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戴笠,我脑子里蹦出来的第一个画面,就是那个永远穿着中山装、眼神阴鸷的中年人。

在近代中国这片乱糟糟的土地上,戴笠可以说是最有争议的角儿之一了。有人骂他是蒋介石的走狗,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也有人夸他是抗日英雄,是情报界的天才。

那么,这个叫戴春风后来改名叫戴笠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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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早年的经历其实挺惨的。1897年出生在浙江江山一个普通家庭,他爸在他四岁的时候就死了,全靠他妈一个人把他拉扯大。说实话,小时候的戴笠不是个省油的灯,在学堂里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后来被学校开除了。被开除后,他跑到浙军里头当了个学兵,结果也没待多久就跑了,开始在上海、浙江这一带混社会。

那会儿的戴笠,说白了就是个打流的人,没正经工作,到处晃荡。但这个人有个本事,就是特别会来事儿,特别能交朋友。他在上海那会儿,认识了戴季陶、杜月笙这帮人。戴季陶后来成了蒋介石的笔杆子,杜月笙更是上海滩的青帮老大,这些人脉对戴笠后来起来太重要了。

1926年,戴笠考进了黄埔军校第六期。说来也有意思,他改名这事儿就很有说法。“戴笠”这个名字,据说是取自一个典故——“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意思就是说,不管你混得多好,咱们还是兄弟。但在我看来,这更像是他在给自己打气,告诉自己一定要出人头地。

进了黄埔之后,戴笠的表现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不择手段。1927年蒋介石清党那会儿,戴笠干了一件让他“飞黄腾达”的事儿:他主动站出来,揭发了同学里二十多个共产党员。这件事儿传到蒋介石耳朵里,老蒋就觉得这小伙子不错,忠心耿耿,开始对他另眼相看。

但那会儿戴笠在蒋介石身边,真就是个跑腿的。他当时的军衔是上尉联络参谋,就是个传话的。蒋介石当时身边那些侍从参谋,都是黄埔一、二、三期的老大哥,看到戴笠这个六期都没毕业的人,眼睛都是长在头顶上的。戴笠每次去蒋介石官邸送情报,门口的警卫、勤务兵都看不起他,背后叫他“小瘪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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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成一般人,可能早就受不了这个气了。但戴笠这个人,他能忍。他不仅忍了,还低三下四地去巴结那些人,送烟送酒,点头哈腰的。他后来回忆这段日子,说自己那会儿经常穷得连晚饭都吃不起。但就是靠这种不要脸的劲儿,他慢慢打开了通往蒋介石身边的路。

我看过得资料里,记载了这样一件事儿,说的是——戴笠那会儿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把自己搜集的情报整理好,要是有钱就租辆车去中山陵官邸送情报,没钱就走着去。刮风下雨、下雪结冰,一天都没断过。

你说这种人,蒋介石能不喜欢吗?

1932年,是戴笠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蒋介石在军事委员会下面成立了一个特务情报组,让戴笠来领导。这就是后来那个让无数人闻风丧胆的军统的前身。

说实话,蒋介石那会儿其实也挺难的。1931年他第二次下野,自己总结原因,就说“无干部、无组织、无情报”是导致他下野的主要原因。所以重新上台之后,他下定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情报系统。戴笠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被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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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一开始,蒋介石对戴笠也就是“试试看”的态度。特务处刚成立那会儿,人员编制少得可怜,经费也紧巴巴的。可戴笠这个人,还有个本事,就是能用最少的钱办最多的事。他硬是在这种条件下,在全国各地铺开了一个情报网。

戴笠建特务网络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会利用各种关系。他跟上海青帮的杜月笙关系铁,杜月笙手下那些门徒,很多都成了戴笠的外围情报员。他跟胡宗南是把兄弟,胡宗南在西北的部队,也成了戴笠的势力范围。他这种“借鸡生蛋”的本事,一般人真学不来。

到了1938年,特务处正式扩编成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名义上戴笠是副局长,但实际上这个局就是他一手操办起来的,局长那个位置根本就是个摆设。到1944年军统最鼎盛的时候,内外勤加起来有709个单位,电台569座,工作人员超过5万人。这还没算那些外围组织和特务武装呢。

戴笠带队伍有个特点,就是特别会搞思想工作。他老跟手下的人说,“军统的历史是用同志们的血汗和泪水写成的”。他还要求特务们要有牺牲精神,说“无名英雄就要随时准备作出牺牲,他们是领袖的工具,只有领袖才能创造伟业名留青史”。这些话听着挺煽情的,但确实管用。

在军统训练班里,学员们要学射击、爆破、下毒、电讯,还得学三民主义那一套。戴笠特别强调纪律,抗战那会儿,他以“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为训,规定战时特务不许结婚。

还有一个事儿挺能说明戴笠这个人。他对那些殉职的特务家属,会自己掏腰包给丧葬费。他把军统塑造成一个「讲仁义」的单位,让手下人觉得在这儿干活,不光是卖命,还有一种归属感。这种做法,比单纯发钱管用多了。

