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教材，用以记录我在北京大学中文系的讲授。
我的课，在注册表上，本来是叫“出土文献与学术源流”。“出土文献”这个词，学界的用法比较宽，既指古文字研究（包括甲骨文和金文），也指古文书研究（如居延汉简和敦煌汉简），还指出土古书的研究（即这里说的“简帛古书”）。比如，中国文物研究所出的《出土文献研究》，就是三种文章都收，和中华书局出的《古文字研究》差不多。而且从事古文字研究的人，也理所当然地把这一概念当他们的世袭领地。至少到目前，一直是这样。
但我的课，从一开始就不是这样。它的讨论范围只是上述三种的最后一种。说起这门课的讲授，我要感谢前不久刚去世的倪其心教授，我们中文系古文献专业的领导。这个教研室分两摊，古文字研究室是一摊，其他从事古文献研究的是另一摊。自1985年，裘锡圭先生调我来北大，有十年多的时间，我一直是在他领导下的古文字研究室工作。1996年，为了躲避是非，我主动提出离开古文字研究室，转到古文献方面来工作。当时，倪先生是教研室的领导，他批准了我的申请，并为我做了新的安排。他的课程规划，其中有一条，是要我开设这门新课，帮古文献专业的研究生开阔视野，开拓领域。而且他说，这应该是古文献专业的基础课。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的研究所，虽然有古文字这一摊，但我的同事，绝大多数都是从事传世古书的研究，其他高校的有关专业和研究所也是如此。学科调整时，古文字虽然还在我们专业，但作为学科，却被划归汉语专业，很多人都是把它当语言专业的学问，而不是当历史、文献方面的学问。我们的古文献研究和上面说的出土文献研究，虽然都有“文献”二字，但含义却根本不同，谁也包括不了谁。有时，为了印名片，我的同事会来问我，“古文献”翻成英文应该是什么，这是个麻烦问题，因为英文里的“古书”，就我所知，好像可以有很多译法，册页类，他们叫book；手卷类，他们叫manuscript。此外，还有text、document和literature等许多随上下文可以选择的翻译，好像没有十分贴切的词汇。有趣的是，近年来，我们专业成立基地（在教委开大船的鼓舞下，我们都成了“基地分子”），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其金字招牌，下面的翻译，经教委指定，是Center for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 Archives of Peking University，直译是“北京大学中国古代经典和档案中心”，其中还包括档案。所以，为了避免误会，本书要花两讲的篇幅，讲本书的主题和讨论范围，整本书的题目，也改了一下，叫“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材料是“简帛古书”，不是所有古文字，不是文书档案，也不是传世古书；内容则侧重于“学术源流”，不是个别词句的文字考证，不是某种文本的纠谬订错，也不是汉代那样的今古文互校，而是像章学诚所说，属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我更关心的是古书承载的学术发展，以及其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古文字学，对我只是工具性的东西。
1998年，我开这门课，学生来得太多，满满坐了一大教室，让我有点紧张，因为我的设想是把这门课变成一门讨论课，边教边写，边写边教，逐步完善，自己也是学生。但人这么多，根本无法讨论，大家来了，只是仰而受之，由我两个小时，唇焦口燥满堂灌，让我很难受。当时，课是临时上马，很多书还来不及细读，很多材料还来不及消化。我觉得，自己都没把自己教好，何以教人，惭愧呀。1999年，我改变授课方式，找了间小屋，只能容十个人，上讨论课。结果，又是来了很多人，在我劝说下离去。最近一次是去年，我还想开讨论课，来的人仍很多，除本校的学生，还有外校的学生，劝也劝不走，仍然讨论不成。但满堂灌，没有书在手，总是心里发慌。学生听这门课，不知从哪儿找材料，也难以下手。它逼迫我，还是早点拿出讲义好。因为，对于讲课，对于口头的东西，我越来越不自信，这里面有学与思的矛盾，有写与讲的矛盾，很难掌握。思而不学，求之太深，浮想联翩，东拉西扯，会表达不清，我是北京长大，说话短平快，容易语无伦次，满嘴跑舌头。学而不思，什么都掉书袋，一张嘴，就照本宣科，或者板书，一堂课抄不了几个字，还满头大汗，学生提不起神，我也鼓不起劲。有些擅长此道者，他们总结说，没有讲义，学生爱听，有了书，他们就自己看书，不听你讲，好像是没书更好。但我觉得，课堂讲授，容量太小，听者甭管多过瘾，都留不下什么记忆，就像从电影院走出来，刚才轰轰烈烈，现在空空荡荡。所以，我反复考虑，还是得有本讲义，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思路和基本的材料。只不过写时，尽量保持口语风格，让听者易于接受。我的讲授都是再三斟酌，反复推敲，控制讲课时间，避免重复啰唆，在电脑上炮制的假口语。我更相信我的笔。这门课，到现在为止，只讲过三次，成熟自然是谈不上了，但写作却拖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我听说，有尊贵长者曰，你们年轻人，千万别急着写书，最好少写或不写，写书可是白纸黑字，一旦出错，那是活着有人骂，死了也有人骂，这是讲慎言的道理。