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一个华洋杂处的国际大都市，在这片土壤上诞生的流行音乐，自然带有国际化的基因。但具体到不同的人、不同的歌曲，这种“国际化”又展现出各自不同的形态。20世纪50-60年代活跃于香港歌坛的江玲（Kong Ling），可以说代表了当年香港音乐国际化的潮流。后来名列香港所谓“五大歌后”之一的潘迪华回忆，“那时很少唐人唱英文歌，比较著名的有方逸华、江玲和我，那时我仍未算出位”。20世纪60年代，江玲曾受邀前往美国，为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录制节目。回顾江玲的音乐人生，可让我们理解1950-1960年代的欧西流行曲是如何在香港本地音乐市场中扎根的。
夜总会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出道前的经历，并无太多文献可证实，只能从一些只言片语中寻找蛛丝马迹。1954年江玲在新加坡登台演出时，《星洲日报》的一则报道提到：
江小姐，广东人，但能说一口流利的国语，今年廿多岁，举止却大方得很，她是香港一家书院中念书的，为好音乐，竟放弃了原有学校，而另入音乐之门，念了几年，理论与经验俱富，姿态甚美，自然不矫揉做作，这点，一般顾曲的周郎，都加以承认的。
这段对江玲早年经历的报道，大体上是真实的，原香港电台DJ邓达智曾提及她是“土生土长英文书院”出身，应是所言非虚。另一个需要加以辨析的地方，则是中英文维基百科上关于江玲早年经历的介绍，均提到了她1951年凭借翻唱乔·斯塔福德的歌曲《Congratulations》赢得香港校际歌唱比赛冠军的经历。追溯这一信息的来源，应是江玲在钻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这张专辑封底的介绍中提到，“Ever since she was a little girl, Kong Ling loved singing but never thought of it as a career, until she won an inter-school competition in 1951 with the song 'Congratulations'.”但翻查1951年的新闻报道，当年香港校级音乐节的比赛中没有流行音乐组的比赛，江玲自然不可能凭借《Congratulations》夺得冠军。当年女高音独唱组的获奖者，则是后来蜚声国际的声乐艺术家庞翘辉。或许江玲参加的比赛并非香港校际音乐节，但既无文献可征，这一经历只能存疑。
专辑《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的封底
1954年，江玲正式出道。她出道之初的第一张唱片，是在当年新月唱片的副牌良友唱片灌录的《红棉花开》。关于大长城、新月和良友三个唱片厂牌的关系，已有《浅谈50年代香港大长城，新月和良友唱片公司》一文考证，三个厂牌同属大长城唱片公司应无疑义。大长城结业后李厚襄参与成立飞利浦唱片，江玲在1956年作为飞利浦唱片公司第一批歌星亮相，也证实了良友和飞利浦之间的关联。
前文曾述，江玲出道之初，曾在新加坡登台演出。从1954年12月到1955年6月间，她登台的雪园大酒楼，曾多次打出广告宣传。与她同台表演者，既有在香港活跃的董佩佩、李小莺，也有新马本地歌星廖月玲等。有趣的是，其他歌星在新加坡的登台时间均不长，唯有江玲一人在雪园表演半年以上。江玲作为新人，远走星洲卖唱如此之久，这应当是唱片公司有意为之。
《星洲日报》中江玲登台的广告
1956年过档飞利浦唱片后，江玲录制了大量国语歌曲，其中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电影插曲，另一类是中词西曲，又尤以后者有知名度，如《游龙恰恰》《齐力向前航》之属。在飞利浦唱片时代，江玲已经展现出她卓越的英文水平，以1957年的《我想你，我要你，我爱你》为例，这首歌改编自Elvis Presley的《I Want You, I Need You, I Love You》，由冯凤三填词，可以说是标准的中词西曲。但和当时一般中词西曲的演绎风格不同，江玲采用的是一种中西合璧式的演唱风格，先唱一段中文歌词，再唱英文歌词。江玲不算是最早采用这种演唱风格的歌星，但她的英文腔调却是最为标准的，反而她的国语带有浓重广东口音。在华洋杂处、南腔北调的香港，这种风格称得上是一种别具一格的港式风味。
