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林晚曾是叱咤风云的外企高管,为了丈夫李泽宇的总裁梦,她甘愿回家洗手作羹汤。

十年付出,换来的却是丈夫越来越晚的身影和一场看不到尽头的冷战。

这次,因为一次被取消的纪念日旅行,她把自己折腾进了医院。

冷战一周后,李泽宇终于“抽空”前来,脸上却写满了不耐烦。

“闹够了没有?为这点小事就住院,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

他将一个崭新的名牌包扔在床边,语气冰冷,像是在训斥一个不懂事的下属。

林晚看着这个陌生的男人,心如死灰。

一旁的护士看不下去,冷冷地打断了他。

“李总,别在这里演戏了,您还是先去处理一下家里的事吧。”

护士顿了顿,目光像刀子一样刺向他。

“这几天你爱人快把电话打烂了,全被你那位能干的秘书给拒了。”

“她到底想说什么,您自己心里没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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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消毒水的味道,像一只无形的手,蛮横地钻进我的鼻腔,将我从一片混沌的黑暗中粗暴地拽了出来。

我睁开眼,视网膜上先是映出一片模糊的白,过了好几秒,那片白色才慢慢聚焦,变成医院特有的、被灯光照得毫无温度的白色天花板。

脖子僵硬得像是生了锈的合页,我稍微动了一下,就发出一阵酸痛的抗议。我转动眼球,打量着这个陌生的空间。单人病房,陈设简单,除了我身下的这张床,就只有一个床头柜和一把孤零零的椅子。

我的手背上插着针,一根透明的软管连接着一个正在缓慢滴落的输液瓶。冰凉的液体顺着血管,一点点地侵入我的身体,仿佛在提醒我,我还活着。

我为什么会在这里?

记忆像被摔碎的玻璃,散落一地,我努力想拼凑起来,却只捡起几片锋利的碎片,扎得我脑仁生疼。

我只记得一片无边无际的疲惫,那种感觉,像是独自一人在沙漠里行走了几天几夜,身体里最后一丝水分都被榨干,只剩下被掏空的、干瘪的躯壳。

床头柜上,我的手机安静地躺着,黑色的屏幕像一面深不见底的湖,什么也映不出来,仿佛也跟着我一起死掉了一样。

我费力地伸出另一只没有输液的手,够向手机。指尖触碰到冰冷的玻璃表面时,我犹豫了。我怕点亮它,怕看到那个我最熟悉也最害怕的名字,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最终,我还是按下了开机键。屏幕亮起,壁纸是我和李泽宇在巴厘岛的合影。照片里的我,笑得一脸灿烂,紧紧地靠在他身边。而他,微笑着看着镜头,眼神里有我曾经最迷恋的温柔。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好像是五年前,又好像是上个世纪。

我叫林晚,照片里那个笑得无忧无虑的女人。在嫁给李泽宇之前,我是同事口中的“拼命三娘”,是一家知名外企最年轻的市场部经理。那时候的我,踩着十厘米的高跟鞋也能在项目发布会现场健步如飞,能为了一个方案连续熬上三天三夜。我以为,我的人生会一直在职场上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直到我遇到了李泽宇。他那时还是个一腔热血的穷小子,带着一份几十页的创业计划书,眼睛里闪烁着比星辰还要明亮的光。他说:“晚晚,等我成功了,我给你全世界。”

我信了。我辞掉了前途一片大好的工作,收起了我的高跟鞋和野心,穿上围裙,洗手作羹汤,成了他口中“最坚实的后盾”。

我们从一间十几平米的出租屋开始,我陪着他度过了公司资金链断裂、发不出工资的最艰难的时期。我记得那些年,我们吃得最多的就是泡面,但只要加个蛋,两个人分着吃,也觉得是人间美味。

后来,他的公司终于走上正轨,越做越大。我们搬出了出租屋,住进了这个城市最好的江景房。他不再是那个穷小子,而是人人见了都要恭敬地喊一声“李总”。

一切都变好了,一切却又好像都变了。

家,慢慢变成了他的旅馆。他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的香水味换了一个又一个牌子,但没有一种属于我。我们的交流,也从无话不谈,简化成了“嗯”、“知道了”、“在忙”、“我先睡了”。

