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27日，距离重庆解放仅剩三天。 歌乐山上枪声骤起，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内，200多名革命志士倒在了黎明到来的前夜。更令人痛心的是——狱外的地下党组织，其实早已获悉了敌人即将动手的情报。
营救行动从数月前就已经开始部署，打入敌人内部、策反看守、武装劫狱……每一条路都试过了，每一条路都没走通。
从"逐个消灭"到"集体屠杀"
很多人不知道，11月27日的大屠杀并不是突然发生的。 早在两个多月前，敌人就已经开始动手了。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国民党统治土崩瓦解。刘邓大军挥师西南，直逼重庆。 败局已定的国民党当局，把大量特务机构迁到了重庆歌乐山一带。这片约2平方公里的区域，设了十几座大大小小的监狱，白公馆和渣滓洞就是其中最出名的两座，被称为"两口活棺材"。
关在里面的都是什么人？1947年"六一大逮捕"中的进步人士，《挺进报》案中的地下党员，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被捕的革命者。 江竹筠、许建业、何雪松、许晓轩……这些名字，后来被写进了小说《红岩》。最多的时候，两座监狱关押了三百多人。
屠杀是分批进行的。
9月6日，第一批。 爱国将领杨虎城和秘书宋绮云一家六口，在松林坡遇害。宋绮云的儿子宋振中，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萝卜头"，遇害时年仅9岁。
10月28日，第二批。 陈然、王朴、成善谋等10人被害于大坪刑场。陈然就是那个在狱中坚持办"狱中挺进报"的人，把解放军的胜利消息秘密传遍了每一间牢房。 牺牲时26岁。
11月14日，第三批，也是最关键的转折点。 保密局负责人毛人凤从台湾飞抵重庆，亲自主持会议，传达了四项任务：屠杀、潜伏、游击、破坏。 当天，江竹筠、李青林、齐亮等30人被秘密枪杀于歌乐山电台岚垭。江竹筠牺牲时年仅29岁。
到这一步，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一场更大规模的屠杀正在逼近。
11月26日，经最高层批准的处决名单交到了执行者手中。11月27日下午4点，白公馆和渣滓洞同时开始了集中行刑。
白公馆这边，看守长杨进兴按名单一个个提人出去枪杀。渣滓洞那边人更多，特务人手严重不足，到晚上才杀了26人，剩下一百多人来不及"处理"。
于是白公馆的行刑者被紧急调往渣滓洞增援。特务把剩余的被关押人员集中到楼下几间牢房，架起机枪对着门窗疯狂扫射，随后逐个补枪，最后浇上汽油纵火焚烧。
这一夜，有案可查的殉难者共321人。 渣滓洞仅15人从血泊和大火中侥幸逃生。白公馆19人在看守杨钦典的协助下越狱成功。重庆三天后解放。
三天。仅仅三天。
地下党的多路突围与步步受阻
读到这里，很多人一定想问——狱外的同志难道不知道危险吗？就眼睁睁看着战友去死？
当然不是。营救行动，其实从几个月前就开始了。
1949年7月，川东特委在重庆临江路天瑞公司秘密开会。与会者一致判断：国民党在溃逃前极有可能对狱中人员下毒手。 上级的指示非常明确——"千方百计把被捕的党员和群众营救出来，需要用钱买的就花钱买。"营救任务交给了特委委员林向北。
林向北接到任务后，立刻召集地下党员商量对策。有人建议回到起义的地方动员武装力量来劫狱，有人建议策反敌方中层军官，甚至有人提出"做做徐远举的工作"。 大家救人心切，讨论非常激烈，可一圈谈下来，没有一个方案是切实可行的。
这时候，一条重要线索出现了。
林向北了解到，负责歌乐山警戒任务的交警第一旅里面，有一个叫贾佐的中队长。 这个人身份特殊——1927年入党的老党员，参加过南昌起义，在中央特科做过情报工作，后来跟组织断了联系。如果能接上关系，把同志安插进这支部队，就有了武装劫狱的可能。
林向北迅速安排人通过师生关系搭线，先后派了五六名同志打入交警第一旅，在贾佐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关键岗位。 计划看起来进展顺利。
可没想到，敌人内部发生了权力倾轧。 贾佐的职务被挤掉，我方安插的人员也暴露了风险，被迫全部撤出。第一次渗透，功亏一篑。
不甘心放弃。1949年9月，第二批人员又被派了进去。 这次更隐蔽，以传令兵、勤杂兵的身份混进了干部训练班。可歌乐山特区设了三道警戒线，通行证分临时、夜间、特别三种。 我方人员级别太低，活动范围极其有限，根本无法接近白公馆和渣滓洞的核心区域。
这些同志能做的，就是冒着生命危险绘制了一份特区内部的警戒路线图，标注了四条可能进入的通道。 为将来的行动保留了一线希望。可武装营救所需要的兵力、时机、内应，始终凑不齐。