加入飞利浦唱片后，江玲继续在港九各夜总会、舞厅献唱，当年各大夜总会，如豪华、花都、都城、云华等都曾礼聘江玲登台。夜总会的收入显然比单纯录制唱片高得多，1957年关于江玲的一则报道就提到，年仅22岁的她已经购置一部私家汽车，还在北角的英皇大厦买了一套新居。在夜总会登台时，擅长英文歌也是江玲的一大卖点，时人称：“江玲的英文歌，西籍人士也赞赏，在‘豪华’献歌，很受欢迎。”
当年在夜总会献唱的歌星，如果有些名气，则往往会冠以各种绰号，如张伊雯是“当代歌后”、董佩佩是“金嗓子”、逸敏是“百代歌后”等等。江玲早年在新加坡登台时，被冠以“青春歌后”之称，而到了1958年，“青春歌后”的称谓则被“甜姐儿”“香港甜心”取代。
“甜姐儿”这个称号，曾经用于影星石英、歌星罗文（并非活跃于1980年代的那位）等人，1957年更有奥黛丽·赫本主演的同名电影（《Funny Face》）及香港吴回执导的另一部同名电影，用于指代江玲而言辨识度不高。反而是“香港甜心”这个称呼颇堪玩味。由理推之，“甜心”一词和英语的“sweetheart”相对应，基本是一个外来词；而在“甜心”前面加上“香港”的修饰语，则大概率意味着这个称号不是由香港人自封的。由于江玲颇受外籍人士欢迎，可推测这个称呼应属于夜总会的外国人首先提出，或是夜总会、飞利浦公司专门针对外国人而量身定制的，惜无材料证实，姑妄言之。无论如何，“香港甜心”这个称号，在整个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间，成为江玲的代名词。香港《华侨日报》1961年对江玲的专访，便以《香港甜心——江玲》为题，而她在1960年代的一系列唱片，均会提及她“香港甜心”的称号。
1950年代的江玲，已经成为歌坛小有名气的明星，而她的个人风格则尚未得到充分地展现。正如黄奇智先生所言，以时代曲的标准来衡量，江玲始终属于边缘角色。1950年代的香港流行音乐，大体上仍是承上海流行音乐之余绪，而欧西流行曲在香港，则往往通过“中词西曲”的模式在华人中传播。对英语能力有限的华人来说，这是一种间接的传播；而对于英语能力较佳的江玲，这反而是一种限制。进入1960年代，随着文化风尚的改变和唱片业的洗牌，江玲迎来了属于自己的时代，终于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甜心”。
江玲在飞利浦时代的唱片歌谱
游走中西之间
1959年，香港飞利浦唱片结业，原属飞利浦的歌星也就此各奔东西。次年，江玲加入了钻石唱片公司（Diamond Records）。在江玲加盟之前，钻石唱片公司是一家主要代理外国进口唱片的公司，正是从江玲加盟后，钻石唱片公司开始在香港制作唱片。关于江玲和钻石唱片公司的相遇，在江玲的专辑《梦里喜相逢》封底有一段颇为传奇的故事：
江玲的歌唱天才是偶然为人发掘出来的。当时钻石唱片公司的主理人，偶然涉足于九龙某著名夜总会里，听到江玲一曲高歌后，认为歌喉是那样的美妙，嗓子又那么迷人，是一位难得之才。因此就进行和她商量，希望她能为他的唱片公司效劳。在江玲方面，这是她多年梦寐难求，而成为实现的一天，这才奠定了她日后的事业基础。
姑且不论“偶然为人发掘”“多年梦寐难求”这种与江玲经历不符的夸张之词，夜总会是当时歌星的主要表演场所之一，本就是唱片公司发掘人才的重要场所。不过，巧合之中也多少有些因缘际会，从唱片业市场来看，飞利浦的结业不仅让歌星各奔东西，也形成了新的市场份额。而对钻石唱片而言，它本就销售外国唱片，老板Ran Silva也是葡萄牙人，在开拓唱片业务时，自然乐意先从熟悉的英语唱片开始。而江玲擅长英语，与钻石唱片的风格一拍即合。
1960年，江玲发行了她在钻石唱片的第一张专辑《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专辑中的《Let's Go off-beat》让江玲真正走红。除此之外，江玲还延续其早年的中西合璧风格，给西曲填上中词，如1959年在美国推出的、具有世界热度的歌曲《One Way Ticket》，江玲的版本是第一个加入中文歌词的。
Choo Choo Train 火车就要开
笛声声声吹 只得流眼泪
我的爱人就要去不回
Bye Bye Love 火车已经开
再也唤不回 只得流眼泪
我的爱人一去不能追