我成了他完美的后勤部长,负责打理好家里的一切,负责在他父母面前扮演一个孝顺的儿媳,负责在他需要的时候,穿上得体的晚礼服,挽着他的手臂,在各种商业酒会上扮演一个温婉贤淑的“李太太”。

我以为,这就是生活。婚姻嘛,不就是从风花雪月走向柴米油盐的过程。

直到一周前,那根紧绷的弦,终于断了。

那是我们结婚十周年的纪念日。我提前半年就开始计划,要去云南,去那个我们刚在一起时就说好要去的,也是公公一直念叨着想去看看的地方。

我做了详细的攻略,订好了机票和最美的观景酒店。我甚至买了一件新的长裙,想象着我们在洱海边,他会像从前一样,给我拍很多很多好看的照片。

出发前一晚,我把所有行李都打包好了,像个等待春游的小学生一样兴奋得睡不着。十一点多,李泽宇的电话终于来了。

我满心欢喜地接起,电话那头却不是我期待的温柔嘱咐,而是他带着一丝歉意的、公事公办的口吻:“晚晚,睡了吗?跟你说个事,我们明天的旅行得取消了。”

我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击中,所有的兴奋和期待瞬间化为乌有。

“为什么?”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临时有个很重要的项目要跟,欧洲那边过来的大客户,明天一早就要见面。这个案子要是拿下来,公司就能准备上市了。你乖,这次先算了,下次,下次我一定补给你。”他熟练地画着大饼。

“下次……又是下次。”我喃喃自语,一股巨大的失望和委屈涌上心头,“李泽宇,你知不知道这是我们结婚十周年?你知不知道我为了这次旅行准备了多久?”

就在这时,电话里传来一个我不想听见、却又无比熟悉的女声,带着一丝恰到好处的柔媚和关切:“李总,时间差不多了,对方的视频会议马上就要接进来了。”

是他的秘书,小雅。一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小姑娘,漂亮,干练,永远画着精致的妆容,也永远出现在离李泽宇最近的地方

怒火和屈辱在那一刻彻底点燃了我。“李泽宇!你到底是在跟客户开会,还是在跟你的小秘书开房!”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后,他冰冷的声音传来,像一盆冰水将我从头浇到脚:“林晚!你能不能成熟点?别为了这点小事无理取闹!我在为了这个家拼死拼活,你能不能体谅一下我?”

“我无理取闹?我体谅你,谁来体谅我?”我哭喊着,“这个家现在还有家的样子吗?你还记得今天是什么日子吗?”

“不就是个纪念日吗?有什么大不了的!”

“啪”的一声,是他摔门而出的声音,也摔碎了我最后一点幻想。

冷战,就这么开始了。

回忆的碎片扎得我心口一阵阵地抽痛。我躺在冰冷的病床上,无声地流着泪。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我住院了。或许,就算他知道了,在他看来,这也只是我的又一次“无理取นอก”,是他口中“为了引起他注意”的小把戏吧。

毕竟,在他眼里,我早已不是那个能和他并肩作战的伙伴,只是一个需要他施舍时间和精力的、麻烦的附属品。

02

冷战的头两天,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像一只受伤的困兽。巨大的江景房里空空荡荡,只有我一个人的呼吸声。我没有拉开窗帘,任由自己沉浸在黑暗里,仿佛这样就能隔绝外界的一切。

我没吃饭,也没睡觉,就那么抱着膝盖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地看着手机。没有电话,没有信息,李泽宇像是从我的世界里彻底蒸发了。

到了第三天上午,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打破了这死一样的寂静。

是一个陌生的座机号码,归属地显示是我的老家。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祥的预感。

我划开接听键,一个焦急又陌生的声音传来:“喂,请问是李泽宇先生的家属吗?我是市人民医院急诊科的。”

“我是他爱人,怎么了?”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您父亲,李建国老先生,今天早上在公园晨练的时候突发大面积脑溢血,现在正在我们这边抢救,情况非常危急,请您和李先生尽快赶到医院来!”