说到戴笠在抗日战争中的表现,这可能是他整个生涯里最拿得出手的一段了。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国民党内部有不少人还在犹豫,觉得跟日本人打,武器、经济都差太远,拿什么打?戴笠这时候站出来说了句:

淞沪会战打响之后,戴笠一边忙着组织对日情报战,一边还搞了个“苏浙抗日武装别动队”,后来改名叫“忠义救国军”。这支队伍在敌后打游击,给日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戴笠还找到杜月笙帮忙,短短一个月就拉起了一万人的队伍。后来在掩护正规军撤退的时候,这一万人最后只剩下了两千。代价很大,但也说明戴笠这个人确实有股子狠劲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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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会儿戴笠忙到什么程度呢?白天在上海组织情报工作,晚上自己开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铁路已经不通了,汽车也只能熄灯行驶,日军的飞机时不时就来轰炸扫射,他照样一趟一趟地跑。日本人那时候悬赏买他人头,赏金高到能让普通老百姓衣食无忧一辈子。

戴笠在情报工作上确实有两把刷子。1941年,他破译了日本要偷袭珍珠港的情报,还通过美国海军情报官梅乐斯转告了美方。结果美国人压根没当回事,等到珍珠港真被炸了,美国人才傻眼了。这事儿说明,戴笠的情报系统确实厉害,渗透得深,获取情报的能力很强。

除了搞情报,戴笠还干了不少“脏活”。1938年,他奉蒋介石的命令,把山东省主席韩复榘给抓了,送到军事法庭审判枪决。韩复榘是军阀,在抗战中不战而退,杀了他确实有杀一儆百的效果。同一年,他还在医院里把四川军阀刘湘给毒死了。这些事儿,搁到现在那就是暗杀,但在那个乱世,在蒋介石看来,这就是“锄奸”。

1939年,戴笠亲自跑到越南河内,部署刺杀汪精卫。汪精卫投靠日本人,成了汉奸,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那次刺杀行动最后失败了,但戴笠没死心,后来又继续安排人盯着汪精卫。1944年汪精卫去日本治病,据说戴笠安排了一个中日混血的女佣,用慢性毒药把汪精卫给弄死了。当然,这个说法到现在还有争议,汪精卫的死因有好几种说法,但戴笠想杀他的心是真的。

据军统大员沈醉回忆,整个抗战期间,军统牺牲了18000多人,而当时注册的特务总共才45000多人。换句话说,差不多每三个人里头就有一个死了。这个比例确实惊人。

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对日宣战。为了对付日本,美国人需要在中国搜集气象、地理和军事情报。1942年,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来到中国,跟戴笠接上了头。两个人一拍即合,开始商量合作的事儿。

1943年,“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正式成立,戴笠终于当了一回正职——主任。这对戴笠来说意义重大,因为他这辈子大部分时候都是副的,军统副局长、侍从副官,前面都有人挡着。这次能当上主任,说明他在蒋介石眼里的分量确实不轻。

但中美合作所这个事儿,戴笠其实挺难的。美国人有技术、有设备,人家是大爷,你有求于人,就不得不低头。戴笠的部下沈醉后来回忆,说戴笠跟美国人的关系是“主奴”关系。

戴笠这个人很要强,他不甘心处处被美国人压着。他在合作协议里坚持加了一条:合作所各层机构都要设一个中方组长和一个美方组长,任何事务都得双方共同决定。这招至少保证了中方在名义上的平等地位。

美国人提供的物资,通过滇缅公路运到重庆,数量很大。这就给了后人想象的空间,说戴笠以中美合作所为掩护,走私紧俏物资,大发国难财。驻华美军指挥官魏德迈有句话说得很难听,他讽刺戴笠说:“你们是想趁此机会,多运些女人内衣内裤、浴缸到重庆来吗?”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不好说,但至少说明当时确实有人这么怀疑。

我觉得,戴笠跟美国人合作这事儿,不能简单地说他是卖国或者说是走狗。在那个年代,中国的情报技术确实落后,跟美国合作,能学到东西,能弄到设备,对增强军统的实力是有帮助的。而且,戴笠在合作中也在尽量维护中方的利益,他要求美方放弃在华的独立情报活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博弈。

戴笠跟中共的情报系统斗了十几年,说实话,他没占到什么便宜。

中共那边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李克农,这个人被称为“特工之王”。李克农早年就潜伏在国民党情报系统里,当过中统头子徐恩曾的亲信,对国民党那套玩法了如指掌。戴笠从来没能在中共高层安插过卧底,而中共在国民党系统里却有不少潜伏人员。这就是所谓的信息不对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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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戴笠在重庆撞见穿粗布军服的美国军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紧张,因为那种服装的来源只有中共苏区。他马上让军统华北区去查,看美方人员是不是跟中共有接触。这说明,戴笠对中共的渗透能力是很忌惮的。

抗战后期,戴笠的“忠义救国军”在江浙一带活动,主要任务之一就是跟中共抢地盘。1945年日本投降前夕,戴笠下令部队开赴京沪、京杭铁路沿线,抢在共产党之前接手沦陷区。他甚至不惜跟大汉奸丁默村合作,安排伪军充当临时受降部队。这些做法在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但戴笠的理由是“以有利于国家与民族,个人之毁誉成败固非所计也”。