他是我的爱 我失去我的爱
他要对我说再会
他一去不能追 要离开我
永远永远不回来
无可否认，这篇歌词和冯凤三等填词人所填的词相比，究竟是稍显浅薄，但和以往的中词西曲不同的是，在江玲的演唱风格中，“中词”总体并非重点，“西曲”才是主要部分。这一方面指的是保留英文的原歌词，而另一方面则指的是保留西式的编曲风格，由此而构成了和一般时代曲的区别。这种中西合璧，以西洋为主的演唱风格并不是江玲最早开创的，1950年代末的百代唱片歌手已有这方面的尝试，但在芸芸歌星中，江玲却是脱颖而出的一位。和江玲同时代的方逸华、潘迪华等一批英文水平较高的歌星，同样走上了这条中西合璧的道路，引领了当年香港“港式西洋风”的一股潮流。
专辑《Hong Kong Presents Off-Beat Cha Cha》
这种游走于中西之间的“港式西洋风”得以形成，还有一群关键的参与者，即来自菲律宾的乐手。在国语时代曲的演奏中，菲律宾乐手主要负责编曲工作，对时代曲发展贡献良多；而当香港开始生产英语歌曲时，菲律宾乐手有了更大的创作空间。菲律宾乐手Celso Carrillo为江玲在钻石的第一张专辑编曲；而另一位菲律宾乐手Vic O. Cristobal（葛士培，或译歌诗宝、域杰斯杜波）在专辑《梦里喜相逢》中为江玲创作词曲；主要由菲律宾乐手组成的乐队回音乐队（Fabulous Echoes），则是江玲主要的合作伙伴。正如黄霑所言，“菲籍乐人的视奏能力极高，而风格接近美国与西班牙音乐，演奏流行音乐，往往比正统音乐学院出身的乐手奔放，因此更胜一筹”。菲律宾乐手为江玲和香港流行音乐带来的，不仅是菲律宾的“Off-Beat Cha Cha”，更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音乐风格。
1950年代香港华人英文教育的迅速发展，为英文唱片带来了新的市场。年轻的“番书仔”“番书女”（指在英文学校读书的华人）对江玲的英文歌曲颇为喜爱。除此之外，江玲中西合璧的演唱风格，也吸引了一些能够欣赏国语歌曲的华人听众。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年香港的英文歌曲市场仍被欧美歌星和乐队占据，本地流行乐坛尚未成形；而香港中文电台也极少播送欧西流行曲，中英文音乐的受众大不一样，国语歌曲始终是市场的主流。
除了华人之外，西方来客对江玲和她的歌曲也颇感兴趣。对西方人来说，江玲将英文歌曲加上一些国语歌词，能够凸显出江玲的东方韵味，这是江玲受到西方听众欢迎的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这一点，不得不说的是江玲的另一段故事。1960年，美国电视节目制作人亚瑟·戈弗雷（Arthur Godfrey）在亚洲巡演，并同步录制节目，香港也是他巡演的一站。由于这个契机，江玲得以与亚瑟·戈弗雷结识：
说来真是一种奇迹，在去年四月一日愚人节晚上，江玲小姐在一间夜总会演唱的时候，座上有一位嘉宾对她美妙的歌喉大为倾倒，便立即向她表示，要安排她到美国的电台及电视台去表演。当时江玲小姐以为他只是趁着愚人节向她开玩笑而已，全没有将他记在心内，因为以往也有许多人向她说过这种事情，但并没有成功。后来她才知道，这位嘉宾是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音乐节目主持人之一，闻名全美的葛非利（Arthur Godfrey）。他逢星期一至五每晚有一小时全国性的葛非利音乐节目广播。同年十一月，江玲小姐在他按（安）排之下，飞到美国去，每晚在他的节目中演唱中国时代曲及欧西流行歌曲。
这段来自《华侨日报》的报道，多少带有些故事性，江玲得以前往美国，更大可能是唱片公司和亚瑟·戈弗雷联络的结果。无论其中机缘如何，在江玲的职业生涯中，美国之行确实称得上是她的“高光时刻”。在当年香港的歌星中，葛兰第一个登上美国电视节目舞台，而江玲则是第一个作为常驻嘉宾在美国演出的。翻查当年的美国报纸，从1960年11月到1961年6月，江玲多次登上亚瑟·戈弗雷的节目；1961年10月，江玲又再度赴美录制唱片，并继续其表演事业。尽管江玲最终并没有选择留在美国发展，但得益于这段游美经历，她回港后，有了所谓“国际名歌后”“东方第一歌后”之美誉。
美国报纸中的江玲与亚瑟·戈弗雷
