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前段时间在一个公开场合说了一番话，引发了不少讨论。
他说印度经济长期来看有可能“赶上甚至超越中国”，理由很直接——印度有更年轻的人口结构，而中国人口已经开始往下走了。
这话从一位资深政治人物嘴里说出来，自然不只是随便聊聊，背后既有对趋势的判断，也有新加坡自身战略的考量。
先看看印度这边的情况。印度现在的经济增长确实不慢，根据美联储和国际机构的测算，印度已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GDP增速稳定在6%到7%之间。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显示，2026年印度的经济表现仍然强劲，有望继续超越中国、美国、欧盟等经济体的增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更指出，印度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17%左右，仅次于中国的26.6%，把美国的9.9%甩在了后面。按这个趋势，印度GDP总量超过日本、德国只是时间问题，甚至有人预测2028年前后可能突破5.5万亿美元，坐上全球第三的位置。
支撑这个判断的核心筹码，就是人口。印度目前有14亿多人，年龄中位数只有27.6岁，比中国年轻了整整10岁左右。65%的印度人年龄在35岁以下，这意味着未来几十年，印度每年都会有大量年轻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既提供生产力也提供消费力。
反观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连续多年下降，2023年正式被印度超过成为人口第一大国后，老龄化速度还在加快。按照联合国的预测，再过几十年印度的劳动年龄人口将是中国两倍以上。李显龙说的“人口优势”，从纸面数据看确实站得住脚。
但纸面数据和现实之间，隔着一大堆棘手的问题。印度劳动参与率只有40%出头，中国是66%以上，差了近26个百分点。这说明有大量处于劳动年龄的人并没有真正进入就业市场，原因包括技能不匹配、就业岗位不够、女性劳动参与率极低。
再看产业结构。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崛起靠的是制造业——先做衣服鞋子，再做家电手机，现在做到新能源汽车和高端装备，一步一步往上走。制造业占中国GDP的比重长期维持在27%左右，贡献了全球近30%的制造业产出。
而印度的制造业占比从2014年的17%降到了现在的13%左右，不仅没涨反而萎缩了。印度经济增长主要靠服务业拉动，IT外包、金融咨询、芯片设计这些领域确实做得不错，但服务业吸收就业的能力远不如制造业。
一个IT工程师的岗位可能需要大学学历和专业技能，而一个从农村出来的普通劳动者很难直接进入这个领域。印度的现实是，每年有大约1200万人需要找工作，但制造业能提供的正规岗位连这个缺口的20%都填不满。
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也是绕不开的坎。美联储的研究报告直言不讳地指出，印度是一个“做生意困难的地方”，监管环境复杂难测、劳动法限制严格、基础设施不够完善。
印度平均关税税率在13%左右，在主要新兴经济体中属于偏高水平，2019年还退出了RCEP自贸协定，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护国内产业免受中国商品的竞争。但这样做也等于自己放弃了融入全球供应链的机会。
物流成本方面，印度港口周转效率大约只有中国的三分之一，高速公路密度不到中国的四分之一。电子产品出口虽然近年有所增长，但整体规模仍然只有中国的零头——中国每年电子产品出口数千亿美元，深圳一个城市的电子出口量就超过整个印度。
那李显龙为什么还要公开“看好”印度呢？这就得回到新加坡的位置来看。新加坡是个弹丸小国，生存逻辑一直是“大国平衡”——经济上和中国深度绑定，安全上又离不开美国主导的体系。
近年来中国在南海、东海的影响力越来越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收缩态势逐渐明朗，新加坡对“区域失衡”有天然的焦虑。2025年新加坡邀请印度参与马六甲海峡联合巡逻，与印度一年安排了11次联合军演，频率甚至超过部分传统盟友。
这些动作不是随便做的，新加坡需要拉印度这个域外大国进来，在东南亚形成一个新的平衡支点。李显龙的言论与其说是经济预测，不如说是一种战略试探——把印度抬到“能赶超中国”的高度，既迎合印度的大国雄心，也为区域格局引入更多变量。
印度能不能真正赶超中国，取决于它能否解决前面说的那些结构性问题。劳动参与率要提上来，制造业要做起来，基础设施要建起来，营商环境要改起来。
这些事说起来简单，做起来每一样都要动既得利益的奶酪。印度央行最新预测2026至2027财年GDP增长6.9%，中东战事带来的油价波动和供应链干扰已经是明面上的风险。美联储的分析也指出，印度要实现2047年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目标，增长率需要进一步提升，而以目前的条件看挑战不小。
不过话说回来，印度即使只做到部分成功，凭它的人口体量和经济规模，也足以在全球格局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中美博弈带来的供应链“去风险”趋势，确实给印度创造了窗口期——智能手机组装向印度转移就是例子。问题在于窗口期不会一直开着，能不能抓住要看印度自己。李显龙的预测是一回事，印度能不能把“年轻人口”这张牌打好，是另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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