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振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联席所长、教授、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联合创始人、联席主席，中诚信国际首席经济学家
以下观点整理自毛振华在CMF季度论坛（2026年第一季度）（总第72期）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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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波动不仅是微观市场供需寻求均衡的直观反映，更综合体现了一个经济体的运行现状与发展预期。自2023年起，我在参加各类宏观研讨会时便持续呼吁关注价格问题，并较早提出将价格视为本轮经济周期的一个标志性指标，去年还有幸承担了国家发改委的课题，研究“十五五”时期中国价格如何回归合理区间，聚焦于价格体系的长期健康发展。在以往的宏观经济研讨中，价格因素常被忽视，尤其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其对经济运行的预警与指引作用未得到充分重视。而当前，随着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价格的波动趋势、影响变量及传导路径，已成为研判经济走势、制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核心关注点。
一、海湾地缘冲突对我国能源安全扰动有限，不排除升级地面战的可能
截至目前，海湾地区地缘冲突对我国影响有限，得益于多重支撑。我国作为石油对外依存度较高的国家，海湾地区的局势变化本应引发高度关注，但实际来看我国市场反应相对温和，这背后离不开多重因素的支撑：一方面，中国充足的石油战略储备为应对极端断供风险提供了坚实保障，相较于部分仅能维持1-4周储备的南亚和东南亚国家，以及韩国、日本、中国台湾地区等约1个月便需启动紧急应对措施，中国在极端情况下的石油供应保障能力可达9个月，展现出极强的前瞻性与应对韧性。另一方面，我国长期以来的新能源转型成效显著，中国能源增量中近1/3来自新能源，这一比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独树一帜，有效降低了对传统石油能源的依赖；同时，国家主导下的石油来源多样化布局，也进一步提升了我国能源供应的稳定性，让中国在地缘冲突背景下保持了应对的从容。此外，石油的广泛应用也让我们应对能源冲击有了更丰富的手段。回顾1990年海湾战争时，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仅10%，主要源于其用途相对有限。如今，我们已成为“世界工厂”，石油不仅是燃料，更是化工产业的基石。我们的主要消耗已集中于化工领域，这意味着在极端情况下，我们或可通过调整化工等领域的生产节奏来换取更大的缓冲空间。
从中东局势演变看，美国有将冲突升级为地面战争的强烈动机，大概率会进一步调集兵力、升级打击模式。美国发动此次冲突的核心目标有二：一是推翻伊朗现政权，二是迫使伊朗彻底弃核，且这两个目标高度绑定，若无法实现政权更迭，伊朗弃核便无从谈起。基于此，我认为美国目前的所有谈判姿态很可能都是“烟雾弹”，其真实意图是准备发动一场地面战争。从当前局势来看，美国对伊朗的轰炸仍集中于军事设施，尚未针对伊朗地面部队展开打击，这不符合一场旨在推翻政权的“真正战争”的形态，而战争的真正开端，或将以美军或盟友开始系统性地轰炸和打击伊朗地面部队为标志。此次冲突的演进，与俄罗斯被俄乌冲突牵制密切相关。伊朗与俄罗斯是重要的军事盟友，俄乌冲突初期，俄罗斯曾大量使用伊朗无人机等武器装备，但当前俄罗斯深陷战场泥潭，无力为伊朗提供有效军事支援，这也成为美国选择此时对伊施压的重要契机。