美国之行给江玲带来的改变，还有歌唱风格上的变化。在美国之行前，江玲的唱腔受国语时代曲的影响颇深，与同时代的歌星相比并无太突出的个人风格；而美国之行后，江玲不仅在英语的咬字运腔上更上一层楼，更加强了中低音区的打磨，共鸣技术也得到明显提高。据江玲专辑《梦里喜相逢》的介绍，江玲借鉴了茱莉·伦敦（Julie London）的唱法，虽说江玲的音色和茱莉·伦敦的烟嗓质感相差甚多，但得益于江玲的音域和东方文化背景，又有别具一格的魅力。
从美国回港后，江玲与回音乐队合作，出版专辑《江玲与回音乐队》。凭借专辑中江玲翻唱的《Al Di La》，这张专辑登顶香港唱片畅销榜。但这种成功的取得，却是基于市场的空白而实现的——由华纳唱片发行的埃米利奥·佩里科利版本《Al Di La》因库存缺货而停止销售，江玲的翻唱版本得以乘势崛起。事实上，华纳唱片直到1962年方才在香港设立代表处。这个小小的插曲提示我们，钻石唱片和江玲在香港的崛起，也与欧西流行曲的市场空白有关。
潮流谢幕
1960年，有人曾问及江玲的志愿，江玲自承，志愿是“成为一位好歌星和一位好主妇”。在乐坛多年的摸爬滚打，江玲已称得上是一位“好歌星”，但“好主妇”的志愿则尚未实现。1964年，江玲与香港德仁书院校长林德光结婚。婚后的江玲实践了作为“好主妇”的志愿，与之相对的，她放弃了“好歌星”的身份。她不再到夜总会献唱，也逐渐减少录制唱片。在1969年录制完最后一张专辑《Kong Ling Today》后，江玲彻底退出乐坛。
专辑《Kong Ling Today》
江玲的退隐，虽然是她个人的选择，但就乐坛的整体氛围来看，她所引领的中西合璧演唱风格逐渐式微，是不争的事实。一篇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的文章《由欧西流行曲谈到我们自己的时代曲》是这样说的：
不知道你是否这样想过：吃一片蛋糕扒一口饭那将是什么滋味呢？那么如果你听一首歌，头一句是Only You或是别的什么，跟着再走出一连串国语，又或者在国语中加插两三句浅白的英文，你会有什么感想？一首 more than I can say 流行，于是乎，江玲唱、顾媚唱、庄雪芳唱，讲粤语的贺兰也呵呵呵呵爷爷爷爷来了，你烦闷不烦闷？
随着战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有学历、有知识的年轻人所喜爱的，或者是纯正的欧西流行曲，或者是严肃的国语时代曲。江玲所引领的这种中西合璧的演唱风格已经满足不了年轻人的审美需求，尤其是浅薄、庸俗的中英文歌词，成为年轻人所批判的对象。
也正是在1960年代末，与江玲风格相似的几个歌手中，方逸华已步入邵氏管理层，潘迪华加入TVB，成为电视节目《欢乐今宵》的台柱。而1960年代“夹band”热潮兴起后出道的另一些主唱欧西流行曲的歌手，如仙杜拉、杜丽莎、叶丽仪等，则已不再有中西合璧的唱法。属于江玲的黄金时代毕竟已经结束，急流勇退不失为明智之选。
江玲十五年的音乐生涯，见证了欧西流行曲在香港市场的演变。1950年代的江玲，沿着“中词西曲”的道路在乐坛中摸索，但未能形成自己的个人风格；1960年代的江玲游走于中西之间，成为名副其实的“香港甜心”；1960年代末，披头士（The Beatles）引领欧美乐坛，欧西流行曲在香港大行其道，江玲这一代身处于中西之间的英文歌星也就逐渐退出舞台，由更为西化的后来者接棒。黄奇智先生将1960年代看作是香港流行音乐“失去方向的年代”，国语时代曲渐失活力、粤语流行音乐难登大雅之堂、欧西流行曲尚未形成市场。但从江玲的音乐生涯中，我们仍然能看到香港流行音乐“自东徂西”的一种趋势。
行笔至此，不妨再以一桩江玲的趣事作结。1963年，坐落中环陆海通大厦的夏蕙夜总会开业。新张伊始，夜总会邀请江玲常驻演唱，而为江玲伴奏的，则是后来闻名遐迩的音乐大师顾嘉煇。就年纪而言，顾嘉煇长江玲四岁，但就当年歌坛的知名度和经验而言，江玲却远在顾嘉煇之上。中西合璧式的流行音乐得以在1960年代的香港流行，是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心态的微妙投射；而顾嘉煇等人在1970年代末引领的粤语流行曲风潮，背景则是香港人认同与香港精神的兴起。一时代有一时代的音乐，顾嘉煇与江玲的合作，却是时代交替之间的一次奇妙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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