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都说"血浓于水"，可有时候，血亲之间的那点水，还不如陌生人递过来的一碗粥烫嘴。
这年头谁家没点糟心事呢？老人躺在床上动不了，亲生的几个孩子推来推去，谁都不愿意伸手。倒是那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一照顾就是好几年。
我身上发生的这件事，比这还离谱十倍。
我是在那年深秋的一个凌晨，从跟了九年的那个家，搬走的。
说"搬"其实都抬举了自己，一个编织袋，半袋子换洗衣服，几双鞋底磨平的布鞋，连个像样的行李箱都没有。
我叫陈建国，四十一岁，没结过婚，没房没车，户口本上"婚姻状况"那一栏，干干净净写着"未婚"两个字。
九年。
整整九年，我把最好的年纪砸进了这个叫周德厚的老人身上。
我叫他干爹。
三天前，村里贴出了拆迁补偿公告。周德厚名下那块老宅基地，连房带院，补偿款加安置房，折算下来九百多万。
消息一出来，六个亲生子女像闻到血腥味的鱼，全游回来了。
老大周国强从城里开着奔驰回来的，后备箱装了两箱五粮液。老二周国平拎着一兜保健品，脸上的笑比年画娃娃还夸张。三丫头周小玲穿着貂绒大衣，踩着高跟鞋"哒哒哒"走进院子的时候，把门槛的砖都踩掉了一块。
老四老五老六更不用说，一个比一个到得早，一个比一个嘴甜。
"爹！""爸！""您老受苦了！"
屋子里一下子挤满了人，烟味、酒味、香水味搅在一起，把我这九年守着的清净彻底搅散了。
周德厚靠在床头，八十三岁的老人，半边身子不能动，眼珠子却亮得吓人，在每个孩子脸上扫来扫去，一句话没说。
我端着熬好的小米粥站在门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老大扫了我一眼，对旁边的老二努努嘴："这谁啊？"
老二翻了个白眼："就那个……爸认的干儿子呗。"
老大"哦"了一声，语气比冬天的自来水还凉："粥放下吧，我们自家人说点事。"
自家人。
"我端着粥，手指发白，指甲几乎掐进了碗沿里。"
九年了，换尿布、喂饭、擦身、翻身防褥疮、半夜三点爬起来量血压——这些活儿，他们哪个干过？
我把粥放在桌上，转身出了屋。
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底下，我蹲了整整一下午，听见里面吵吵嚷嚷的声音，时不时飘出几句：
"房子写谁的名？""安置房几套？""现金怎么分？"
没有一句提到我。
一句都没有。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散了，只有三丫头周小玲留了下来。
说起来，我跟周小玲的关系，比跟其他几个都复杂。
九年前我刚来周德厚家的时候，她是六个孩子里唯一来看过老爷子的。那时候她刚离婚，整个人瘦得厉害，眼睛肿着，一看就是哭过好几夜的样子。
她来的那几天，晚上睡不着，就坐在院子里抽烟。我出来给干爹倒夜壶，正好碰上。
一来二去，话就多了起来。
她说她前夫是个赌鬼，输光了嫁妆还动手打她。她说她在城里租房子，房东催租金催得紧，连泡面都快吃不起了。
我听着心里难受，第二天偷偷把自己攒的三千块塞进了她包里。
后来她知道了，红着眼圈看着我，说："建国哥，你是好人。"
她叫我建国哥。
那时候，我心里就像被一只温热的手捂住了，化了。
后来的几年，她断断续续会回来。每次回来，都会在院子里跟我待一会儿，有时候聊到很晚。
有一年冬天，特别冷，她喝了点酒回来，推开我屋门的时候满脸通红。
她说她冷。
我把被子给她裹上，她却一把攥住了我的手腕，手指冰凉，身上却带着酒后的热气。
那个晚上，窗外的风呜呜地刮，她靠在我怀里，整个人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了伤的猫。我闻到她头发上的洗发水味道，心跳得快要从嗓子眼蹦出来。
她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微微张开，眼睛里的光像是裹着一层水雾。
那一刻，空气像是凝固了。
我承认，我没忍住。我低下头，她没有躲。
那夜，我们像两块烧红的铁贴在了一起。
之后的日子，这件事成了我们之间一个无声的秘密。她再来的时候，眼神里总带着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不像感情，更像是某种亏欠。
而我，傻乎乎地以为，这辈子总算有个人是真正惦记我的。
可就在今晚，就在这个拆迁补偿名单公布的夜晚——
周小玲站在我门口，表情跟九年前那个冬夜完全不一样。
她靠在门框上，双手抱在胸前，语气平淡得像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建国哥，有个事我跟你提前说一声。"
"明天家里开会分钱，你……最好别掺和。"
我愣住了。
"名单上没有你的名字，这是我们周家的事，你再怎么说……也是个外人。"
外人。
这两个字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到脚底。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是被一只手掐住了，什么声音都发不出来。
她没有多留，转身的时候高跟鞋在水泥地上敲了两下，清脆又冰冷。
我站在原地，盯着她的背影，脑子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
"那个冬夜，她推开我屋门的时候，是真的觉得冷，还是早就在给自己留退路？"
第二天上午，周家六兄妹齐刷刷坐在堂屋里，像开股东大会一样。
我站在厨房里切菜，菜刀剁在案板上，一下一下，跟心脏的跳动一个节奏。
门没关严，他们说的话顺着风全飘进了我耳朵里。
老大周国强把一份文件拍在桌上："补偿方案下来了，现金加安置房一共折合920万。爸名下一处宅基地、两处自建房，六个子女按法定继承分配。"
老二接话："六个人，一人一百五十多万，公平合理。"
老四嘟囔了一句："凭什么老大多拿？他又没伺候过爸。"
老大脸色一沉："长子多分天经地义，哪朝哪代不是这规矩？"
吵了起来。
但有一点他们出奇一致——
没人提我的名字。
我切完了菜，洗了手，端着一盘花生米走进堂屋。
六双眼睛同时看过来，那种目光我太熟悉了——
就像看一个多余的人。
我把花生米放在桌上，忍着心里那股劲儿，开口说："干爹，我……"
话还没说完，老大打断了我："建国，你也辛苦了。这样，我们兄妹几个商量了一下，给你包个红包，两万块，算是我们的心意。"
两万块。
九年，三千两百八十五天。
平均下来，一天不到七块钱。
还不如城里请个钟点工。
我转头看向干爹。
他靠在轮椅上，嘴角歪着，口水顺着下巴往下淌。他看着我，浑浊的眼珠子转了转，嘴里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个字。
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
但我看见他的手在抖，死死抓着轮椅扶手，指节发白。
周小玲走过来，弯下腰擦了擦老爷子的口水，头也不抬地说了句："建国哥，你先回屋歇着吧，这些事我们自己处理就行。"
那一刻，我突然觉得这九年像一场梦。
梦醒了，该走了。
当天夜里，我收拾好那个编织袋，最后去干爹房间看了一眼。
他已经睡了，呼吸很浅，嘴巴一张一合的。床头放着我给他叠好的换洗衣服，枕头边的收音机还在小声播着戏曲。
我在床边站了很久。
最后，把被角往上拉了拉，掖好，转身走了。
院子里月光白惨惨的，老槐树的影子铺了一地。
我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最后一眼这个住了九年的院子，鼻子一酸——
"干爹，不是我不想留，是这个家，没有我站的地方了。"
我没有惊动任何人，连门都没敢关响，就那么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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