对于美国而言，这是其彻底消除伊朗威胁、帮助以色列消除安全隐患的历史性窗口，尽管美国国内存在反战声音，但反对力量相较于以往显著减弱，其国内对战争胜利仍抱有较高预期。即便美国在军事打击后未对伊朗进行有效治理，伊朗国内的反对势力也可能引发内斗，形成亲美政权与极端宗教政权的对峙，这对美国而言仍可视为重要战略成果。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在此次危机中奉行中立、劝和的立场，明确表示不会参与。从地缘政治角度看，这场冲突客观上转移了美国的战略焦点，为中国提供了一定的发展空间。在这一背景下，美以伊冲突的走势将持续影响国际油价。后续市场需要习惯在一个地缘政治高度不确定性的环境中为石油定价。
二、本轮冲突短期推升油价，还会引起全球供应链产业链波动
地缘冲突对价格体系的影响，集中在能源价格的短期扰动上。2000年以来曾发生过四次典型的因石油危机所引发的地缘冲突，并均导致了输入型通胀。石油作为一种关键的战略资源，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历次海湾战争，都与之密切相关。在这些危机期间，国际油价均出现大幅飙升。由于石油是基础的生产资料，其价格剧烈波动会从生产端传导至消费端，最终影响居民生活成本，成为扰动整个社会价格体系的重要因素。
本轮冲突自2月28日开始已持续一个月，市场普遍预期其影响仍将持续。从美国国内政治周期判断，受美国国内选举周期约束，冲突大概率不会长期持续。根据Polymarkrt机构预测，本轮冲突可能在两个月至四个月内见分晓，即便后续冲突升级为地面战争，也可能以“快速打击”或“象征性推进”的形式较快结束。不过即便冲突出现快速结束的场景，预计也难以完全消除其对能源市场的冲击。短期来看，本轮美伊冲突已对全球能源价格产生了显著扰动，国际油价飙升、中东地区石油产量下滑引发的供给短缺，进一步加剧了全球能源市场的紧张态势。但从长期视角来看，全球石油市场并不存在实质性短缺。目前OPEC组织的核心任务仍是限产稳价，而美国已从最大石油进口国转变为最大石油输出国，同时委内瑞拉等石油储量大国的产能重启，进一步丰富了全球石油供给来源。因此，长期来看石油供给并非核心问题，真正的挑战更多集中在短期层面，地缘冲突对油价带来脉冲式的短期扰动。
此外，地缘冲突风险正逐步向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传导，尤其是航运环节。例如，霍尔木兹海峡若受封锁，将导致原油运输成本与保险费率大幅攀升，构成严峻挑战，其影响远大于伊朗本土减产（其原油产量仅占全球约5%）。
值得关注的是，南海及东南亚地区作为全球格局变化的核心，未来集中于此的博弈将会增强。南亚及东南亚区域既是全球产业链转移的核心承载区，也是石油运输的关键枢纽，该地区掌控着马六甲海峡等全球最重要的航运通道，是全球能源（特别是中东石油）和贸易流向东亚的必经之地。因此，未来的地缘博弈将不可避免地在这一区域加剧，各方势力为了保障自身供应链安全、能源通道畅通以及在新产业链布局中的优势地位，必将在此进行更为激烈的竞争与博弈。
三、短期我国面临的输入型压力加大，但价格回升根本上仍依赖于有效需求提振
从我国来看，当前市场讨论的核心集中在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与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等物价指标，但需明确的是，完整的价格体系还涵盖资产价格。二者相互关联，特别是在资产价格下行阶段，会通过影响居民财富、收入和预期，进而制约消费能力和物价回升。
当前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输入型通胀压力初步显现，物价水平边际回升但仍低迷。从当前数据来看，价格正逐步企稳回升，1-2月CPI同比增长0.8%，较上年底回升0.8个百分点，PPI同比降幅持续收窄，2月当月同比-0.9%，为2024年8月以来高点。但需注意，当前物价水平虽然呈现企稳回升迹象，但近3年CPI同比均在0-1%的区间运行，仍处于较低水平。去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CPI回到2%的预期目标未达成，价格低迷已成为宏观经济运行的突出痛点之一。我们期待价格指标能实现更有力的反弹，回到2%左右的合理区间，这也是经济整体企稳的重要信号。