但我比较欣赏，还是孙子的两句话，叫“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对我来说，写作是日常生活，有如呼吸吐纳，只是尽量多学，小心下笔，知道什么说什么而已。我不是烈女，活着比牌坊更重要。为求谨严，什么都不写，对我来说，身体轻松，心理紧张。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我这本书，它的结构是分上下两部分， 上编是简帛古书的基础知识，分六讲。下编是简帛古书的分类导读，也分六讲。每一讲，又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讲授本身，侧重的是思想脉络和发凡起例，以及有关发现本身；另一部分是参考资料，包括参考书目，补充说明的概念，有关的研究背景，以及某些阅读材料。我希望读者能注意，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各有各的作用，都很重要。第一，我并不因为出土材料古老，就贬低传世文献的价值，认为出土发现的作用只是推翻和代替它们，相反，倒是以传世文献做讨论框架和理解背景。第二，我也并不因为出土材料的数量和覆盖面远不如传世文献，就以为出土发现没有重读和改写学术史的价值，相反，总是以这些发现做理解线索，重新考虑传世文献中很多被忽略和曲解的地方。第三，我认为，出土发现和传世文献，两者都是管中窥豹，全局还在两者之外，无论哪一方面，都有已知和未知，只有放入学术史的框架，虚实结合，才能发挥两方面的作用。
另外，还应说明的是，我这样做，是有一点模仿王力先生的教材。他的教材，每节前面是正面讲授，后面是参考资料。比如他的《汉语音韵学》（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和《汉语诗律学》（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都是这样（当然，它们的篇幅要大得多）。说到教材的编写，有时我会想起某些旧教材，1949年以前的教材。我所见有限，并不知道当时的情景和发展脉络。但我有个印象，这些教材，很多都是资料长编，抄书，大段地抄书。它和解放后的教科书相比，系统性好像差了点，但比后者做条块切割，平均分配，完全是概念化的写法还是要好。我希望讲道理，就要把道理讲清楚，不疙疙瘩瘩；摆事实，就要把材料和盘托出，不遮遮掩掩。两个方面都要有，但分成两块。学生上课听讲，用前一半；下课看书，用后一半。
最后，应当说明的是，本书的写成，还同我参与竹简帛书的整理工作和投入大量时间跟踪最新发现的研究直接有关。比如1993年以来，我参加了弗利尔—赛克勒美术馆的楚帛书整理；1994年以来，又参加了上博楚简的整理工作。1998年和2001年，我还花了不少时间校读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这些工作都透支了我的很多精力，耽搁了本书的写作，有些还是无谓的消耗，不值得（我这一辈子，当过好几次“杨白劳”）。但它们对我的研究确实提供了帮助，甚至可以说，是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对本书来说，这都是基础性的工作。现在，简帛研究是时髦，不断掀起新高潮，写这个题目的书，最近出版很多。我没有想去凑热闹。因为忙、懒，拖了很久，现在才写出，这只是巧合。
很多年前，当老师曾经是我的一个梦，不是当大学老师，而是中小学老师。后来，生活教育了我。插队农村，当“孩子王”，我才明白，我根本不是当老师的料，特别是教中小学。1966年，我到北京大学看第一张大字报，围着未名湖转过一圈，曾惊叹天下还有这等美丽所在。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竟跑到这里教书，而且是教大学生。
古人云：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篇》），我根本不信这种话（余嘉锡先生说“此语亦谈何容易”）。我一直认为，学者的命就是替人读书，因而常常无法享受阅读的愉快。如果他受毕生之苦，甘之如饴，非要别人和他一起吃二遍苦，受二茬罪，而不是替人分劳省力，那是不仁之至也。所以，我更欣赏的还是老子的话：少则得，多则惑。以古书通例读古书，由博返约，执简驭繁（精读的书总是有限，很多书都是靠查），是余嘉锡先生教我们的法则。他写《四库提要辨证》有四大本，提炼出来的东西，却只有一小册，就是本书经常引用的《古书通例》。我很怀念五六十年代的书籍篇幅，惭愧自己做不到。
本书的遗漏一定很多，错误也一定很多，还要慢慢发现。现在的写作只是告一段落，希望以后还有机会修正，通过讲授，通过读书，也通过听取别人的意见。
2003年6月6日写于北京蓝旗营寓所
本文转自“高校人文讲座”，为《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前言。旨在知识分享，如涉版权问题，联系小编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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