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50年3月的一个清晨,浙江温州城外的码头上,一个中年男人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开往杭州的轮船。

此人名叫胡兰成,1906年出生于浙江嵊县,曾在抗战期间担任汪伪政权宣传部政务次长、行政院法制局局长等职务。

1945年日本投降后,他改名换姓,从武汉逃到南京,又从南京逃到上海,再从上海辗转至浙江诸暨,最后藏身温州。

在温州这座沿海小城,他化名"张嘉仪",自称是河北丰润张氏后人,在温州中学教书度日。

这一待,就是将近五年。

五年里,胡兰成小心翼翼地隐藏着自己的真实身份。他结识了温州的文化名流刘景晨、徐步奎等人,还认识了浙江大学的词学教授夏承焘。

这些人都以为他是一个因战乱流落在外的文人,对他的文采颇为赞赏。胡兰成在温州期间,完成了一部名为《中国文明之前身与现身》的著作,这就是后来《山河岁月》的前身。

可平静的日子在1950年初被打破了。学校以各种理由罢免了他的教职,虽然还让他住在宿舍里,但这个信号已经足够明显。

更让胡兰成不安的是,他在雁荡山教书时,曾遭遇过一次大规模的搜查,虽然侥幸过关,但那种恐惧一直萦绕在心头。

就在此时,一封来自北京的信改变了一切。写信人是著名学者梁漱溟,信中提到北京的情况,也暗示如果胡愿意北上,可以考虑学术方面的安排。

这封信让胡兰成看到了希望。距离日本投降已经快五年,或许时局真的有了转机,或许他能在新的环境下获得一个合法的身份,不必再东躲西藏。

胡兰成买好了去杭州的船票。临行前,他给温州的朋友们写了告别信。

信中,他用了一个隐晦的比喻,将自己比作化身白衣秀士的蛟龙。朋友徐步奎回信说,风雨时至,蛟又乘水而去,世人才会惊觉。

轮船缓缓驶离码头,温州城渐渐远去。胡兰成站在船舷边,心中充满期待。他计划先到杭州,见见旧识,然后经上海北上,最终到达北京。在那里,或许能开启人生的新篇章。

船行至温州湾外,海风呼啸而来。胡兰成回头望了一眼越来越远的陆地,心中涌起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他当时还不知道,这一去,将再也回不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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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胡兰成,1906年生于浙江嵊县胡村。

家里穷,穷到什么程度?他后来在《今生今世》里写过,小时候一家人吃饭,桌上常年只有咸菜和稀粥,逢年过节才能见到一块豆腐。

穷人家的孩子要出头,只有一条路——读书。

胡兰成确实聪明。在嵊县的私塾里,先生常常拿他的文章给别的学生看,说这孩子将来能成大器。

1920年,十四岁的胡兰成考入绍兴第五中学。家里拿不出学费,是族里凑的钱。他母亲把家里唯一一只下蛋的母鸡卖了,换来几块银元,塞进他的包袱里。

临走那天,母亲站在村口说:"出去了,就好好念书,别给胡家丢人。"

胡兰成点了点头,头也不回地走了。这一走,他确实没给胡家"丢人",但他后来做的事,比丢人严重一万倍。

1927年,他到燕京大学副校长室做抄写员,后来又去广东教书。这期间他娶了第一任妻子唐玉凤,嵊县老家的姑娘,温顺贤惠。

唐玉凤跟着他吃了不少苦。两人聚少离多,但唐玉凤从不抱怨。

1937年,唐玉凤病逝。邻居跟他说:"玉凤走的时候,一直喊你的名字,喊到最后,声音都没了,嘴还在动。"

胡兰成跪在棺材前,哭了一场。

但这个男人的眼泪,干得很快。唐玉凤去世不到一年,他就娶了第二任妻子全慧文。

真正改变胡兰成命运的,不是女人,是政治。

1936年,胡兰成在《中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被汪精卫看到了。

汪精卫当时还是国民政府的二号人物,专门派人把胡兰成请到南京,两人长谈了一个下午。

汪精卫对胡兰成说:"你的文章有见地,中国需要你这样的人才。"

从此,胡兰成成了汪精卫的幕僚。

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逃,经昆明飞往河内,发表"艳电",公开主张与日本"和平"。举国哗然。

胡兰成没有犹豫,立刻追随汪精卫而去。

1940年3月,汪伪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胡兰成被任命为宣传部政务次长,后来又兼任行政院法制局局长。他的工作,说白了,就是替日本人和汪伪政权写文章、做宣传,粉饰太平,美化侵略。

当时有人劝过他。他在南京的一个旧同学,专门找到他,在秦淮河边的一家茶馆里,两人面对面坐着。

旧同学说:"兰成,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这是卖国。"

胡兰成端着茶杯,笑了笑:"你不懂。汪先生走的是曲线救国的路,将来历史会证明,我们是对的。"

旧同学猛地一拍桌子:"曲线救国?前线的士兵在拿命挡日本人的刺刀,你在南京替日本人写文章,你管这叫曲线救国?"