与此同时，狱内的地下党组织也在拼命自救。
1949年2月前后，渣滓洞狱中党组织策反了一名狱医刘石仁。刘石仁冒着杀头的危险，把一份关押人员名单和一封求救信秘密带出了监狱。 信里写得很直接——我们是一批政治犯，估计重庆解放前敌人会来一次大屠杀，我们出不去了，只希望党组织知道大家的姓名。
这份名单上有70多个人的名字。
川东特委副书记邓照明拿到名单后，立刻想到了一个办法——把名单交给《大公报》公开发表，制造舆论压力，拖延敌人动手的时间。 这个想法很大胆，也有可能奏效。
可这封信在邮局就被截了。 国民党对寄往进步报刊的信函实行开封检查，这封信直接落到了特务手里。《大公报》的编辑主任顾建平因此被捕。 好在邓照明用了假名投递，没有暴露自己。
狱中的策反行动也远没有结束。 2007年，考古人员在渣滓洞遗址出土了一批越狱工具——两根8厘米长的铁钉、几根小钉、一根15厘米长的铁条、三个门闩，还有一块18厘米长的条石。铁钉和铁条是用来撬门撬锁的，条石是准备砸脚镣用的。 这些东西在那个环境里搞到手，每一件都是拿命在换。
白公馆的狱中党组织还曾研究过一个更冒险的方案——让罗广斌以"自新悔过"的名义争取出狱，到外面联络武装力量进行劫狱。 许晓轩、刘国鋕、谭沈明专门用书面形式为罗广斌作了结论和证明。可形势变化太快，这个计划还没来得及执行，屠杀就已经开始了。
最后关头，是罗广斌抓住了那个千载难逢的机会。11月27日深夜，白公馆的行刑者被全部调往渣滓洞增援，只留下看守杨钦典一人看守剩余19名未被处决的人员。 罗广斌此前已经对杨钦典做了大量策反工作。关键时刻，杨钦典打开了牢门。 19人冲进黑暗中，向后山跑去。
跑到半路，从渣滓洞返回的特务车队发现了他们，开枪射击。 人群被冲散，各自藏进山里。第二天清晨，部分人逃出了特区警戒范围。三天后，重庆解放。
营救为何功亏一篑？烈士留下了什么？
歌乐山特区三面环山、一面临沟，三道警戒线层层封锁，外部力量根本打不进去。 解放大军虽然推进迅速，11月27日当天距重庆市区仍有距离。敌人的屠杀从决策到执行只用了几天，留给营救的窗口极其狭窄。
更深层的原因，是此前地下党组织遭受了一次毁灭性的破坏。
1948年，重庆地下党的重要负责人刘国定、冉益智先后被捕后叛变投敌。这两个人掌握着大量组织机密，直接导致133名党员被捕。 这是自抗战以来川东地下党遭受的最严重打击。大批骨干力量被关进了监狱，狱外能够执行营救任务的人员和资源严重匮乏。
叛徒造成的破坏，远比敌人的围剿更致命。
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里的革命者，对这一切看得比谁都清楚。面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这些人没有消沉、没有绝望。 以许晓轩、江竹筠、刘国鋕、陈然为核心的狱中党组织，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发起了一场严肃的集体讨论——总结组织被破坏的原因，反思斗争中的失误，给未来的党组织留下建议。
讨论的结果由罗广斌负责收集记录。 大家商定：不管谁能活着出去，一定要把这些意见报告给党。
1949年12月25日，大屠杀后第28天，罗广斌向中共重庆市委提交了一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 这份报告一共七个部分，最核心的是第七部分"狱中意见"。
1989年，这份沉睡了四十年的报告被重新发现。 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胡康民根据川东地下党老同志提供的线索，在重庆市档案馆找到了原件，将"狱中意见"整理提炼为后来广为人知的"狱中八条"。
今天，歌乐山烈士陵园里松柏常青。渣滓洞旧址每年迎来无数参观者。 人们在那些斑驳的牢房墙壁前驻足，在烈士名单前默哀。
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在黎明前倒下的人，没有看到新中国的太阳升起，可正是无数个他们，让那轮太阳得以升起。
不能忘，不敢忘。
参考信源 《"狱中八条"的历史警示与时代意义》——人民日报·人民论坛，2020年8月1日 《不能忘！71年前，歌乐山上的腥风血雨……》——澎湃新闻（政务号），2020年11月27日 《走基层·解密"狱中八条"的诞生》——共产党员网，2014年12月1日 《这份来自渣滓洞的"报告"，何以响彻至今？》——七一网（中共重庆市委党建门户），2024年12月25日 《新中国成立前后彰显"潜伏"精神的孤勇者：陈昌》——四川省情网（红色文化专栏），2022年6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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