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洲学者读中央一号文件：透视中国“三农”战略，助力“全球南方”乡村振兴|一号文件|三农|中国|中央|乡村振兴|农业农村

导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关注“三农”，强调了粮食安全、农村稳定与农民增收等议题。文件中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对农村家庭常态化精准帮扶、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加强生态保护和灾害防范、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等内容，为其他“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启示。中国的做法虽不可直接照搬，但其长期规划、技术适配与综合发展的理念具有重要借鉴意义，为国际合作与互学互鉴提供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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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蒂芬·恩德格瓦

(Stephen Ndegwa)

肯尼亚智库南南对话执行主任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聚焦“三农”问题，这是一个清晰而审慎的信号：国家的持久发展，根基在于粮食安全、农村稳定以及农民收入的持续增长。

对于非洲以及更广泛的“全球南方”国家而言，这份文件虽然不是可供照搬的指南，也不是直接对照的标杆，但却提供了可以借鉴的经验，使它们可以从中国的大规模长期规划与政策连续性中获得启示。在这样一个面临气候不确定性、供应链中断以及粮食系统再度承压的世界里，中国的农村发展战略为各方提供了反思与对话的机会，尤其对那些同样面临类似结构性挑战的国家而言更是如此。

粮食安全是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粮食产量已连续多年增长，现已稳定在7亿吨左右，但文件并未流露出任何自满情绪。受人口规模、饮食结构变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动，粮食需求的增长速度正快于产量增长，因此粮食供应面临的长期压力依然存在，必须有意识地增强韧性。

中国的情况与全球粮食安全现状高度契合。据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粮农业组织统计，全球仍有数亿人营养不良，而气候变化正日益影响作物产量和粮食供应，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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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非洲国家而言，粮食安全危机并非源于土地稀缺，而是由于生产力落后、基础设施不足以及气候脆弱性所致。中国强调在稳定国内生产的同时提升土地质量和产量，为我们提供了切实的启示。为了强化粮食安全，除了进口之外，还要求对国内产能进行持续投资，并辅之以配套的长期政策规范。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最引人注目的要素之一，是强调“因地制宜发展农业新质生产力”。具体而言，这可能意味着采用改良品种种子、智能机械、数字平台以及数据驱动的农场管理等技术。这些工具旨在提高产量、降低劳动强度、降低气象灾害和病虫害风险。

中国的做法是全球农业生产模式转变的一个缩影。世界银行报告称，未来粮食供应的主要驱动力将是生产率增长，而非耕地面积的扩大，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在许多非洲国家，超过一半人口从事农业生产，但往往收益较低，因此提高生产率至关重要。中国的经验表明，技术不能取代农民，但可以为他们赋能。数字气象服务、土壤检测、适合小块土地的机械化，以及优化的仓储系统，能够帮助农民更稳定地增产，同时减少损耗。

农业领域的合作与知识共享尤为重要。许多非洲国家已经开始尝试利用移动终端向农民提供远程咨询和数字金融服务。通过建立合作关系，将技术本地化，使其适应当地实际情况，而非简单地照搬照抄，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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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还提出对农村家庭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继2020年消除绝对贫困后，中国目前正着力防止返贫现象发生，确保农民收入稳定增长。

从“脱贫攻坚”到“精准帮扶”的转变在“全球南方”引起了强烈共鸣。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农村扶贫项目依赖于捐助方的资金，与政治周期紧密挂钩。尽管这些项目可能短期内行之有效，但往往缺乏持续性。中国的经验表明，必须将扶贫工作制度化，即将其纳入财政体系、地方治理和长期规划框架之中。

对于非洲而言，重要的不是照搬中国的治理模式，而是要认识到这样一个原则：农村发展政策要想取得最佳成效，必须具备可预测性、可持续性，并且要做到因地制宜。只有当政策稳定、支持体系可靠时，农民才会更放心地进行投资。

中国的乡村战略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对“发展”的定义比较宽泛。中央一号文件不仅关注农业生产，还涉及基础设施、医疗卫生、教育、环境保护和乡村治理等领域，目标是打造既具生产力又宜居宜业的乡村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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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综合规划的做法不仅对中国具有重要意义，也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放眼非洲，城乡人口迁移的主要原因往往并不是城市里机会更多，而是农村地区的服务匮乏——交通条件落后、医疗资源有限、教育体系薄弱，即便农业生产尚可维持，农村生活依然举步维艰。

对道路、电力和数字互联互通等农村基础设施的投资，能够减少收获后损失，将农民与消费者紧密相连，从而推动农业市场转型。非洲开发银行报告指出，基础设施缺口仍然是制约非洲大陆农业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中国的经验表明，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生活水平的提高必须同步推进。只有在社会和经济上支持农村社区，农业生产力的提升才更具可持续性。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强调了生态保护和灾害防范。中国认识到，农业面临的洪涝、干旱和土壤退化等气候风险日益严峻，因此，加强农田保护、提升灾害应对能力，是乡村振兴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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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点也是非洲及“全球南方”所面临的共同挑战。对以雨水灌溉农业为主、社会保障网络有限的地区而言，气候变化的影响尤为严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报告指出，撒哈拉以南非洲是受气候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尤其对粮食系统构成威胁。

中国的方法是将农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相结合。土质监测、水资源管理和生态系统修复是保障农业长期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开展联合研究、培育抗气候变化的种子，以及推广适应性耕作方式，自然成为南南合作的重要领域。

在强调国内粮食安全的同时，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还倡导促进农产品贸易和生产相协调。这反映了自力更生与全球参与并不相互排斥。对于非洲及其他发展中地区而言，这种平衡尤为重要。加强国内生产能够降低脆弱性，而区域和全球贸易则可以拓展市场、稳定供应。诸如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之类的合作倡议，旨在深化非洲内部的农业贸易，同时与更广泛的全球伙伴关系形成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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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植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规模体量和制度特色，并非可供其他国家逐字照搬的模板，但其中的一些核心原则，包括政策的长期连贯性、长远规划、技术适配，以及对乡村民生的重视，具有广泛的借鉴意义。

中国的乡村振兴经验让我们看到，数十年持之以恒的投入能够带来长期的回报。非洲国家拥有各自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治理体系，可在借鉴中国经验的同时，因地制宜地探索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当前全球发展议题往往聚焦于城市、金融和工业发展，而中国对农业的持续关注提醒我们：繁荣始终根植于土地。粮食安全、农村尊严与环境保护是全人类的共同关切，而非某个国家的特有问题。随着中国“十五五”规划正式开局，其乡村政策也迎来了合作机遇。“全球南方”国家在粮食安全、气候韧性与农村发展等共同关心的领域，有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理应互学互鉴、共同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