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在违纪违法案件中挺“雅”却又让人头疼的问题——收受那些古玩字画、玉石工艺品该怎么认定。很多人觉得，收这些东西比直接拿钱“安全”，但一旦事发，怎么给这些东西“定价”，往往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
首先，最核心的一点是，不能只看东西值多少钱，更要看“交易”的本质是什么。
受贿罪的本质是权钱交易。所以，认定数额时，首先要看公职人员在交易中实际获得的对价是什么。有时候，真正的贿赂不是那个物件本身，而是附着其上的财产性利益。比如说，老张和小王一起逛古玩城，老张看中一个花瓶，小王当场掏了30万买下送他。案发后鉴定，花瓶就值5000块。这里，老张获得的显然不是那个价值5000块的花瓶，而是小王替他支付的30万元购货款。这笔钱，才是他利用职权为小王办事所换来的对价，所以受贿数额应认定为30万。
同理，如果老张看中某幅只能拍卖获得的画，授意小王去办，那么小王为了拿下这幅画所支付的全部费用，包括拍卖款和佣金，都应算作老张的受贿数额。权钱交易的对价才是关键，物品有时只是个媒介。
数额认定，成为定罪关键
那么，当行贿人就是以物品本身作为贿赂，而物品价格又说不清时，该怎么办？
这时，专业鉴定就显得非常必要了。启动价格鉴定，通常是因为价格不明或难以确定。比如，东西的材质、年代本身说不清，像一些玉石、文玩，就得先请专业机构做技术鉴定，再评估价格。再比如，东西虽然有发票或证书，但这些凭证本身可能不真实。有的人为了夸大“心意”虚开发票，也有人为让收礼者安心而故意开低价票。当这些凭证可信度存疑时，鉴定就是拨开迷雾的关键。
还有一种常见情况是，东西是多年前买的，而艺术品市场行情波动大，几年前的买价根本无法反映行贿时的市场价值。这时，就需要评估它在犯罪行为发生时的实际价值了。所以，鉴定不是万能的，但却是解决“价格迷雾”不可或缺的一环。
最复杂也最容易引发争议的，是收受者和物品价值之间“认知错位”的情况。
这里必须坚持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但实践中要灵活判断。一种典型情况是“以为很值钱，其实是赝品”。比如，小王送给老张一幅画，吹嘘是名家真迹值200万，老张也信以为真地收下了。结果鉴定出来是仿品，只值1万块。这种情况下，如果小王能出示他花200万购买的凭证，并且老张当时也知晓或认可这个价格，那么双方“交易”的目标就是一件200万的真品。老张主观上想收受的就是巨额财物，只是因画是假的这个意外原因没得逞，这就可能被认定为受贿200万（未遂）。
反之，如果小王只是空口说大话，没提供任何有效价格证明，老张也无法凭常识准确判断，那么通常就以鉴定的实际价值1万元来认定。总之，不能脱离具体案情搞“一刀切”，要综合考虑行贿人如何陈述、有无凭证、收受人基于其阅历和知识能否合理判断等因素。
在实践中，还有两个要点值得注意，它们有时比物品的真伪更关键。
第一，是区分“感情投资”与“具体请托”。有时，行贿人长期、多次赠送价值不菲的“雅物”，却没有立即提出具体请托。这并非就一定安全。如果双方心照不宣，送东西是基于受贿人现有一切职务或未来可能提供的帮助，司法实践中也可能认定为受贿，数额会累计计算。
第二，是“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认定。比如，老张把自己一件不值钱的藏品，以30万的“天价”卖给小王。只要能够证明老张知道或应当知道真实市场价远低于此，那么这30万与市场价的差额，就会被认定为受贿数额。这里的“明显高于市场价格”，需要结合商品性质、交易时的市场行情、双方的认知等综合判断。
最后，从很多案例来看，当事人常以“不懂行”“不知道值多少钱”来辩解。这种辩解能否被采纳，绝非一句空话。办案机关会结合你的职业、社会阅历、个人爱好、家庭资产情况，乃至你此前是否有过类似收藏、交易行为来综合判断。一个常年混迹古玩圈、家藏颇丰的人，说自己完全看不出一件物品的大致价值，恐怕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认定“三步法”
总而言之，收受这些特殊财物，绝非某些人想象中能钻空子的“安全区”。司法机关在认定时，穿透表象看“交易对价”、依据证据辨“主观认知”、借助专业破“价值迷雾”的思路是清晰的。企图以“雅”掩“贿”，最终往往只是自作聪明，在法律严谨的审查下，这些“雅贿”的面纱都会被一一揭开，还原出其权钱交易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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