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西北战局扭转后，毛主席带着中央机关长途跋涉，到了河北阜平城南庄。
刘少奇、朱德他们已经先到了。
五大书记凑齐了，开始商量开中央全会的事。
后来搬到西柏坡，“九月会议”上又提了提七届二中全会的准备工作。
等到三大战役打完，这事就正式定下来了。
七届二中全会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这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最后一次中央全会，要为新中国定调子。
周恩来亲笔写了会议通知，毛主席改了改，发到各中央局、分局和前委。
为了防敌人偷袭，毛主席还专门给罗瑞卿打电话，让他派一支好部队来警卫，又从四野调了高射炮团，防着敌机轰炸和伞兵空降。
会场就设在中央机关的大食堂，条件挺简陋，可招待所还是用心布置了一番。
谁想到，会议刚一开始，毛主席就批评了：“开会不要挂我们的画像，这样不好，应该挂马恩列斯的照片。”
原来墙上挂了他和朱德的像。
杨尚昆赶紧趁着会议间隙带人换成了马恩列斯。
可这一换，与会人员又不干了。
大家一商量，把毛主席和朱德的像挂在了马恩列斯旁边。
毛主席又批评了，还专门在会上定了个规矩：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防止个人歌功颂德。
七届二中全会批准了新中国的建国蓝图，从基本政治制度上打下了地基，为新中国成立做足了准备。
可这么重要的大会，也有遗憾。
二十个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缺席，其中最让人意难平的，是黎玉，别人缺席各有原因，黎玉是被“停止到会”的，受了不公正待遇。
黎玉是山西人，家里算富农。
从小读私塾，中学接触进步思想，参加过“五卅”运动游行。
1926年入党后，在多地干过重要职务，两次被国民党抓进监狱。
1936年，他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奉命去山东恢复重建党组织。
在济南城外一片坟地里，山东省委重新建立。
在他的带领下，山东党组织很快发展壮大。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组织人民抗日武装起义，没多久队伍就发展到四五万人，为建立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毛主席在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当众表扬了他，山东也成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重点。
1945年抗战胜利后，黎玉接替罗荣桓，成了山东的党政军一把手。
新四军到山东后，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相继成立，黎玉任华东局第二副书记、华东军区副政委等职。
他在土改上下了大力气，效果挺显著。可饶漱石一来，全变了。
饶漱石一进山东，就指责山东土改是搞“富农路线”。
黎玉当面问他什么叫“富农路线”，饶漱石支支吾吾说不清楚，可一连串反对“富农路线”的指示倒是发了不少。
他大举干涉山东土改，把许多本可团结的人推到了对立面，给土改添了很多麻烦。
接着，他把矛头直接指向黎玉，大肆批判，全盘否定黎玉在山东的贡献。
批判不断升级，黎玉始终从大局出发，牺牲个人利益，换取党和革命事业的最大利益。
可当时解放战争正处在关键转折点，中央不了解真相，作出了停止黎玉到会的错误决定。
这是历史上的一大憾事。
1949年，黎玉离开战斗了十三年的山东，南下上海，任市委秘书长、市政府委员。
1948年的阴影一直跟着他，职务一降再降。
1953年调到北京，任一机部副部长。农机部成立后，又任常务副部长。
无论在哪，他都认真工作，就算原来的下级成了直接领导，他也尊重、支持他们。
长期劳累，六十年代中期他住进了医院。不久政治风暴开始，他被从医院赶出来，扣上许多不实罪名。
很多人找他写证明材料，他从没写过一份违背事实的材料，不少老战友因此少受了冲击。
周总理追悼会那天，黎玉在自家门口挂半旗哀悼，街道居委会主任上门让他取下。
他拿着《人民日报》据理力争，不但不取，还动员居委会也挂半旗。
风暴过去后，他重回岗位。处理冤假错案时，他敢于坚持原则，让很多蒙冤的同志恢复了工作，可自己的事却迟迟没解决。
1984年，他才向中央申诉，要求恢复名誉。
中央指示山东省委调查。上百件证明材料、近三十位老同志的证明下，复议小组确定华东局1948年的结论是错误的。
经中央审批，撤销了那个错误结论，为黎玉恢复了名誉。可这时，离他病逝只剩两个月。
1986年5月，黎玉在北京去世，80岁。
病重期间，多位中央领导人到医院看望。
去世后，新华社发文章高度评价他的一生。
三年后，山东省委出版纪念黎玉的文集，徐向前题写书名，省委书记写序。
1992年，中央批准出版他生前未完成的回忆录，了却了他最后的遗愿。
黎玉这一辈子，被冤枉了几十年，可他没抱怨过。他在自己的岗位上，该干什么干什么，对得起党，对得起战友。
有人说他太能忍，可正是这种“忍”，让他活到了真相大白的一天。虽然晚了，可终究来了。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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