胡兰成脸色变了变,放下茶杯,站起来说:"道不同,不相为谋。"

说完,他转身走了。

02

在汪伪政权的那几年,胡兰成过得很滋润。有官职,有俸禄,出入有车,在南京上海的文化圈里混得风生水起。

1943年冬天,他在上海读到了张爱玲的小说《封锁》,坐在书房里发了半天呆。第二天就托人打听张爱玲的住址,登门拜访。

张爱玲住在上海静安寺路赫德路口的公寓里。胡兰成第一次去,张爱玲没见他,让姑姑把他打发走了。

第二次去,张爱玲见了他。两人一谈就是五个小时。

张爱玲当时二十三岁,胡兰成三十八岁。一个是上海滩最耀眼的女作家,一个是汪伪政权的高官。

1944年,两人结婚。没有婚礼,没有宾客,只有一纸婚书。婚书上写着:"胡兰成与张爱玲签订终身,结为夫妇。愿使岁月静好,现世安稳。"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这八个字,是胡兰成写的。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一个字都没做到。

结婚不到半年,胡兰成被派到武汉办《大楚报》,到了武汉立刻就跟一个十七岁的护士好上了。

张爱玲在上海,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武汉时,胡兰成正在《大楚报》的办公室里。

报社的人跑进来,脸色煞白:"日本人投降了。"

胡兰成手里的笔掉在了桌上。

街上已经有人在放鞭炮了,欢呼声隐隐传来。那些欢呼,是全中国人的欢呼。但对胡兰成来说,每一声欢呼都像一记耳光。

他知道,自己完了。

03

日本投降后的第三天,国民政府就公布了第一批汉奸名单。

胡兰成的名字,赫然在列。

汪伪政权的大小官员,被抓的被抓,被审的被审。陈公博被执行枪决,褚民谊被处死,周佛海被判死刑后改为无期,死在了监狱里。

这些人,都是胡兰成的旧同僚。

胡兰成比他们都跑得快。日本投降当天,他就开始收拾东西,从武汉到南京,从南京到上海,一路狂奔。

在上海,他找到了张爱玲。

张爱玲看着他,问:"你打算怎么办?"

胡兰成说:"我要走,越远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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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沉默了很久,从抽屉里拿出一沓钱递给他:"这是我最近攒的稿费,你拿着。"

胡兰成接过钱,没有推辞。

他从上海逃到浙江诸暨,投奔了一个叫斯颂德的朋友。在诸暨,他认识了一个叫范秀美的女人,很快就跟人家好上了。

1946年2月,张爱玲从上海赶到诸暨去看胡兰成。到了才发现,他身边已经有了范秀美。

张爱玲在诸暨待了几天就走了。临走时,她对胡兰成说了一句话:"你自己保重。"

没有眼泪,没有争吵。她转身走了,背影消失在诸暨的小巷里。

后来她给胡兰成写了最后一封信:"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不喜欢我了的。这次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你不要来寻我,即或写信来,我亦是不看的了。"

从认识到分手,不过三年。张爱玲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给了一个根本不值得的人。

在诸暨待了几个月后,风声越来越紧,胡兰成辗转来到了温州。化名"张嘉仪",在温州中学教书,一藏就是将近五年。

直到1950年初,学校免了他的教职,梁漱溟的信又恰好送到。

胡兰成觉得这是天意。他收拾行李,告别温州的朋友们,登上了北去的轮船。

04

1950年3月中旬,胡兰成坐火车抵达上海。

他出了火车站,叫了一辆三轮车,把帽檐压得很低,报了一个地址。

他要去的地方,是老朋友邵先生家。邵先生抗战前在上海做出版生意,跟胡兰成有过来往。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社被改组了,但人还住在原来的地方。

到了邵家,邵先生开门看见他,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邵先生左右看了看,赶紧把他拉进屋里,反手把门关上。

胡兰成说:"我要去北京,路过上海,想在你这里借住两天。"

邵先生皱着眉头:"你疯了?上海现在查得很紧,到处都在搞登记、搞审查。你这个时候跑到上海来,不是自投罗网吗?"

胡兰成把梁漱溟的信拿出来给他看。

邵先生看完信,沉默了好一会儿,说:"梁先生的面子是有的,但你的情况不一样。你知道现在外面在搞什么运动吗?"

胡兰成摇了摇头。

邵先生压低声音:"镇压反革命。汉奸、特务、恶霸,一个都跑不掉。光上海这边,这几个月抓的人就有好几千。"

胡兰成的脸色变了。

邵先生说:"你先在我这里住下,哪儿也别去。我帮你打听打听情况。"

那天晚上,邵先生的妻子做了几个菜,三个人坐在一起吃饭。邵先生的妻子一句话也没说,只是不停地往胡兰成碗里夹菜。

吃完饭,邵先生把胡兰成叫到书房。

"我跟你说实话,"邵先生关上门,"北京这条路,走不通。"

胡兰成问:"为什么?"

