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向朱元璋声称自己位于定淮门内的旧宅井中，涌出了甘甜的醴泉，乃天降祥瑞，恭请圣驾临幸。
当时，朱元璋登基已十三年，对于执掌中书省多年的淮西同乡，早已不是初时的信任，但他还是应允了胡惟庸的请求，摆驾出宫，前往丞相府。
然而，车驾刚出西华门，路边突然冲出来一个宦官，死死拉住御马的缰绳，气喘吁吁，情急之下竟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
左右侍卫见他冲撞圣驾，一拥而上，乱棍齐下。转瞬间，官宦云奇被打得臂骨折断，奄奄一息，可他的手，依旧死死指着胡惟庸府邸的方向，不肯放下。
被打断了行程的朱元璋，心中骤然生疑。他当即折返皇宫，登上西华门的城楼，朝着胡惟庸的府邸望去。
可眼前的景象，却让他遍体生寒。
只见丞相府的院墙内，廊庑间，藏满了披甲执刃的士兵，只待他踏入府门，便要举事。
就在这天，胡惟庸被拿下入狱，短短数日后，就被处死。
而这场看似突发的谋逆案，在之后的十余年里，却将大明朝的勋贵、文武尽数卷入其中，最终株连三万余人，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随着胡惟庸的人头落地，自秦朝设立，延续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
胡惟庸，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丞相的代名词。
那么，胡惟庸到底是真的举兵谋逆，还是朱元璋为了终结相权而精心布下的一颗棋子？
元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克和州，定远人胡惟庸来到了朱元璋的军帐前。
当时，朱元璋帐下虽有徐达、常遇春，却也急需能处理庶务的文官。
胡惟庸的到来，恰好填补了空缺。
在明初功臣如云的朝堂上，胡惟庸并不起眼。
他没有徐达、常遇春的赫赫战功，也不如李善长统筹全局，更没有刘基能断大事的谋略。
从投奔朱元璋开始，他的仕途走得稳扎稳打。
从元帅府奏差，到宁国县主簿，再到宁国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十余年时，胡惟庸大多在地方任职，处理的都是钱粮、刑狱、民政。
然而，他心思缜密，行事果决，面对繁杂的地方事务，总能梳理得井井有条，处理得干净利落。
更重要的是，他知道在朱元璋的队伍里，淮西同乡的身份是敲门砖。
洪武元年，朱元璋在南京登基称帝，建立大明王朝。胡惟庸被调入中枢，担任太常寺少卿，不久后又升任太常寺卿。
虽然，胡惟庸主要负责的是朝廷的祭祀礼仪，却有了更多接触李善长与朱元璋的机会。
两年后，胡惟庸就被任命为中书省参知政事，成为了丞相的副手。
大明开国之初，朱元璋任命李善长为左丞相，徐达为右丞相，徐达常年在外领兵征战，极少过问中书省的事务，中书省的大权，几乎完全掌握在李善长手中。
李善长执掌中书省多年，在朝中根基深厚，淮西籍的文武官员大多依附于他，这让生性多疑的朱元璋，渐渐生出了忌惮。
朱元璋曾就丞相的人选，私下询问过诚意伯刘基的意见。
当时，朱元璋流露出更换李善长的想法，刘基直言劝阻，认为李善长是开国勋旧，能够调和诸将之间的矛盾，不可轻易更换。
于是，朱元璋又接连提出了三个人选，第一个便是杨宪，刘基评价杨宪有丞相的才能，却没有丞相的气量，心胸狭隘，容不下不同意见。第二个是汪广洋，刘基认为他的心胸狭隘比杨宪更甚。
第三个便是胡惟庸，刘基给出的评价是，用人如同驾车，胡惟庸这样的人，恐怕会把车给弄翻。
刘基的评价，可谓一语成谶，可朱元璋还是选择了胡惟庸。
其中缘由，并非朱元璋没有看清胡惟庸的性格，而是在当时，胡惟庸是最符合他需求的人选。
李善长权势过重，必须从丞相的位置上换下来，杨宪锋芒毕露，与淮西势同水火，难以驾驭，汪广洋性格懦弱，庸碌无为，难当大任。
唯有胡惟庸，能得到李善长的支持，也更容易被朱元璋掌控。
李善长辞官后，汪广洋被提拔为右丞相，胡惟庸则担任左丞，主持中书省的日常事务。
汪广洋本就性格温和，不愿争权，面对精明强干、野心勃勃的胡惟庸，更是处处退让，几乎从不对胡惟庸的行为提出任何异议，中书省的大权，渐渐完全落入了胡惟庸手中。
不久后，在李善长的举荐下，胡惟庸正式升任左丞相，位居百官之首。
当时，他深得朱元璋宠信，朱元璋对他上奏的事务，大多予以批准，朝中大小政务，几乎都要先经过胡惟庸的手，才能送到朱元璋面前。
然而，身处顶峰的胡惟庸，渐渐开始放纵自己的权欲。
按照大明的制度，官员的生杀废黜，大小政务的处置，都必须上奏皇帝，由皇帝亲自裁决。
可胡惟庸执掌中书省后，很多事情不再上奏请示，便自行决定执行。内外各个衙门送上的密封奏事，他都要先拆开来查看，凡是对自己不利的内容，便直接藏匿起来，不让朱元璋看到。
可朱元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对此保持了沉默。
而朱元璋的沉默，却也让胡惟庸更加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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