据说周恩来后来评价说:

这个说法是不是真的不好考证,但至少说明,在中共看来,戴笠确实是个难缠的对手。

1946年3月17日,戴笠死了。

那天他坐飞机从青岛飞南京,南京天气不好,乌云密布,雷电交加,飞机转飞上海,上海的天气也不行,只好再改飞徐州。结果在南京西郊的岱山,飞机撞山了,机上的人全死了。

关于戴笠的死,到现在还有各种说法。官方的说法是天气原因导致的事故。但也有人说,飞机上被安了定时炸弹,是人为制造的坠机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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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最有可能杀戴笠?说法多了去了。

有人说,是马汉三干的。马汉三是军统北平站的站长,戴笠把乾隆的九龙宝剑交给他保管,结果马汉三被日军俘虏后把宝剑交了出去,后来宝剑辗转到了川岛芳子手里。戴笠审讯川岛芳子时知道了这事儿,心里记恨上了马汉三。马汉三知道戴笠的手段,怕自己迟早被清算,就先下手为强,在飞机上装了炸弹。

也有人说,是美国人干的。因为那架飞机本来就是美国的,而且戴笠死之前,中美合作所的合作快要结束了,美国人没必要留着他。

还有人说,是康生领导的秘密战线,搞的暗杀。

当然,也有人怀疑是蒋介石干的。但这种说法不太靠谱,因为戴笠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没必要杀他。而且戴笠死后,蒋介石在告别式上哭得很伤心,后来国民党退守台湾后,蒋介石还感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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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后,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中将,还让他当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蒋介石亲自给他选墓地,就选在南京灵谷寺国民革命军阵亡将士第三公墓。

章士钊给他写的挽联挺有名的:

这副对联写得确实好,“功罪盖棺犹未定”这七个字,可以说是对戴笠一生最好的概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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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墓修得很结实,花岗岩砌的,占地1500平方米。军统局长毛人凤担心有人来挖坟,特意让人用混凝土把墓穴给灌死了。但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南京解放了,1951年,当地政府派人花了差不多一个星期,把戴笠的墓给彻底毁了。

墓碑被推倒,棺材被砸开,戴笠的遗骨被扔到了墓前的池塘里。遗物里有一把被烧变形的左轮手枪、一个皮鞋后跟,还有就是那把九龙宝剑。沈醉后来在回忆录里说,他从当地农民手里把那把剑找了回来。但剑后来去了哪儿,也没人说得清了。

评价戴笠,挺难的。这个人太复杂了,好坏掺在一起,分都分不开。

从好的方面说,戴笠在抗战中确实立了功。他领导的情报系统为盟军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情报,他指挥的游击队也确实在敌后跟日本人打过仗。军统牺牲的那一万八千多人,不管怎么说,都是在跟日本侵略者作战时死的。就凭这一点,他算得上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一个爱国者。

从坏的方面说,戴笠手上沾满了血。他杀了很多人,其中不少是共产党人,但也包括很多国民党内部的政敌,还有一些只是说了几句批评政府的话的知识分子。他的特务统治,让那个时代的人生活在恐惧之中。他这个人,心狠手辣,为了达到目的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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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这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他太霸道了。军统势力大了之后,他把手伸到了军队、警察、交通、缉私各个领域,到处安插自己的人。这让国民党内部的很多人对他很不满。1946年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就有人喊出了“打倒特务”的口号。戴笠死后,他那个庞大的特务帝国很快就四分五裂了,这也说明,这个帝国的根基其实是不稳的,完全是靠他一个人的手腕在撑着。

蒋介石对戴笠的态度也很复杂。一方面,他离不开戴笠,因为戴笠能帮他干那些见不得光的事;另一方面,他对戴笠也有所防范。戴笠名义上一直是副局长,蒋介石就是不让他当正的。戴笠到死都不是国民党员,这在国民党的高层里是很罕见的。这说明,蒋介石在用他的同时,也在防着他。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戴笠没有在1946年死掉,而是活到了1949年,历史会不会有什么不同?

蒋介石后来说,如果戴笠活着,他们不会撤到台湾。我觉得这话有点夸大其词了。戴笠再厉害,他也扭转不了国共内战的局势。当时国民党的问题太多了,经济崩溃、民心尽失、军队腐败,不是一个情报头子能解决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戴笠活着,中共的地下党在国民党内部的活动肯定会更困难,国共之间的情报战可能会打得更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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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一辈子都在追求权力和地位,他做到了从一个“小瘪三”到“蒋介石佩剑”的逆袭,但他最终也毁在了这种不择手段的追求上。

他的一生,是乱世枭雄的一生,也是一个悲剧人物的一生。

章士钊那副挽联说得好,“是非留待后人评”。如今,戴笠已经死了快八十年了,历史的尘埃也落定得差不多了。

我们可以比较客观地来看这个人了:他确实干了不少坏事,但也确实在民族危亡的时候出过力。

也许,这就是历史人物的魅力所在吧。他们不是黑白分明的,而是灰色的,带着各种各样的矛盾。

戴笠,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灰色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