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还有哪个职业，一周只上4-5小时课，拿到终身教职后剩下时间全由自己支配，每七年还有一整年学术休假，还有暑假？”
这不是段子。这是NYU教授、全球最知名的金融学教师阿斯沃斯·达莫达兰，在一次访谈中说出的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不是炫耀，是讽刺。
“我们收取天价本科教育费用，却把本科生当垃圾一样对待。如今大学里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课程，都是兼职讲师在教，他们像教学机器一样，在三所学校之间赶场，一周上八、九、十门课。因为我们都忙着做研究。”
达莫达兰甚至不称自己为“教授”或“学者”。
他说：“我就是老师，一直都是。我读博士，是为了教书，不是为了做研究。我已经25年没有投过一篇论文去发表了。我不想写那种只有50个人看、在小圈子里自嗨的文章。”
当一位终身教授公开说“95%的研究就算从未存在过，也没人在意”，当他把大学教育称为“骗局”，他不是在博眼球，他在陈述一个学术界心照不宣的事实。
越是“帽子”教授，越不教本科生
2024年，一项荷兰学者的研究追踪了某高校教师的研究质量与教学效果之间的关系。
结论很直接：发表了大量论文或在高知名度期刊上发表过论文的教师，并没有给本科生带来更好的成绩。
相反，本科生给这些老师的评价分数，普遍低于平均水平。
985大学一位院长看完这项研究后，在博客中写下了一句更直白的话：“帽子”越多、越高的教师，对学生，特别是本科生，越没有用。
“帽子”，在国内学术界是一个暗语。它指的是“杰青”“长江”“院士”等人才称号。
一顶帽子，意味着地位、经费、资源。北京大学教授刘忠范曾在访谈中说：“科研人员终其一生在追‘帽子’和爬梯子，因为‘帽子’意味着地位，更意味着物质利益”。
图源：北京大学教授刘忠范/中国化工报
北京师范大学一项研究显示，“帽子”人才的平均年总工资，高达普通青年教师的三倍。
代价是什么？
是本科课堂被掏空了。
复旦发展研究院一项关于教学型教授制度的调研，揭露了一个残酷的真相：高校的评审逻辑至今仍是“仅靠教学表现不足以获评教授”。
一位教师反映，在实际评审中，教学型教授的要求有时甚至高于教学科研型岗位。
意思是，你想评教授，光把课上好没用，你得“证明”自己也能搞科研。
研究也印证了这一点：科研产出是职业晋升的硬性条件，没有论文和课题，“课讲出花来也评不上”。
于是，教师们自然会把精力投向科研。因为那里有经费，有职称，有学术休假，有“一周4小时课”的特权。
复旦发展研究院的调研结论更扎心：由于缺乏可信、可比的教学成果证据，评价委员会只能依赖“可见且可计数”的奖项与论文。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校普遍存在“重科研、轻教学”的结构性困境：不是老师不想教，是体制逼着他们“别太把教学当回事”。
那谁来教本科生？达莫达兰给出了答案：兼职讲师。
他们像“教学机器”一样，在三所学校之间赶场，一周上八九门课，没有福利，没有安全感，更没有职业尊严。
但问题是，当学费以每年6%、7%、8%的速度上涨，当学生毕业后背负巨额债务，当文凭的"信号价值"在就业市场逐渐贬值，这场"教育幻觉"还能持续多久？
数据显示，美国私立非营利四年制院校学费和费用在2024-25学年达到43,350美元，过去十年实际涨幅达41%，远超通胀率。
而公立大学州内学费十年涨幅175%，州外学费涨幅141%。学生支付着天价账单，换来的却是被忽视的教育。
你花几十万买的，到底是什么？
Inside Higher Ed今年7月对1047名美国大学生的调查显示，一个反直觉的数据出现了：尽管AI正在重塑课堂，但AI并未削弱大学的价值，甚至有23%的学生认为AI反而提升了学位价值。
为什么？
学生们给出了答案。在调查中，他们明确列出了上大学的理由：它不是一张文凭，而是一套打包服务。
第一，也是最关键的：它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让18-20岁的孩子可以做蠢事而不至于彻底翻车。
第二，才是课程。
第三，是纪律感：室友催你起床上课。
网课完成率只有3%，人很难靠自律坚持。
图源：unsplash.com
大学还提供同伴学习、社交、人脉、娱乐，比如球赛、校园文化。
一位学生在调查中说得更直白：“AI不只是作弊工具。对某些学生而言，它就像24小时在线的家教。”
这套“打包服务”正在被一点一点拆解：网课抢走课程内容，LinkedIn抢走职业人脉，AI抢走技能培训。
达莫兰达自己的做法更激进：他把每节课都录下来，课件、视频全部免费公开上网，已经坚持了10年。
图源：Dr Brian Keating
他问自己一个很尖锐的问题：如果学生在家就能看全部内容，他们为什么还要来教室？
他的答案是：学生来NYU，买的不是内容，是证书。对很多人来说，证书依然重要，要给雇主看。