"你想想,梁先生给你写信,是以'张嘉仪'的名义。到了北京,你用什么身份?你的学历、履历,经得起查吗?北京那个地方,随便碰到一个人,都可能认识当年汪伪政府的人。你那张脸,在南京、上海的社交场上露过多少次?"

胡兰成不说话了。

邵先生叹了口气:"兰成,北京去不得。你现在最要紧的,是想清楚下一步怎么走。往哪里去,你自己拿主意,我帮不了你。"

胡兰成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

他是真的以为,北京会是一个新的开始。可邵先生的话,像一盆冷水,从头浇到脚。

那一夜,胡兰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灰缸满了也不知道倒。窗外偶尔传来巡逻队的脚步声,每一声都让他浑身一激灵。

第二天一早,胡兰成还是决定出门看看。邵先生拦不住他,只好叮嘱:"帽子戴好,别跟任何人搭话,早去早回。"

胡兰成点了点头,推开门,走进了上海三月的晨光里。

弄堂里很安静,几个老太太坐在门口晒太阳,几个小孩在巷子里追逐打闹。

胡兰成沿着弄堂往外走,刚走到弄堂口,拐角处迎面走来一个人。

两个人几乎撞在一起。

胡兰成抬头一看,愣住了。对方也愣住了。

那是一个五十岁上下的男人,穿着中山装,戴着眼镜,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胡兰成认识他——此人姓吴,抗战前在南京的报界工作,跟胡兰成打过不少交道。

吴先生盯着胡兰成看了足足五秒钟,脸上的表情从惊讶变成了惊恐。

他猛地往前一步,一把抓住胡兰成的胳膊,把他拽到弄堂墙角的阴影里。

"胡兰成?"吴先生的声音压得极低,"你怎么在上海?"

胡兰成张了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

吴先生死死攥着他的胳膊:"你疯了?你不知道外面在抓什么人吗?"

胡兰成的脸,一瞬间白得像纸。

吴先生压着声音说:"上个月,光我知道的,就有三个汪伪时期的人被抓了。其中一个,跟你当年在宣传部是同事。你现在出现在上海,是嫌自己命长吗?"

胡兰成的嘴唇哆嗦了一下,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吴先生松开他的胳膊,往后退了一步:"你赶紧走,离上海越远越好。别往北去,北边查得更紧。"

说完,吴先生转身就走了,头也不回。

胡兰成站在弄堂口,像一根钉子一样钉在原地。三月的阳光照在他身上,他却觉得浑身冰凉。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直到一个路过的行人奇怪地看了他一眼,他才猛然回过神来,转身快步走回了邵家。

进了门,他把门反锁了三道。

窗外传来高音喇叭的广播声,正在播报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最新消息。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耳朵里。

他整个人靠在墙上,衬衫后背洇出一大片汗渍。

邵先生推门进来,看见他的样子,什么都明白了。

"碰到熟人了?"

胡兰成点了点头。

邵先生递给他一杯水:"我昨天就跟你说了,上海不能待。"

胡兰成接过水杯,水面晃个不停。

"北京也去不了了。"他的声音沙哑,像是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

邵先生沉默了很久,开口说:"兰成,你得快做决定。在我这里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危险。不光是你,我一家老小也担着风险。"

胡兰成转过身,看着邵先生,嘴唇动了动:"老邵,对不住。"

邵先生摆了摆手:"不说这些。你今晚好好想想,明天一早给我一个准话。"

说完,邵先生关上门出去了。

房间里只剩下胡兰成一个人。

他站在窗边,盯着外面灰蒙蒙的天,一动不动。北边去不了,上海待不住,温州回不去。

天大地大,他竟找不到一个落脚的地方。

弄堂里的人声渐渐稀了,远处偶尔传来几声狗叫。天色从亮变暗,从暗变黑。

胡兰成一根接一根地抽烟,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缠绕翻滚。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念头:下一步,往哪走?

东南西北,好像每一条路的尽头都堵死了。

那一夜,胡兰成没有合眼。他在房间里来回走动,走到腿发酸,就坐在床沿上发呆,发完呆又站起来继续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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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外的天色从黑变灰,又从灰变白。

05

第三天清晨,天刚蒙蒙亮。

邵家的门被人敲响了。

邵先生去开门,门外站着一个人。

这个人胡兰成也认识——是当年在上海文化圈里的一个旧相识,姓陈。陈先生现在在上海的一个码头上做事,消息灵通。

陈先生进了门,看见胡兰成,脸色一变,但很快恢复了平静。

他没有寒暄,开口就说了一句话。

这句话只有短短几个字,但每一个字都像一颗子弹,打进了胡兰成的耳朵里。

胡兰成听完,脸上最后一丝血色也褪尽了。他连行李都来不及收拾,就做出了一个谁也没想到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