医生后面的话,我一个字都听不清了。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手机从我无力的手中滑落,掉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响声。

公公……

那个在这个家里,唯一还会拉着我的手,心疼地说“晚晚,你瘦了”,唯一还会在李泽宇晚归时,板着脸教训他“工作是做不完的,要多回家陪陪老婆”的老人。

几秒钟后,我像是疯了一样从地上捡起手机,手忙脚乱地翻出通讯录里那个置顶的名字——“老公”。

我的手指抖得不成样子,试了好几次才按下去。

电话接通了。

但传来的,并不是我丈夫的声音,而是他秘书小雅那职业到毫无温度、像是用标尺量出来的声音:“您好,李总正在主持一个非常重要的跨国战略会议,暂时不方便接听任何私人电话,请问您有什么事吗?”

那一瞬间,我甚至忘了公公还在抢救,满脑子都是那句“不方便接听任何私人电话”。

原来,我现在已经成了他的“私人电话”。

我强压下心头的怒火和悲凉,用几乎是哀求的语气,焦急地说道:“小雅,你让他必须接电话!立刻!马上!他爸爸进医院抢救了,情况很危险!”

电话那头的小雅顿了一下,随即,她的声音依旧平淡无波,仿佛我说的不是什么紧急情况,而只是在通知她今晚天气不好。

“林姐,您先别着急,我会把您的情况转告给李总的。但是这个会议真的非常关键,关系到公司下半年的生死存亡,欧洲总部的所有高层都在线,李总现在真的走不开。”

我感觉一盆混着冰碴的冷水,从我的头顶直直地浇了下来,浇得我浑身发冷。

在她眼里,在她那被所谓的“公司战略”、“生死存亡”填满的脑袋里,我丈夫父亲的生死,竟然真的比不上一个会议。

“你听不懂人话吗?”我终于忍不住嘶吼起来,“我说他爸快不行了!你让他接电话!”

“林姐,”小雅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不易察察的优越感和不耐烦,“我知道您和李总最近在闹别扭,但请您不要用这种方式来……来打扰他工作。李总为了这次会议,已经准备了三个多月了。”

说完,她直接挂了电话。

听着电话里传来的“嘟嘟”的忙音,我愣住了。

她说……我在用这种方式……打扰他?

她说……我在闹别扭?

原来,在他们公司,在我丈夫最信任的秘书眼里,我所有的焦急、我的求助、我声嘶力竭的呐喊,都只不过是夫妻吵架后,妻子为了博取关注而使出的、上不了台面的卑劣手段。

我不死心。我疯了一样,换了家里的座机,又用我妈的手机,一遍又一遍地拨打李泽宇的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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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无一例外,全都被小雅用各种理由给拒了。

“林姐,李总还在开会。”

“林姐,说了我会转告的,您这样一直打,会影响到会议室外面的同事的。”

“林姐,李总真的没空,您有什么事可以跟我说,我代为转达。”

最后一次,我几乎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对着电话那头吼道:“小雅!我求你!你让他接电话!就算一分钟!就一分钟!不然他会后悔一辈子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十几秒。

就在我以为终于有了一丝希望的时候,小雅的声音再次响起,这次,她的声音变得异常“温柔”,像是在安抚一个无理取闹的孩子。

“林姐,我知道您心里委屈。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呢。等李总忙完这段,我一定劝他好好跟您道个歉,带您出去散散心。现在,您就让他安心工作,好吗?”

她说完,没等我再开口,就又一次挂断了电话。

那一刻,我彻底绝望了。我瘫坐在冰冷的地板上,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

我终于明白,我构筑的这个世界,已经把我隔绝在外了。在李泽宇和他一手打造的商业帝国里,我,以及我们所有与“工作”无关的亲情、责任和紧急情况,都成了可以被他最得力的秘书“为了他好”而轻易屏蔽掉的杂音。

哭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我从地板上爬起来,胡乱地抹了一把脸,从衣柜里随便抓了两件衣服塞进包里,拿起车钥匙就冲出了门。

我不能等了。公公还在等我。

我必须一个人,赶回那个几百公里外的家。

一路狂奔,我不知道闯了多少个红灯。平时需要四个小时的车程,我只用了不到三个小时就开到了老家市人民医院的楼下。

我冲进急诊大楼,ICU的红灯还亮着。我隔着那扇冰冷的玻璃门,看见了躺在里面的公公。

他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我叫不出名字的管子,脸上罩着呼吸机,胸口微弱地起伏着。床边的仪器发着幽绿的光,上面跳动的曲线和数字,像是在宣判着他生命的倒计时。

