看我桌上那几盆花,路边上拔的,没花一分钱,开得多好。日子过得好不好,不全是钱的事。”
她说到这里,停下来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有点复杂,像是有话想说,又怕说重了。
“丽华,”她说,“我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说。”
我说你说。
她说:“你退休金比我多得多,可我觉得你过得没我开心。你信不信?”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反驳她,可我想了半天,一个字都没说出来。因为她说的是对的。我信。我怎么不信?我每天躺在沙发上刷手机刷到半夜的时候,我心里头空落落的,那叫开心吗?我追完一部剧又一部的剧,放下手机的那一刻,心里头像被掏空了一样,那叫开心吗?我一个月拿着八千多块钱,连一顿像样的饭都懒得给自己做,那叫开心吗?
大姐看我半天没说话,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手背。
“丽华,不是姐说你。你一个人住在大房子里,不缺钱花,可你把日子过成什么样了?天天窝在家里不出门,也不跟人来往,饭也不好好吃,觉也不好好睡。你再这么下去,身体早晚要出毛病。你那个躺平,不是享福,是在等死。你听姐一句话,人活着,得有点事做,得有点盼头。哪怕就是种种花、养养鸟,也比天天躺着强。”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在屋里哭了很久。
不是委屈,是羞愧。
我是一个月拿八千七百六十八块退休金的人,我读了那么多年的书,我在城里生活了那么多年,我以为我比大姐有见识、有文化、有本事。可到头来,我连怎么过日子都没学会。她一个农村老太太,没读过什么书,可她比我明白一万倍,什么才是活着。
我走的那天,大姐给我装了一后备箱的东西。蜂蜜、丝瓜络、干豆角、红薯粉、腊肉、土鸡蛋、新鲜蔬菜,塞得满满当当的。她站在车窗外,拍了拍车门,叮嘱我说:“回去以后好好吃饭,按时睡觉,别老躺着了。没事就出去走走,公园里那么多老头老太太,你跟人家跳跳舞、打打太极,也比你在家躺着强。”
我说好。
她又说:“过年的时候再来,我杀猪给你吃。”
我说好。
她说:“开车慢点,到了给我打个电话。”
我说好。
我发动了车,从后视镜里看见她站在路边,一直看着我,身后是她那个热热闹闹的院子,丝瓜架绿油油的,月季花红艳艳的,大黄狗蹲在她脚边。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
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一路。
我想起退休这三年的日子,想起那些睡到自然醒的早晨,想起那些凑合一顿的午饭,想起那些刷手机刷到凌晨的夜晚,想起那些一个人待在空荡荡的房子里的孤独。我以为我在享福,我以为我过上了人人羡慕的好日子。可真相是什么?真相是,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具行尸走肉,每天吃吃喝喝躺躺,没有目标,没有盼头,没有念想,甚至连一日三餐都懒得认真对待。
我拿着八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可我活得连这八百块钱都不值。
大姐没有退休金,可她每天都有事做,每天都有人跟她说话,每天都对这个日子有个盼头。她的日子是满的,她的心是热的,她的脚是踩在地上的。
而我呢?我的日子是空的,我的心是凉的,我的脚是悬着的。
我回到省城之后,开始试着改变。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第一天我六点半就醒了,醒了以后习惯性地想赖床,我咬着牙爬起来,穿上运动鞋去了楼下的公园。公园里晨练的人可真多,跳舞的、打太极的、跑步的、遛鸟的,热闹得不得了。我在旁边站了一会儿,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大姐主动过来跟我说话,问我要不要一起跳操。我说我不会,她说没关系,我教你。
那天我跟着她们跳了半个小时的操,出了一身汗,可心情好得不得了。
我回到家,没有叫外卖,认认真真地给自己做了一顿早饭。小米粥、煮鸡蛋、凉拌黄瓜,简简单单的,可我觉得这是我三年来吃过的最香的一顿早饭。
我还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天至少出门一次,不管去哪里,不能窝在家里不出门。我还报名参加了社区的老年大学,报了书法班和太极班,一周上两次课。班上的人都不怎么认识,可慢慢地也开始打招呼、聊聊天了。
前几天我又给大姐打了个电话,跟她说我最近在学书法,写得歪歪扭扭的,跟狗爬似的。大姐在电话那头笑得不行,说你一个大学生还学写字,丢不丢人。我说活到老学到老,你不懂。
大姐笑完了,沉默了一下,跟我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头热了很久的话。
她说:“丽华,姐真高兴。你终于开始好好过日子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窗边,看着外面车水马龙的街道,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桌上那盆我从大姐家带回来的指甲花上。那花开得正好,红红的小花朵,一朵一朵的,像是大姐那张晒得黑红的脸。
我拿起毛笔,在宣纸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
好好活着。
字写得是真难看,可我觉得,这是我写过的最好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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