这正是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学者杨曌旻在《中国高教研究》中提出的“机会协议”理论。
在工业社会，文凭是一种社会契约：你拿到文凭，社会给你相应的工作和地位。但随着高等教育普及，文凭的“稀缺性”下降，这张“机会协议”正在失效。
高文凭人口越来越多，但优质岗位没有同步增长。结果就是“教育错配”。你的学历远超岗位需求，但你仍然不得不去竞争。这就是所谓的“学历军备竞赛”。
教育部门数据显示，2024年全国高校撤销专业点1428个，停招2220个。中传一口气砍掉16个专业，校方直言：“世界已进入‘人机分工时代’，重复性、标准化的工作，可以交给AI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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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自己，已经在“断臂求生”了。
谁在真正为学生负责？
西南交通大学近期获教育部简报单篇报道的案例，提供了另一种思路。他们正在推进“教学改革”，构建“教师主导、学生主体、充满活力”的课堂。
他们也在尝试“数智赋能”，开发AI学习助手，实现“师—生—机”实时互动。
图源：教育部官方网站
但这仍是少数。
更多的高校，仍然深陷“发表还是死亡”的惯性里。复旦发展研究院的研究指出，教学型教授制度在上海23所高校已经推行，但实际评审中，教学型教授的要求有时甚至高于教学科研型岗位，且仅靠教学表现“不足以获评教授”。
这意味着，即使制度设计想给“教书匠”一条出路，执行层面仍然会把它拉回“科研本位”的老路上。
达莫达兰对这种现象的批评不留情面：“如果我们对公司老板说‘我做的东西很专业，你听不懂’，几小时内就会被开除。可在学术界，我们却躲在黑话里，对高昂学费视而不见。”
他甚至对诺奖得主也“不客气”：“如果经济学像物理学一样精准，为什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没有全都成为亿万富翁？”
他的答案是：经济学最终追求的是“效用最大化”，不是“财富最大化”。
他今年在休假，照顾9个月大的孙女。他说：“我从这件事中获得的效用，比当一个管理150亿美元的对冲基金经理还要多。”
这句话，或许可以翻译给每一位在“科研”和“教学”之间挣扎的大学老师听。
AI时代的出路
如果知识免费，大学还能卖什么？
AI正在倒逼教育回归本质。
85%的美国大学生表示在过去一年里用过生成式AI来处理课程作业。但他们主要用它来“头脑风暴”（55%）、“像问导师一样提问”（50%），以及备考（46%）。只有19%的学生承认用AI写完整的论文。
学生们比很多教授想象的要清醒。他们知道AI是工具，不是答案。
另一项调查数据显示，97%的学生认为，在生成式AI时代，院校应积极应对学术诚信危机。
但他们反对一刀切的“禁用”，更希望学校提供系统培训，让学生明确“什么是合理使用”。
这恰恰是大学的新机会。
图源：unsplash.com
达莫达兰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给年轻人的建议是：努力拥有一份“你并不需要”的工作，一份你随时可以离开的工作。 他称之为“放弃期权”，它给你自由。
“我从不压抑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年轻教授可能没这种自由，但这应该是你的目标：做到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
杨曌旻在论文中也给出了类似的解药：未来的教育，必须从“知识导向”转向“能力导向”。文凭不能只是“符号资本”，它必须真正代表一个人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正是大学的出路。当知识免费，技能廉价，大学能卖的只剩下三样东西：判断力、人脉、以及一张有公信力的“能力凭证”。
尾声
达莫达兰说，他很担心这种模式会永久持续，即便有AI，人们对大学学位的崇拜也丝毫没有减弱。
但他也看到，颠覆不会像实体店零售那样突然崩塌，而是缓慢蚕食。先从社区学院、纯讲课式课程开始。
“如果只是内容传递，35、40岁的教授要小心了。大学不会消失，但会用更便宜的人替代你。”
而他自己，早在10年前就开始“颠覆自己”。
他把所有课程免费公开，逼自己：就算学生在宿舍、在佛罗里达就能看全部内容，他们依然愿意来教室听课。
“我从不点名。如果必须靠点名才能让人来，那我就失败了。”
2026年秋季学期，你准备好回答这个问题了吗：你花几十万送孩子进大学，买的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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