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七年，黄河发大水，冲了上下游十七个村子。等水退了，有人在滩涂上发现了一条船。

船不大，是那种老式的乌篷船，船底糊着厚厚的黄泥，泥里头裹着些碎骨头。船上没人，只有一把桨，桨叶上刻着三个字：过阴渡。

老人们说，这是阴间的渡船，专在发大水的时候顺着黄泉路漂上来，渡那些淹死在水里、找不着坟头的孤魂。谁要是看见了这条船，就得往船头扔三文钱，算是买路钱。扔了，船就走了。不扔，船就会在夜里来接你。

那年我们村有个姓赵的，叫赵大夯，是个不信邪的。他在滩涂上看见那条船，不但没扔钱，还上去踹了两脚，骂了句晦气，转身就走了。

当天晚上，赵大夯做了个梦。梦里他站在一条大河边上，河水黑漆漆的，看不见对岸。河上漂着一条船，正是白天那条乌篷船。船上坐着一个人，戴着斗笠，低着头，看不清脸。

那人开口了：“上船。”

赵大夯说不。

那人又说：“你踹了我的船，得赔。”

赵大夯问赔什么。

那人慢慢抬起头。斗笠下面没有脸，光溜溜一张白板，只嘴的位置有一条缝，一张一合地说话：“赔一个人。”

赵大夯吓醒了。他以为是做了个噩梦，没当回事。第二天早上起来，他发现一件怪事——他左手的手心里，多了一枚铜钱。不是普通的铜钱，是纸做的，黄色的，跟他白天看见的那种纸钱一模一样。

他把纸钱扔了。第二天又出现在枕头底下。扔了。第三天出现在鞋里。扔了。第四天出现在饭碗底下。

赵大夯害怕了。他去找村里的神婆子。神婆子六十多了，眼睛瞎了一只，另一只也半瞎，但能“看”见东西。她让赵大夯伸出手，摸了摸他掌心里那枚纸钱，脸色当场就变了。

“这不是纸钱，”神婆子说，“这是船钱。你收了船钱，就得坐船。”

赵大夯吓得跪下了，求神婆子救命。神婆子说这桩事她管不了，得去找一个人——黄河边上的老船工，姓孟，外号叫“孟摆渡”。那老头今年八十七了，在黄河上撑了一辈子船，跟河里的东西打过无数交道。他要是肯接这茬，或许有救。

赵大夯连夜去找老孟头。

老孟头住在河滩上一间破窝棚里，耳朵背得厉害，说话得凑到跟前喊。赵大夯把事说了一遍，老孟头半天没吭声，最后伸出三根手指头。

“三件事。你照做，兴许能活。”

赵大夯磕头如捣蒜。

第一件事，老孟头让他去滩涂上找到那条船，把船拖上岸，翻过来扣着，船底朝上。船底不能沾地，得用三块石头垫着，石头底下各压一张黄纸，纸上用朱砂写一个“镇”字。

第二件事，从那天起，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要在枕头底下压一碗生米。米不能吃，不能动，第二天早上起来倒进河里，换新米。连续七天。

第三件事，也是最难的一件——他得在第七天的夜里，一个人去黄河边上，对着那条船磕三百个头。磕一个，喊一声“船钱还你”。喊的时候不能闭眼，不能停，磕到第三百个的时候，不管看见什么，都不能跑。

赵大夯一一照做。

前两件事都顺顺当当做完了。到了第七天晚上，他一个人摸黑去了河滩。月亮被云遮着，河面上黑漆漆的，风刮得芦苇哗哗响。

那条船还扣在滩涂上，船底朝上，三块石头垫着。赵大夯跪下来，开始磕头。

一个，两个，三个。他磕得很响，额头上全是泥。每磕一个就喊一声“船钱还你”。磕到五十个的时候，河面上起雾了。白茫茫的雾从水面上漫上来，很快就把整条船淹没了。他看不清船在哪儿，只能凭感觉朝着那个方向磕。

磕到一百个的时候，他听见河里有水声。哗啦，哗啦，像有什么东西在水里搅动。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响，像是从河中心一直搅到了岸边。

磕到两百个的时候，他听见身后有脚步声。不是一个人的脚步声，是很多人的，乱糟糟的，像是有一大群人从他背后走过来。他想起老孟头的话——不能回头。他死死低着头，继续磕。

磕到两百五十个的时候，那些脚步声停了。

停得整整齐齐，像有人喊了一声“立定”。雾太浓了，他什么都看不见，只能感觉到那些东西就站在他身后，站成一片，黑压压的，一言不发。

磕到两百九十个的时候，有人说话了。

“够了。”

声音不大，但清清楚楚，像是从雾里传出来的，又像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赵大夯不敢停，继续磕。

两百九十一。两百九十二。两百九十三。

那声音又响了：“我说够了。”

赵大夯不听，继续磕。他记得老孟头说的，必须磕到三百个。

磕到两百九十八的时候，一只手从雾里伸出来，按住了他的肩膀。

冰凉冰凉的，五根手指像五根铁钩子，死死扣着他的肩胛骨。一个声音贴着他的耳朵响起来：“你这人，敬酒不吃吃罚酒。”

赵大夯浑身的血都凉了。但他还是没停。他挣开那只手，把最后两个头磕完了。

三百个。

磕完的那一瞬间，雾散了。河面上干干净净的，月光照在水面上，波光粼粼的。那条船还在滩涂上，船底朝上，三块石头垫着。

赵大夯瘫在地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他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肩膀——衣服上五个洞，像是被什么烧穿的，边上是焦黄的。

他爬起来，跌跌撞撞地往回走。走了没几步，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他还没把那碗生米倒进河里。

他回到家，端起枕头底下那碗米，往河边走。走到半路，碗里忽然发出一个声音，细细的，像小虫子叫。

“别倒了，我们已经在碗里了。”

赵大夯手一抖，碗摔在地上，碎了。米撒了一地，月光下看得清清楚楚——那些米粒上，每一粒都沾着一滴血。不是他的血，是从米粒里面渗出来的。

他站在那儿，腿软得站不住，一屁股坐在地上。他盯着那摊米看了很久，看见那些米粒一个一个裂开，从裂缝里钻出一条一条细细的白虫子。那些虫子扭动着，往河的方向爬，爬得很快，转眼就消失在草丛里了。

第二天早上，赵大夯去找老孟头。老孟头坐在窝棚门口晒太阳，看见他来，只说了四个字：“事办完了？”

赵大夯说办完了。

老孟头点点头：“办完了就行。以后别再去河边了。”

赵大夯问他，那条船到底是干什么的。

老孟头沉默了很久，说了一句让他一辈子都没想明白的话：“那船不是渡死人的。那船是渡活人的。河里的东西，每年都要收一个人。收了，就消停一年。不收，就顺着河往上走，走到哪儿算哪儿。”

赵大夯愣住了：“那今年……收了吗？”

老孟头没回答。他伸出一只手，张开，五根手指。赵大夯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老孟头把手翻过来，掌心朝上。掌心里什么都没有，但赵大夯看见那只手在发抖。

他忽然明白了——老孟头不是在比划什么。他是在数。五根手指，五个数。他是在数还有几天。

后来赵大夯活了很久，一直活到解放后。每年发大水的时候，他都去河边看看。那条船再也没有出现过。但有一件事他一直没想明白——那天晚上，雾里伸出来的那只手，扣住他肩膀的时候，他在那只手上看见了一样东西。

一个疤。很老的疤，弯弯曲曲的，像条蜈蚣。

老孟头的手上，也有一个一模一样的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