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谈婚论嫁，要看学历，看家境，看车房，往往还要经历漫长而曲折的拉锯战。有时候我在一旁听着年轻人们抱怨相亲的疲惫，总会忍不住捏着茶杯笑出声来。

我的小孙女总是不解地问我笑什么，我摸摸她的头，视线却飘向了厨房里那个正在熟练地剁着排骨的微胖背影。我的婚姻，没有鲜花，没有钻戒，甚至没有一句像样的表白。

三十六年前，它是由两斤半五花肉、一把带着油光的杀猪刀，以及一句惊世骇俗的“狠话”敲定的。

那是一九八八年的腊月，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在镇上的农机厂当上学徒，正是年轻气盛、浑身是胆的年纪。

那天逢集，也是年前最大的一个集。母亲一大早就翻出了那个洗得发白的碎花手绢，里面是一叠卷得皱巴巴的毛票和几张崭新的十元大钞。那是全家攒了几个月的钱，准备趁着大集置办年货，最重要的是，得买几斤好猪肉。

那个年代，肚子里缺少油水，过年能吃上一顿满嘴流油的大肉饺子，是全家人盼了一整年的念想。

我蹬着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载着母亲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五六里地，终于到了镇上的集市。

集市上早已是人山人海，红白相间的塑料棚子连成一片，构成了那个年代独有的生机勃勃。

我紧紧护着母亲，生怕拥挤的人潮撞到她单薄的身体。我们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挤了半个多钟头，终于挤到了卖肉的摊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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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卖肉是个体力活，摊主多半是膀大腰圆的糙汉子。但在集市最热闹的十字路口，围着人最多的那个肉摊，案板后站着的却是个姑娘。

她的脸冻得红扑扑的，没涂任何脂粉，却透着一股野蛮生长的健康劲儿。最惹眼的是她的眼神，亮堂堂的，透着一股谁也不服的泼辣。

她手里拿着一把剔骨尖刀，手起刀落，“咔嚓”一声，一块筒骨被精准地劈成两半，碎肉星子飞溅，周围的人连连后退，她却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母亲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这闺女肉摊上的肉新鲜，膘肥，咱们就在这儿买吧。”

我们挤到案板前，母亲指着一块肥白相间、泛着新鲜光泽的五花肉问：“闺女，这肉咋卖？”

姑娘头也没抬，一边麻利地给前一个主顾找零，一边脆生生地甩出一句：“一块二一斤，不讲价，割哪儿算哪儿，不挑。”

母亲听了，眉头微微一皱。那个年代，一毛钱都能买两根大油条了，一块二的价格比市场均价高了一毛。母亲有些局促地捏着手绢，试探着问：“闺女，大娘大老远来的，买的多，一块一能行不？你这肉皮厚，还带点囊膪（方言，指松软的肥肉），一块一我多要点。”

姑娘停下手里抹案板的破布，抬眼上下打量了母亲一眼，语气虽然不坏，但硬邦邦的没有回旋的余地：“大娘，您也是赶惯了集的，我这可是早上刚杀的本地土猪，这肉您打着灯笼在别的摊上也找不着。这也就是过年，平时我都舍不得拿出来卖。一块二，少一分这刀我都下不去。”

母亲是个老实巴交的本分人，一辈子精打细算，被那姑娘连珠炮似的一通抢白，脸涨得微红，一时不知道该走还是该买，手里的布绢被她捏得紧紧的，眼神里满是尴尬。

我一看母亲受了委屈，年轻人的火气“腾”地一下就上来了。我一步跨到案板前，挡在母亲身前，指着那块肉大声说：“你这人会不会做生意？我娘好好跟你讲价，你阴阳怪气地说什么呢？就你这肉，底下一多半都是水膘，骗谁呢？我们不买了，去别家！”

说着，我拉起母亲就要走。

“站住！”身后传来一声断喝，声音不大，但在嘈杂的集市里却格外刺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