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青年学者，我认为应从三个方面发力，践行使命担当。一是筑牢思想之基，把稳学术航向。确保学术研究始终立足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自觉将学术追求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比如，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等重大命题开展研究，把个人学术方向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结合。二是深耕核心领域，服务“国之大者”。紧扣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聚焦学科的重点、难点问题，为党中央制定相关政策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比如，立足边疆地区开展科技考古工作，用实证研究为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文明交流提供科学依据。三是勇担传播之责，贯通学用之道。积极推动学术成果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面向公众的科普阐释、适应新媒体语境的表达创新，让研究成果从书斋走向社会，助力提升中华文明的传播力和影响力。比如，走进博物馆开展学术讲座、推出考古科普内容、用通俗语言讲好中华文明故事。
当前，世界变乱交织、动荡加剧，任何学者都很难仅凭一己之力对重大战略问题作出系统性和全局性回应。2025年，我在参与编写新编《列国志·尼泊尔》的过程中，深感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问题研究绝非单一学科的“独角戏”，而是多学科交叉融合的“交响乐”。中国社会科学院涵盖多学部、多学科的独特布局，为打破学科壁垒、组建跨领域创新研究团队提供了天然优势。我们应依托这一优势，聚焦国家战略需求、全球治理热点、跨区域复杂议题等组建创新研究团队。个人通过长期跟踪的区域、议题、理论等为团队攻关提供智力支撑，团队则为个人搭建协同研究平台、整合跨学科资源、提供稳定研究保障。最终，形成个人有专长、团队有合力、研究有突破、服务有实效的协同创新格局。
下一步，我将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为根本遵循，明确目标导向、学术方向和价值取向，在夯实学术基础、深化学理阐释、强化理论创新、促进学科融合、打造研究队伍等方面积极努力。把握新时代我国边疆研究学术发展动态，开展学术史研究；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边疆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深化学理阐释；立足“五个共同”历史观和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在标识性概念、话语体系建构等方面开展理论创新；积极拥抱数字人文方法和人工智能技术，推动研究范式革新；借助中国边疆研究所和中国边疆学会平台，团结学界力量，组建高水平研究队伍，形成研究共识，为打造中国边疆学派努力奋斗。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全面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生活，也对创新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提出了新的要求。要主动适应人工智能带来的新形势新变化，探索以人机协同模式推进学术研究，借力人工智能，以科技赋能高质量科研。同时，要防止对人工智能形成过度依赖，不能以人工智能取代文本阅读。特别是对于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的学者，仍然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原原本本阅读经典文献，走进历史文献的深处感悟真理、发现规律。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一项需要久久为功的大工程。就我个人而言，关键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找准切口、持续深耕，以扎实的学术成果为这项大工程添砖加瓦。
一是深耕标识性概念的学理阐释。标识性概念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基石，我计划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为切入点，深入挖掘其理论内涵与学理根基，并在国内外比较研究中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如何超越西方传统的联盟理论。
二是强化史料与实证支撑。好的概念阐释需要有扎实的史料与案例作为支撑。下一步，我将围绕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议题，系统收集和整理相关历史案例与经验数据，特别是关注冷战以来国际秩序变迁中的关键节点，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原创性理论体系建构提供经得起检验的事实依据。
三是注重理论对话与现实回应。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最终要服务于解释中国实践、回应时代问题。我将努力在学术研究与政策关切之间建立连接：一方面，在国际学术平台主动发声，推动中国概念的国际传播；另一方面，关注全球治理的现实演进，将研究成果转化为能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学理支撑。
人工智能在西域史学研究领域的重大影响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实现数据库的AI智能化，目前在智能检索、多语种文献自动识别方面已经取得较大进展；二是依托AI大语言模型实现跨语种“互文”关联阐释。目前，我在组织中国历史研究院西域历史科研创新团队开展工作的过程中，计划将第二方面作为主要探索方向，重点攻关西域跨语种文本语义对齐、概念映射与语义聚合，同时辅助科研工作中的跨语种命名实体识别与追踪。在此基础上，实现中外文化交流史中知识、观念在跨语种传播过程中的路径追踪，构建文化观念的流变网络。
财政学研究要做到有组织科研与个人学术研究深度融合、同频发力。要以有组织科研为抓手，精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有效整合各类科研资源，推动财税研究成果服务政策实践；以个人研究为根基，深耕中国特色财税领域的重点和难点问题，聚焦本土实践开展理论创新，不断提升学术研究的精准度与深度。通过二者有机融合，实现理论创新与实践需求相促进、学术价值与决策参考价值相融合的良性发展局面，推动财政学研究更好地服务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新时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使命，也是历史学研究实现范式转型的关键契机。作为从事早期中华文明史研究的青年学者，我认为须做到以下五点。第一，在学术导向上，坚持为人民做学问的宗旨，围绕“国之大者”，将早期中华文明史研究与国家文化战略紧密结合，回答时代之问。第二，在指导理论上，坚持唯物史观，深入发掘中国古代优秀史学传统，在“两个结合”中创新早期中华文明史理论体系。第三，在研究方法上，走多学科交叉研究道路，传承中国史学重实证、通古今的优良传统，推进传统考古学、科技考古新技术与历史学的深度融合，夯实自主知识体系的材料根基。第四，在研究思路上，加强中西文明比较研究，在文明互鉴中彰显中华文明特质，提升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第五，在成果推广上，力求以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语言，让早期文明史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飞入寻常百姓家”，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食粮”。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能闭门造车，尤其是在国际学术交流中不能自说自话。中国式现代化一定是世界普遍性与中国特殊性的辩证结合。因此，第一，要精准把握西方主流理论，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样才能建立起令人信服的自主理论。第二，要通过恰当的历史比较，寻找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共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特殊性，从古今中外的比较中提炼出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凝练中国原创的现代化理论。这要求我们在大国博弈和国际体系深刻变革的时代，积极投身一线的国际学术交流与调查研究，以鲜活的“中国故事”和原创性的中国式现代化理论为支点，在国际战略领域逐步形成中国特色大国战略理论。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新媒体编辑：程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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