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执拗——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坚持
3月15日，德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与世长辞。德国总统在致其子女的唁电中说：“随着尤尔根·哈贝马斯的离世，我们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启蒙者。他深入剖析了现代性的诸种矛盾，教会我们民主商谈伦理，并将人的解放确立为不可放弃的目标。”虽然他寿终正寝，但其追求的事业却风雨飘摇。
我们处于一个全球政治倒退的时代。在《“事情总该变得好一点……”》访谈中，哈贝马斯感叹道：“野蛮暴力在世界范围内失控，我们社会整合的蚀化、自由政治文化的崩溃、民主政党体系和法治国机制的解体，以及许多国家中政治公共领域及其公民社会基础的瓦解，这些都引发了……对世界范围内长期政治倒退的恐惧感。”显然，哈贝马斯是带着深深的忧虑离开这个世界的。然而，即使临近生命终点，哈贝马斯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信念。他曾动情地表示，无论世事如何变化，也改变不了自己毕生的信念：“理性在历史中虽然一再被挫折打断，但从长远来看始终在取得进步。”他反复强调，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容忍，就是知识分子变得玩世不恭和犬儒主义。
哈贝马斯被称为最后一位理性主义者，也是现代性重要的守护者。正因为如此，他的离世受到如此大的关注。
-“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现代性”概念的含义纷繁复杂，大体上有两种理解方式：其一，它是一种规范的理想；其二，它是对现代社会变迁及其特征的描述。哈贝马斯同时在这两个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性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理性问题，是理性扭曲的问题。现代性批判的任务就是揭示理性扭曲的原因和后果。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就把理性的扭曲作为现代性诊断和批判的核心。在他们那里，现代性的根本特征是工具理性的统治。工具理性将理性仅仅视为工具，因而理性化就等同于工具的合理化。这一理性批判的困境在于，如果人类生活的一切领域都由工具理性支配，现代性批判本身就失去了根基。哈贝马斯拒绝接受这一结局。在他看来，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之所以陷入困境，问题不在于理性本身，而在于他们对理性的片面理解。众所周知，哈贝马斯将自己的理论称为交往行为理论，其理论基础是目的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分。目的合理性是指一种以主体与客体的分离和对立为本体论前提，把理性理解为主体支配他者的工具或手段。显然，从这一概念出发，法兰克福学派必然走入困境。因为在这里，理性不再是解放的力量，而是支配和统治的力量。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并非理性的全部，还存在着另一种理性形式，即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不同，交往理性建立在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和讨论的基础之上。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协调与合作如果是通过平等和自由的语言对话来实现，主体就摆脱了外在强制，人与人就摆脱了对抗，自我也摆脱了自我强制。在此意义上，理性与自由内在地统一在一起。
哈贝马斯最为人们熟知的名言是：“现代性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为了与当时两种时髦的新保守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思潮相对抗，他在1980年接受阿多诺奖的演讲中明确提出了这一论断。关于现代性计划，哈贝马斯的解释是：
18世纪为启蒙哲学家所系统阐述过的现代性计划，在于他们致力于按照内在的逻辑发展客观科学、普遍化的道德与法律以及自律的艺术。同时，这项计划也有意将上述每个领域的认知潜能从外部释放出来。这些哲学家力图用这些特殊化的文化积累来丰富日常生活——也就是说，来合理地组织安排日常的社会生活。
在这里，现代性计划首先体现为知识的分化与专业化。科学知识、法律和道德知识以及审美批评知识从原来的宗教形而上学体系中独立出来，成为三个独立的认知领域，这些领域各有其自身的合理性标准和批判反思形式。科学的标准是真理，法律和道德的标准是正义，艺术的标准是新颖性与创造性。而这三者分别与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现代性理想相对应。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就是一个文化合理性的理想。现代性计划还有第二个层面，即把专业领域获得的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合理地组织和丰富社会生活。这里的社会生活包括人类的物质生产、社会交往和政治活动等。如果人类的实践生活能够受到专业知识领域成果的滋养，就可以摆脱传统的束缚，获得更多的自由和自主性。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性是一个社会合理性的理想。