那个平日里精神矍铄、每天都要去公园里打一套太极拳的老人,此刻就像一件破败的旧家具,毫无生气地躺在那里。

我的腿一软,跪倒在地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个医生走了出来,摘下口罩,满脸疲惫地对我说:“我们已经尽力了。病人的脑干出血面积太大,已经没有手术的可能了。现在只是用药物和机器维持着生命体征。家属……要做好心理准备,并尽快通知所有直系亲属吧。”

“直系亲属……”我喃喃地重复着这四个字。

我是,李泽宇也是。

我拿出手机,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又一次拨通了那个烂熟于心的号码。

这一次,电话响了很久才被接起。

依然是小雅。

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嘈杂,似乎是在机场。她的语气带着一丝掩饰不住的兴奋和疲惫:“林姐啊,不好意思,刚才在过安检。你有什么事吗?”

我用尽全身的力气,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尽量平静:“我要找李泽宇。”

“哎呀,真不巧,”小雅的声音听起来更“抱歉”了,“李总和欧洲的客户谈得特别好,对方当场就拍板了合作意向,现在邀请李总立刻飞去欧洲总部签最终合同呢。我们正要去登机口,李总已经上飞机了,他手机关机了。落地要十几个小时呢,有时差,等他落地了,我会把您的留言转告给他的。”

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彻底静音了。

03

公公没有撑到李泽宇从欧洲回来。

他甚至没有撑过那个晚上。

在我赶到医院的第二天深夜,床边监护仪上的心率曲线,在发出最后一声尖锐的长鸣后,变成了一条冰冷的、绝望的直线。

医生走过来,象征性地检查了一下,然后对我摇了摇头,记录下死亡时间。

我一个人站在太平间门口,在死亡通知书上签字的时候,手抖得不成样子,连“林晚”这两个我写了三十多年的字,都变得歪歪扭扭,丑陋不堪。

太平间里很冷,那种冷,是能穿透骨头,直达心底的寒意。

我看着工作人员将公公的遗体推进那个冰冷的柜子里,铁门关上的那一刻,发出一声沉重而空洞的响声,也彻底关上了我心中最后一丝光亮。

那一刻,我不是那个在外人面前光鲜亮丽的“李太太”,也不是曾经那个意气风发的职场女强人林晚。我只是一个失去了这个家里唯一疼爱我的亲人、孤立无援的女人。

公公是这个家里,唯一还会记得我生日的人。

公公是这个家里,唯一还会在我受了委屈时,板着脸把李泽宇叫到书房里训话的人。

公公是这个家里,唯一还会抓着我的手,叹着气说,“晚晚,泽宇他忙,你别跟他计较,但他要是敢欺负你,你跟爸说,爸给你做主”的人。

现在,这个会给我做主的人,没了。

我开始像一个设定好程序的机器人,独自处理公公的所有后事。

我给殡仪馆打电话,预定灵堂。

我开车去几十公里外的墓园,为公公挑选墓地。销售员唾沫横飞地介绍着各种“风水宝地”,我看着那些冷冰冰的石碑,只觉得荒唐。人死了,就只剩下这么一小块地方,什么龙脉,什么朝向,又有什么意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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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挨个给家里的亲戚打电话,通知他们这个噩耗。

电话那头,亲戚们无一例外地问:“泽宇呢?他知道吗?这么大的事,怎么是你一个女孩子在张罗?”

我只能一遍又一遍地,用我早已编好的谎言,麻木地解释着:“他……他出差了,在国外,一个特别重要的项目,实在赶不回来。他都知道,他让我全权处理。”

每一次解释,都像是在用一把钝刀,一下一下地割着我自己的心。

我甚至不敢说我联系不上他。那太丢人了。我无法想象,当别人知道,李总的父亲去世了,而他的妻子,竟然连一个通知他的渠道都没有时,会是怎样一种同情、鄙夷或者幸灾乐祸的眼神。

我得撑着,为了李泽宇那可笑的面子,也为了我自己最后那点可怜的自尊。

灵堂设在殡仪馆最小的一个厅里。公公生前不喜热闹。

我穿着一身黑衣,跪在蒲团上,机械地给每一个前来吊唁的亲友磕头还礼。灵堂里哀乐低回,混杂着亲戚们的窃窃私语。

“泽宇这孩子也真是,事业再重要,能有他爸重要吗?”