短期内能源价格上涨的效应客观存在但具有双面性，物价的持续修复本质上仍依赖于内需的改善，国际油价上涨能否真正推动我国CPI、PPI回升取决于能否将输入型通胀压力转化为物价良性回升的动力。尽管我国具备一定的缓冲能力，但全球能源价格上涨仍会传导至国内，近期油价上行已有所体现。这一影响具有双重性：一方面，它可能成为推动整体价格上行的外部动力；另一方面，它会直接推高企业成本和居民生活支出，并非社会所乐见的全面良性通胀。任何趋势的形成都需要一个“启动引擎”，油价作为一种基础性的成本因素，其上涨能否在我国扮演这一“引擎”角色，需要我们持续关注，核心在于观察这种外部推力能否转化为持续、良性的价格回升势头。但长期来看，物价回升仍需依靠有效需求的扩大。
四、优化供给、扩大需求，供需协同发力稳价格
应对价格波动、推动经济企稳向好，需坚持“对内扩大需求、对外扩大开放”的核心方向，同时兼顾供给端的优化升级。
在优化供给方面，我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已呈现蓬勃态势，成为改善供给结构、培育增长新动能的重要支撑。近期参加亚布力论坛时我观察到，与以往宏观经济议题备受关注不同，如今企业家的兴趣明显转向科技领域，科技分论坛吸引了众多参与者，尤其是年轻创业者的热情高涨。这也反映出，当前国内的创业与投资重心正聚焦于高科技领域，金融市场对科技板块的关注度持续提升，形成了一股蓬勃发展的浪潮。大家更关注技术创新与产业突破，而非短期经济波动或通胀数据，特别是对“新型举国体制”在科技领域的推动作用也有了更深体会。在这一体制下，通过引导社会资金投向硬科技、补短板领域，例如鼓励符合国家战略的高科技企业在境内或香港上市，可以动员民间资本服务于科技自强战略。尽管风险不容忽视，但这种机制有助于将社会资金导入国家亟需的科技前沿。因此，我们有理由对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保持信心，供给侧的优化升级值得期待。
扩大内需是长期战略任务，核心挑战在于如何有效提升居民收入，仍建议采用“三个十万亿”提振需求。扩大内需是一项长期而关键的任务。当前，无论政府、企业还是居民，对此的重视程度都在显著提升。特别是政府层面，对于“投资于人”已形成清晰共识。然而，当前的核心难点仍在于如何切实提升居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居民三方的分配格局中，存在明显的刚性约束，企业利润空间有限，扩大再生产和增加工资开支的动力不足，政府则肩负大量支出责任，缩减开支难度很大。在此背景下，居民收入提升面临一定瓶颈，财富再分配改革亟待突破。
针对这个问题，我此前曾提出过一个“三个十万亿”的构想，我仍坚持这一观点。第一个“10万亿”是通过一次性提高财政赤字（参照美国2020-2021年10%以上的赤字水平）、发行债券等方式，向居民发放现金补贴，直接提升居民消费能力，除财政开支外，资金来源也可考虑通过国有企业利润上缴等方式筹集；第二个“10万亿”是通过中央债务置换地方政府债务，解决地方政府拖欠企业款项形成的“三角债”问题，并不增加总体债务规模而是进行债务结构的调整，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第三个“10万亿”是将资金用于房地产领域。解决房地产问题需要实质性资源投入，若仅依赖市场自然复苏，过程将非常漫长，且对经济产生持续的负面影响。
实际上，那些被认为经营不善甚至面临破产的房企，其自身利润率并不高，更多地扮演了“资金管道”的角色。从总量看，更多资金通过土地出让等途径流向了政府，形成了政府掌握的财富。因此，当前阶段有必要通过包括但不限于财政支出在内的多种渠道筹集约十万亿级别的资金，来系统性地化解房地产领域积累的问题。这实质上是对市场的反哺，核心目标是修复严重受损的居民资产负债表。从具体措施来看，必须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在供给端，必须坚决限制新的供给，包括完全冻结政府在房地产领域的投资性开支，并着力消化已明显过剩的住宅、写字楼、商业楼宇、厂房等各类房地产存量资产。在需求端，应将资源集中用于支持合理住房需求。通过这种“限制供给、扩大需求”的方式化解房地产问题，将有助于修复居民、银行乃至整个社会的资产负债表，从而为提升社会长期消费能力、推动价格总水平回到合理区间奠定坚实基础。
文章仅作为学术交流，不代表CMF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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