-在不同的场合强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目的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区分不仅是哈贝马斯分析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基础，也构成了他对现代社会结构理解的基础。《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观点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是生活世界合理化与系统合理化分化和脱钩的过程，而生活世界与系统分别又是交往理性与目的合理性的制度化网络。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与系统的脱钩有其必要性，它们是社会现代性的进步成就，正如文化领域的分化是文化现代性的标志一样。生活世界分为文化、社会（狭义的作为人际关系的总和）与自我三个领域。交往行为在此承担着文化传播与更新、行动协调和社会化三种功能，而这些功能是工具性行动所无法实现的。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世界的合理化具有规范上的优势，它与自我认识、自我决定和自我实现的现代性规范理想相联系。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是通过平等和自由的对话来协调的，它就摆脱了外在强制。但是，交往行为是代价昂贵且协调作用有限的，它无法帮助我们在民族国家的大范围内组织起现代物质生产系统和行政管理系统。“系统”概念指的是由劳动分工和交换构成的经济领域与通过权力等级命令协调的行政系统，它以系统自身的维持和运行效率为目标。与韦伯和哈贝马斯的老师一代不同，他并不把市场经济系统和行政权力系统本身视为社会的毒瘤。因为系统与生活世界之间可以有不同形式的关系，并不必然导致生活世界殖民化。
哈贝马斯指出，晚期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社会。在这里，危机并不表现为社会合理化本身，而是表现为目的理性系统入侵了由交往关系协调的生活世界。哈贝马斯认为，现代社会有三种协调人与人关系的资源，它们分别是金钱、权力和意义。生活世界殖民化是指金钱和权力侵入到本来应该由意义来协调的领域，就像殖民者侵入原始部落一样。哈贝马斯当时特别感兴趣的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阶级间剥削和压迫关系，而是金钱和权力对生活世界的侵蚀和支配所产生的异化与物化。在谈到社会冲突时，哈贝马斯认为，今天的社会冲突主要不是发生在经济领域，而是出现在生活世界与系统关系的界面上。西方青年学生运动反抗的是资本主义职业生活和官僚国家对人们生活无孔不入的渗透和控制，因而，新的社会斗争不是围绕物质利益的再分配，而是围绕着生活方式的领导权。
哈贝马斯的理论具有明显的时代烙印和局限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资本主义是阶级力量相对平衡的社会。在这里，左翼政党领导的国家还能对资本主义形成一定的制衡，阶级矛盾和冲突相对缓和，因而哈贝马斯的批判目光更多地转向日常生活中的不民主和不自由。今天西方社会已经进入到了新自由主义阶段，不仅贫富分化越来越大，阶级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资本主义全球化有多方面的消极影响，它不仅侵蚀了公民团结的基础，还威胁到人类生活的自然基础和生态条件。哈贝马斯意识到了这一点。近年来，他在不同的场合强化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体系的生存既依赖自然资源，也依赖生活世界的资源。但它以供求关系的语言来理解一切事物，把一切视为可交易的商品，“这种对社会、自然和文化环境的充耳不闻，正是其政治讹诈的基础”。在他看来，当今世界许多社会冲突和矛盾都与资本主义有关，包括民主政治文化被掏空，环境保护上三心二意，大众媒体的商业化和私人化，对敏感的技术发展不加控制，大众意识的日益民族主义化等等，背后都有资本主义经济系统强制的影响。虽然哈贝马斯已不能提出克服它们的完整方案，但他仍然对现代性的矛盾和困境保持警觉。
-拒绝成为犬儒-
对一个思想家的最好纪念，是对其思想的创造性运用。在当今欧洲，哈贝马斯最担心的是右翼民粹主义，因为右翼民粹主义大多带有种族主义色彩，而种族主义是纳粹的思想核心。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像他的老师阿多诺一样，哈贝马斯就把绝不能让纳粹统治重演作为自己的使命。对右翼民粹主义的批判可以有不同的角度，哈贝马斯的理论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好的启示。第一，右翼民粹主义拒绝现代性的道德普遍主义。它本质上是一种认同政治，这种政治把前现代的族群、宗教、语言和文化传统作为认同的来源，并以一种两极化的态度将不同群体对立起来。显然，这一倾向在政治上是危险的，因为它会导致公民的政治分裂。第二，从思想方式上，民粹主义具有返祖特征。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今天的民粹主义并非是天生的，而是被操纵和制造出来的。民粹主义者在文化上往往抱着教条主义、绝对化的态度，这种思想态度明显违背了哈贝马斯强调的可错论意识。按照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在后形而上学时代，一切知识（包括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显然，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反智主义特征。最后，民粹主义往往把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没有考虑系统与生活世界的复杂关系，相信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这种做法短期内可能有效果，但长期来说是有害的。
哈贝马斯的理论也有助于我们批判犬儒主义。犬儒主义是哈贝马斯担心的核心问题，在他看来，对知识分子来说，如果“有一件事不能容许的话，那就是变得犬儒”。可以对犬儒主义进行多方面的分析和批判。首先，犬儒主义往往以利己主义态度对待规范和价值，于己有利就信，于己不利则弃，这显然意味着放弃了交往行为中以言行事的态度，对文化采取了一种与之不相适应的工具理性态度。哈贝马斯最不满的是知识犬儒主义和政治犬儒主义。知识分子是启蒙的主体，他们的犬儒化将导致文化的彻底堕落。知识犬儒主义的特点是玩世不恭，抹杀自由与强制、真理与错误、知识与权力等之间的区分，把一切都还原为欲望、利益或权力。政治犬儒主义更加有害，它导致政治的无能和倒退。哈贝马斯对西方当代政治家很失望，明确地说：“无论在美国还是在欧洲，我都看不到有任何政治人物和政治力量已经形成一种足以自我批判、面向未来的视角，以制定出恰当的行动替代方案。”这种犬儒主义典型地表现为政治家们面对资本的咄咄逼人，放弃原则，消极退让。显然，这是一种犬儒主义态度。
哈贝马斯和他的理论无论有什么样的不足，但他始终拒绝成为犬儒，仅此而言，他仍然是当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作者为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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