“就是说啊,你看林晚一个人,都瘦脱相了,真是可怜。”

“唉,嫁了这么个有钱老公,也不知道是福是祸。”

那些声音像苍蝇一样在我耳边嗡嗡作响,我却什么也听不进去。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心里也一片麻木。

我没有哭。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

或许是悲伤到了极致,人反而哭不出来了。又或许,我的眼泪,早在那些被拒接的电话里,就已经流干了。

我像一个没有灵魂的提线木偶,按照程序,完成着烧纸、守灵、答谢的每一个流程。

出殡那天,天很应景地阴了下来,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

公公的骨灰盒很小,也很轻,我捧在怀里,却觉得有千斤重。

下葬的时候,雨越下越大,豆大的雨点砸在地上,溅起一朵朵水花。亲戚们都撑起了伞,只有我,固执地站在雨里,任由冰冷的雨水冲刷着我的脸庞,打湿我的头发和衣服。

我想,或许这样,我就能清醒一点。

雨水和泪水混在一起,我已经分不清哪个更冷,哪个更咸。

我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突然在想,我和李泽宇的婚姻,是不是也像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一样,曾经或许有过阳光明媚的开始,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只剩下了连绵不绝的阴冷和潮湿。

李泽宇,他真的在乎过吗?

在他心里,他的父亲,还有我这个妻子,是不是都只是他那宏伟的商业版图上,可以被随时忽略、甚至舍弃的“琐事”?

葬礼结束,亲戚们都散了。

我一个人开着车,返回我们生活的那个繁华的城市。

巨大的悲伤、连日来的精神紧绷和体力透支,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将我紧紧地包裹住。

我握着方向盘的手在抖,眼前的景物也开始变得模糊,高速公路上的车灯,在我眼里分裂成无数个晃动的光斑。

我用力地掐了一把自己的大腿,想让自己保持清醒。

可最终,我还是没能抵过那排山倒海般袭来的黑暗。

在我失去意识前的最后一秒,我仿佛看到了大学校园里,那个穿着白衬衫的少年,骑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穿过长长的梧桐道,气喘吁吁地停在我面前,笑着对我说:“晚晚,我来了。”

原来,我已经很久很久,没有想起他那个时候的样子了。

等我再次恢复意识,就已经躺在了第一章开头的,那间惨白得没有一丝人情味的病房里。

后来听邻居说,是她出门扔垃圾时,发现我家门没锁,推开一看,我就倒在玄关的地板上,人事不省。是她帮忙叫的救护车。

原来,我是因为过度悲伤和疲劳,加上多日未进食米水,导致了急性应激反应和低血糖休克,晕倒在了家里。

真是可笑。我为之付出一切的家,差点成了我的葬身之地。

04

我在医院里,安安静静地躺了两天。

这两天,没有人来打扰我,李泽宇没有,小雅也没有。我的世界里,只剩下输液瓶里药水滴落的“滴答”声,和护士们进进出出、脚步匆匆的声音。

也好。

这难得的清静,让我终于有时间,把这十年的婚姻,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我想起我们刚在一起时,他为了给我买一支我喜欢的口红,可以吃一个月的泡面。

我想起他创业初期,我们挤在小出租屋里,他一边敲着代码,一边回头对我说:“晚晚,再等我两年,我一定让你住上大房子。”

我想起他拿到第一笔投资时,激动地抱起我转了好几个圈,眼睛里闪着光说:“我们成功了!”

