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那个被视作骗子的马可·波罗从东方带回奇谈与财富之后，数百年间，一代代追随者循着他的足迹，怀揣各自的机遇来到中国——他们幻想着这个“落后的”国度有数不清的宝藏等待被开启，并沾沾自喜地认为自己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中国人。
《马可波罗》剧照
到了100年前的上海，这种追随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成千上万的外国人前往上海，并以他们认为适合这个陌生国家的奇怪办法发财。
这座“东方巴黎”像一块巨大的磁铁，把世界各地的冒险者统统吸了过来——有手握权力的官员、腰缠万贯的大班，有两手空空的流浪汉和肮脏的酒鬼；有来传教的“圣人”，也有来骗钱的混子；有美国人、英国人、德国人，也不乏从中国乡下挤进上海讨生活的普通人。
《三毛流浪记》剧照
他们都想在这个混乱又充满机遇的时代，在这片“冒险家的乐园”里，赌一把、捞一笔、翻个身。
卡尔·克劳，作为在华生活了25年的“老中国通”，更作为中国人口中的“洋鬼子”，以记者的敏锐与幽默和作为广告大亨的时代嗅觉，记录下了20世纪初老上海“洋鬼子”们的谋生故事。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
以下内容摘选自
《马可·波罗的追随者》
［美］卡尔·克劳 著冯新平 译
后浪 x 九州出版社 2026年4月
100年前的“沪漂”们，
后来都怎样了？
《海上花》剧照
那些“购买丈夫”的女孩们
20世纪初，在苏州路和江西路的舒适房子里招待有身份客人的女孩几乎都来自旧金山。美国国旗在城里所有一流卖淫场所上空飘扬。7月4日独立日和华盛顿生日那天，这些女孩们搔首弄姿为所有来访客人提供免费饮料。据说，这使得更为正式和严肃的官方庆祝活动黯然失色。
对于任何想要以官方眼光看待问题的人来说，这都是一个公开的丑闻。在该地区联合教会教民的鼓动下，新任法官决定用法律手段来对付这些女孩。所有从事特殊行业的美国女孩都收到了传票，指控她们犯有游民罪，并警告她们在被起诉前离开这座城市。倘若拒不离开，有消息称法官将会把她们全部关进监狱。
《上海异人娼馆》剧照
在法律顾问的建议下，这些女孩找到了无懈可击的脱罪方式——利用婚姻脱离美国国籍。上海任何时候都有大量商船，而在每艘商船的船员中间，你都能找到无拘无束、也无浪漫禁忌的人。
一家受人尊敬的律师事务所的代表充当婚姻代理人，并以现金为基础安排婚姻——新娘支付现金。丈夫的价值不是取决于他们的年龄或长相，而是取决于他们的国籍。那些从未表现出清教徒倾向的国家的臣民或公民更受欢迎。一开始价格为100美元，但在海员新郎们得知这种世界最新职业的骗局后，价格很快涨到了500美元。
当这位法官准备将游民罪指控付诸实施时，上海已经没有一个“美国女孩”了。她们全都嫁给了其他国家的丈夫，而她们的丈夫在婚礼完成后就启程离开了。每个新娘都在自己卧室的显眼位置挂着结婚证书。
直到美国对移民实行配额制度，人们才发现这种方便的法律借口存在缺陷。这些女孩中的有些人——即便已经过了中年——仍未拿到配额返回家乡，至今仍在上海。
。。。
《抢钱大作战》剧照
那个买卖手表的青年
如果有人怀疑今天的美国青年是否还保有先辈的开拓精神，那他应该在上海住上一段时间，看看有多少闯荡世界的青年，身无信用证或任何形式的信用证明，甚至有的连去到下个港口的资金都不够。
曾经有个青年来找我帮忙，打听我正为其做广告的美国廉价手表的批发价。他说，他有一个新的手表市场，且保证不会干扰本地零售店的销售，但在他开发这个市场前，他不想透露更多的细节。
经销商认为与他达成一个严格以现金支付的协议没有什么坏处，于是寄给我一批手表，并委托我进行交易。这个年轻人感兴趣的是一款设计非常华丽的仿金制品，在美国售价3.5美元。在得知价格后，他发现他的钱只够买两块手表，于是他就用有限的存货做起了生意。
不到半小时，他就回来了，收到的货款够他买三块表。很快，他又回来了，买下五块手表。他这天下午采购的最后一批货是六块手表。这差不多是他在轻便西装中装得下的全部东西，再多就会让人觉得他全身像塞满了鸡蛋。
《天才瑞普利》剧照
这种每次采购五六块手表的情况持续了若干天，直到他卖掉数百块手表。然后，像往常一样采购时，他对我的好意表示感谢，并说可能不会再见到我了，因为他第二天就要去香港了。
“可是，”我说，“既然生意做得这么好，为什么要离开上海呢？我没有向你探听过任何问题，但你一定做得很好。你昨天就卖了五十多块表。”
“我是做得很好，”他说，“但快没顾客了。我在城里几乎每家当铺都典当过至少一块手表，我想这几乎是饱和点了。”
。。。
这些故事，不过是克劳笔下老上海的一鳞半爪。
用洋泾浜英语沟通的商人；
靠拍打桌子解决问题的外交官；
借用主人手提箱走私的男仆；
坑害瑞典水手坐牢、
把日本人骗得团团转的美国骗子；
在上海兜售外国国旗的小商贩……
或格格不入，悻悻而归；或就此扎根，终老异乡。然而无论去留，“洋鬼子”们总会发现：中国已悄然融入他们的血液之中。
曾经自视甚高的“洋鬼子”们，最终会用一生怀念在中国奔波、奋斗、谋生的那段日子，怀念那个愉快、友好、国际化的都市。
克劳揶揄教中国人做菜的英国人，讽刺傲慢的“洋鬼子”，也嘲笑自己像淘金热后徘徊在鬼城久久不愿离去的老矿工，兀自怀念着那个“老中国通”的时代。
“老中国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的故事必须用过去时讲述。……他坐在中国沿海地区的俱乐部里，谈论过去的美好时光——那些他当时尖刻咒骂的日子。不知何故，他让我想起了加利福尼亚州的老矿工，矿工们在矿藏挖掘殆尽之后仍留在被废弃的城镇。我知道他的感受，因为我自己就是一个老中国通。”
——本书序言
1937年，克劳被迫离开上海时，只拎着一只皮箱、一件大衣。他后来再也没有回来。
但他把那些人的故事——那些100年前的“沪漂洋鬼子”们的故事——全都写进了这本书里。
有人功成名就，有人销声匿迹，有人至死都在怀念那座再也回不去的城市。
他们的结局，就是老上海最后的一页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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