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学者胡朴安编纂《中华全国风俗志》时，对广东地区的这一情况进行了详尽记载。据其所述，鸨母会特意挑选容貌出众的幼女购入，自幼教授她们歌舞技艺以及应酬之道。待这些幼女长至十四五岁时，鸨母便会残忍地毁坏其双眼，为其装上假眼，并让她们佩戴墨镜加以遮掩，随后迫使她们从事接客营生。
人贩子主要前往广西、湖南等贫困地区，挑选嗓音甜美、容貌端庄的女童，将其买下后送至堂口。堂口作为培养场所，会教授女童弹奏琵琶、月琴等乐器，以及演唱粤讴、木鱼歌等曲目，同时训练她们在酒席上与他人交谈的技巧。这一培养过程长达近十年之久。
当女孩们技艺渐趋成熟，身体也发育至一定阶段时，鸨母便会安排毁眼之举。毁眼的方式包括使用药水洗眼，或是直接用工具破坏眼球，无论采用哪种方法，最终结果都是导致女孩永久失明。事后，鸨母会为女孩装上假眼并让其佩戴墨镜，对外有时谎称是为治疗眼病，有时则干脆不予解释。
失明后的女孩行动完全依赖龟奴牵引，进入场所后，座位等事宜也需他人安排。
为何非要将她们弄成失明状态呢？正常名妓往往身价颇高，她们具备一定文化素养，善于察言观色，那些徒有其表、缺乏真才实学的富人或附庸风雅之辈，极易被她们在内心深处轻视。然而，盲妓则不同，她们无法辨别客人的年龄长幼与容貌美丑，也难以判断客人言语是真知灼见还是夸夸其谈，只能一味点头附和，将全部注意力集中于客人身上。这种相处模式让某些客人感到格外惬意，因而也更愿意为此慷慨解囊。
胡朴安在其著作中直接点明：“既不辨客之老少妍媸，亦不致有卷逃之虞。”此语一针见血地指出，客人所追求的是不被评判的自在感受，而鸨母所期望的则是避免人员逃脱，从而降低管理成本。
从价格层面来看，正常顶级的身价若以五百两银子为上限，盲妓的身价则可高达一千五百两，价格直接翻了三倍。鸨母前期虽需投入资金进行培养，但后期能获得更为丰厚的回报，其中的利弊得失，鸨母自然心中有数。
妓女
这些女孩挣的钱跟自己没关系。唱一晚上曲子能拿三到五块银元，但全归堂口。白天没演出就得干手工，编竹器、打纱线，收入也归师傅。她们每天只吃两顿粗饭，住的地方条件差，寿命短，很多活不过三十岁。
那时候普通人平均寿命也不长，但盲妓比这还低。同样是瞎子，男的卖艺还能自己收钱，社会上叫声师傅，女的到了这儿就只剩粗饭和墨镜，命运全因为性别卡死了。
明代秦淮河边就有类似记载，虽然小说里写得多，但真实存在。到了清末民初在岭南特别成规模。堂口里有些是天生盲的女孩，从小被收养学艺卖唱，但更多是人工制造的。
鸨母或者年老盲妇在街头捡弃婴养大，教曲子，为了彻底掌控，就用银针或者其他手段挑瞎眼睛。广州西关陈基、带河路一带都有这样的学堂，像绮兰堂就是有名的，里面分辈分教乐器和唱腔。
有些女孩只卖唱不卖身，叫琵琶仔，但年纪大点落到无良鸨母手里，就身不由己了。民国初年《时事画报》还有漫画画过盲妹的生活，说她们晚上四处揽生意，挣得少点就要挨饿挨打，逼得有些人兼做皮肉生意。
市场变化最先把这个行当冲垮。1918年前后，广州茶楼开始出现明眼的女伶。她们站着唱，表情能跟曲调走，眼神和动作都有感染力。盲妓坐在那儿表情木，演唱缺了视觉部分，一对比就差远了。
在西关十五甫的初一楼等场所率先启用女伶进行表演后，生意迅速兴隆起来。到20世纪20年代初，视力正常的歌手已然成为茶楼歌坛的主流力量。1923年，广州最后一位以师娘名义登台表演的瞽姬演唱完毕后，此类表演在主流演出场所基本销声匿迹。
1926年，广州颁布规定，明确每晚最多雇佣两名瞽姬，禁止其留宿，且严禁有不当行为。这一规定实际上是在承认其存在的同时，对其活动范围进行了严格限制。此后，民国政府陆续出台禁止买卖人口、禁止蓄奴等法令，明目张胆制造瞽姬的行为逐渐转入地下。
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这一现象才真正得以终结。新中国成立伊始，北京果断查封了多家妓院，上千名女子得到收容与改造。随后，上海也开展了大规模清查行动，涉及人数更多。最后一批瞽姬被安置到福利院，政府为她们提供盲文学习机会，教授手工技艺，助力她们实现自立。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