那些画面,曾经是我记忆里最甜美的糖果。可现在,再回想起来,每一颗糖外面,都裹着一层厚厚的玻璃渣,甜到最后,只剩下满嘴的鲜血和苦涩。

是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

或许,是从他第一次因为一个应酬,忘了我们的纪念日开始。

或许,是从他第一次用“我很忙”来代替“我爱你”开始。

又或许,是从我放弃自己的事业,选择成为他“背后的女人”那一刻起,我们的天秤,就已经失衡了。

我一直在自欺欺人。我用他越来越丰厚的收入,越来越大的房子,越来越贵的包包,来说服自己,他依然是爱我的,他只是太忙了。

直到公公的去世,像一个响亮的耳光,狠狠地扇在我脸上,把我从长达十年的梦境中,彻底打醒了。

原来,有些爱,是会过期的。有些承诺,是会失效的。

负责我这个病房的,是一个很年轻的小护士,扎着个马尾辫,脸上还有几颗青春痘,说话直来直去。

她每天来给我换药、量体温,看我总是一个人,就忍不住多聊几句。

“姐,今天感觉怎么样?我看你气色比昨天好多了。”

我冲她笑笑:“好多了,谢谢你。”

她麻利地帮我换好吊瓶,然后一边收拾东西,一边状似无意地问:“姐,你家人呢?怎么住院两天了,就见你一个人啊?你老公呢?也不来陪陪你?”

我的心被刺了一下,脸上却依旧保持着得体的微笑,轻描淡写地说:“他忙,出差了。”

小护士撇了撇嘴,一脸的不以为然:“又是忙!我最讨厌听男人说这个字了。再忙还能比人重要?老婆都病倒住院了,天大的事也得放一放啊。”

我没接话,只是苦笑了一下。

是啊,再忙,还能比人重要吗?

可是在李泽宇的世界里,是的。他的事业,他的项目,他的客户,都比我重要,甚至,比他父亲的性命还重要。

到了我住院的第三天下午,我正靠在床上发呆,病房的门,被人轻轻推开了。

我以为是护士,头也没抬。

一个穿着精致职业套装的身影,提着一个看起来就价格不菲的进口果篮和一大束包装华丽的香水百合,踩着高跟鞋,无声地走了进来。

那熟悉的香水味,让我立刻抬起了头。

是小雅。

她脸上依旧挂着那种无可挑剔的、职业化的微笑,仿佛不是来探病,而是在进行一次商务拜访。

她将果篮和花束轻轻地放在床头柜上,那束香水百合的味道浓郁得有些呛人,刺激得我头又开始疼了。

“林姐,”她开口了,声音柔得能掐出水来,“听说您病了,李总特别担心。他刚从欧洲飞回来,时差还没倒过来,就立刻让我先过来看看您。他说,您辛苦了。”

她说话的语气,轻柔、客气,却又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审视。那感觉,就像是集团董事长夫人,在慰问一个为公司发展做出“牺牲”的优秀员工家属。

她的话里,每一个字都说到了李泽宇,却没有一个字,提到公公。

仿佛那场仓促的葬礼,那个被埋进冰冷土地里的老人,都只是我一个人做的噩梦,和他们毫无关系。

我看着她,看着她那张年轻、漂亮、写满了精明和野心的脸,内心竟出奇地平静。

我冷冷地开口,声音因为多日未好好说话而有些沙哑:“李泽宇呢?”

小雅扶了扶她那副金丝边眼镜,镜片后的眼睛里闪过一丝我看不懂的情绪,随即又被那职业化的微笑所取代。

“李总下午约了宏远集团的王董打高尔夫,谈一个新区的合作项目,非常重要。他说,等他谈完,晚点会‘抽空’过来的。”

“抽空”那两个字,她咬得特别轻,轻得像一片羽毛,却像一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又顺着神经,一路刺到我的心脏最深处。

抽空。

又是抽空。

原来,在他和他最得力的秘书眼里,我躺在医院里,奄奄一息,就和我之前满心期待的十周年旅行一样,都只是他那排得满满的行程表里,一件需要他“抽空”才能处理的、无足轻重的小事。

小雅似乎对我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感激而有些意外,但她依然保持着完美的风度。又说了几句“您好好休息”、“有什么需要随时给李总打电话”之类的场面话后,便转身离开了。

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由近及远,最后消失在走廊的尽头。

病房里,又恢复了寂静。

只剩下那束浓郁的香水百合,还在固执地散发着它的香气,熏得我几欲作呕。

我看着那个包装精美的果篮,看着那束娇艳欲滴的鲜花,突然,“噗嗤”一声,笑了出来。

我笑着笑着,眼泪就毫无预兆地涌了出来。

我笑我这十年,像个傻子。

我笑我这十年,爱上了一个画饼的男人,还把那画出来的饼,当成了山珍海味。

我笑我这十年,亲手将他送上了王座,却也亲手将自己,打入了冷宫。

我趴在病床上,哭得浑身颤抖,仿佛要把这十年所受的所有委屈,都一次性发泄出来。

哭到最后,我没力气了。

我慢慢地坐直身体,用手背胡乱地抹去脸上的泪水。

我看着窗外,夕阳正一点点地沉入地平线,给天边的云彩,染上了一层绚烂又凄凉的血色。

我知道,我该做个了断了。

为我逝去的青春,为我错付的爱情,也为那个躺在冰冷地下,至死都没能再见儿子一面的,可怜的老人。

05

傍晚时分,天色彻底暗了下来。护士送来了医院的晚餐,白粥,青菜,寡淡得像我此刻的心情。

我刚喝了两口,病房的门,就被人用力推开了。

来人甚至没有敲门。

我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那股熟悉的、混杂着烟草和高级古龙水的味道,只有李泽宇才有。

他终于“抽空”来了。

我慢慢地放下勺子,抬起头。

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阿玛尼手工西装,头发用发蜡梳得一丝不苟,油光锃亮。手腕上那块百达翡丽的表,在灯光下闪着冰冷的光。

他看起来有些疲惫,眼下有淡淡的青色,但更多的是一种压抑不住的不耐烦。

他大步走到我的病床前,将一个崭新的、我一眼就认出是爱马仕最新款的包,重重地扔在了旁边的空床上。

包和床垫碰撞,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你闹够了没有?”他终于开口了,声音里充满了居高临下的责备,像是在训斥一个不懂事的下属,“为了一次旅行,就跟我冷战,现在还折腾到住院?林晚,你什么时候能长大一点,能让我省点心?”

他的语气,他的表情,都像是在说,我生病住院,是我为了逼他妥协而精心策划的一场苦肉计。

我看着他。

看着这个我爱了整整十年,以为自己很了解的男人。

第一次觉得,他如此陌生。

陌生到,让我觉得恶心。

我没有说话,也没有像他预想中那样,或者哭哭啼啼地控诉,或者歇斯底里地争吵。

我就那么静静地看着他,嘴角甚至还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我自己都不知道是什么含义的微笑。

我的沉默,似乎让他更加烦躁。

他扯了扯领带,在病房里踱了两步,然后停下来,用一种施舍的语气说:“行了,别装了。我知道你不就是想要这个包吗?我给你买了。明天出院,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丢人现眼?

我轻轻地重复着这四个字,心底最后一点余温,也彻底冷了下去。

原来,在他眼里,我所经历的一切,悲伤、绝望、病痛,到头来,都只是为了一个名牌包。

就在我准备开口,把离婚协议书甩在他脸上的时候,病房的门又被推开了。

是那个直爽的小护士,推着一车药品,进来查房。

她看到病房里的李泽宇,显然愣了一下。或许是他的穿着打扮,与这间简陋的病房太过格格不入。但她很快就恢复了职业状态,径直走到我的床边。

“感觉怎么样?晚上还头晕吗?”她一边问,一边熟练地帮我取下已经输完的液,准备换上新的药。

“好多了,谢谢。”我轻声说。

李泽宇显然很不满自己的“独角戏”被打断,他皱着眉,用一种审视的目光打量着那个护士,眼神里带着上位者特有的挑剔和不屑。

护士自然也感受到了这不友好的目光,但她没在意。她低着头,一边用酒精棉给我的手背消毒,一边头也不抬地,用一种听不出情绪的、冰冷的语气说道:“家属来了正好。病人因为情绪刺激和过度劳累,导致了营养不良加上急性心因性反应,需要好好休养,清淡饮食,最重要的是,不能再受刺激了。”

她顿了顿,将新的针头精准地扎进我的血管里,然后抬起头,看向李泽宇。

“另外……”

护士停下了手里的所有动作。

她转过身,完完全全地,正对着李泽宇。

她那双原本清澈的眼睛里,此刻充满了不加掩饰的鄙夷和无法理解的困惑。

她看着眼前这个衣冠楚楚的男人,就像在看一个怪物。

然后,她一字一顿,用整个楼层都能听见的、清晰无比的声音,说道:

“李总,你母亲后事都办妥了,这几天你爱人的电话全被你秘书给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