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93年夏天那场大台风，我从魔鬼礁的死人堆里背回个半死不活的女人。
村里人都说海龙王发善心，给我这穷光棍送了个不要彩礼的老婆。
她连自己叫啥都忘了，却硬是陪我在海风里熬了九年，还给我生了个大胖小子。
我本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老婆孩子热炕头地过下去了。
哪知道2002年刮大台风那天，三辆黑漆漆的奥迪轿车碾着烂泥冲进村，带头的竟然是电视里天天露脸的市领导。
我提着杀鱼刀冲出去，却听到了一句让我浑身骨头缝都发凉的话……
1993年的夏天，台风刚刮过去。
海风里全是腥臭味。死鱼烂虾被浪头拍在沙滩上，太阳一晒，味道能把人熏个跟头。
我摇着那条破木帆船出海了。
村里老人都说，台风过后魔鬼礁附近能捡大漏。底层的水被搅浑了，平时藏在深水区的大鱼全被掀到了海面上。
我是个穷光棍。二十四岁了，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穷，就得连命都豁出去。
魔鬼礁在那片海域是出了名的凶险。暗礁多，水流急。
我光着膀子，把船停在礁石群外头。手里攥着带倒刺的鱼叉，眼睛死死盯着水面。
没看到大鱼。
我看到了一团花花绿绿的东西卡在两块黑石头中间。
浪头打过去，那团东西动了一下。
是个人。
准确地说，是个女人。
我把船摇过去。女人趴在长满海蛎子的石头上，身上的衣服被礁石割得一条一条的，后背全是血口子。
皮肉都被海水泡得发白了。
我拿鱼叉的木头杆子戳了戳她。没动静。
凑近了看，她进气多出气少。手指头死死抠在一道石缝里。
我本不想管闲事。海上死的人多了，今天救一个，明天指不定就惹上什么官司。
我转过身准备摇橹走人。
眼角余光扫过去，我看见她另一只手里攥着个东西。
一块扯断的男士手表表带。金灿灿的，看着像是纯金。
我咽了口唾沫。
鬼使神差地，我跳下水，踩着滑溜溜的暗礁走过去。
我把她翻过来。
她长得不赖，就是脸色青紫，嘴唇白得像纸。
我没去掰她手里的金表带。我把她扛在肩膀上，一步一滑地弄到了我的破船里。
女人很轻，骨头硌得我肩膀疼。
回到村里，天已经擦黑了。
我背着个死气沉沉的女人进村，惹得村口的几条土狗狂吠。
赤脚医生老拐被我从酒桌上拉了过来。
老拐满身劣质地瓜烧的味道。他翻了翻女人的眼皮，又拿生了锈的听诊器听了听。
“命硬。”老拐吐了口带血丝的浓痰，“去熬点姜汤，灌下去。能不能活看天意。”
女人在我的破木板床上躺了三天。
第四天早上，她睁眼了。
眼睛很大，但是直愣愣的，没有光。像刚被打捞上来的死鱼。
我端着一碗糙米粥走过去。
“醒了？”我问她。
她看着我，没出声。
“你叫啥？哪村的？”我又问。
她还是看着我。过了好半天，她嘴唇动了动。
发出的声音像破风箱一样嘶哑：“不知道。”
派出所的人来过了。那年头没电脑，没网络。翻了半天破旧的户籍本，附近几个乡镇都没报失踪的。
村里的闲言碎语就像长了翅膀的绿头苍蝇。
“铁生这是从海里捞了个龙女啊。”
“屁的龙女，看着傻愣愣的，别是脑子有病被家里人扔海里的吧。”
我老娘不管这些。
老太太是个半瞎子，摸着女人的手腕，笑得见牙不见眼。
“手骨细，是个好生养的。”老娘拍了板。
家里所有的积蓄，一共四百块钱。老娘拿去镇上买了二斤红糖，五斤五花肉，还有两瓶村里小卖部的双沟大曲。
破泥墙上贴了一张皱巴巴的红纸。
我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女人穿着老娘年轻时的一件红花确良衬衫。
我们在堂屋里磕了头。
没有彩礼，没有酒席。就几户本家亲戚过来吃了顿杀猪菜。
老娘给她取了个土名：阿满。
阿满真成了我的老婆。
头几个月，日子过得鸡飞狗跳。
阿满连灶台都不会烧。我打渔回来，经常看到厨房里冒着浓烟，阿满被呛得满脸黑灰，蹲在地上咳嗽。
锅里的地瓜稀饭糊成了一坨黑炭。
隔壁的王寡妇趴在矮墙上嗑瓜子。
“哟，铁生，你这哪是娶个媳妇，这是请了个奶奶回来伺候啊。”
我把王寡妇瞪回去。
我没打过阿满。村里男人打老婆是家常便饭，我不干那事。
我拿过火钳，自己生火。我把锅刷干净，重新切了点葱花，拿猪油煎了两条小黄鱼，熬了一锅奶白色的鱼汤。
我盛了一碗，放在阿满面前的豁口海碗里。
“喝吧。”我说。
阿满低着头，捧着碗。眼泪大颗大颗地掉在鱼汤里。
她不爱说话，但是手脚勤快。
烧不好饭，她就去洗衣服。补渔网。
她的手变糙了。指甲缝里总是洗不干净的泥沙和鱼腥味。
她开始像个真正的渔村女人。
但我知道她不一样。
1994年的秋天，我摇着船去镇上的码头卖鱼。
阿满跟着我。她负责提着那个破塑料桶。
收鱼的是镇上的陈瘸子。这老小子心黑，专门欺负我们这些没文化的渔民。
“青蟹八斤四两，一斤一块二。虾爬子十五斤半，一斤八毛。杂鱼二十斤，一斤三角五分。”陈瘸子拨弄着算盘珠子，噼里啪啦一阵响。
“一共二十七块六毛。给你二十七块半。”陈瘸子把几张破钞票拍在案板上。
我刚要伸手去拿。
一只手按住了钱。是阿满。
“不对。”阿满的声音不大，但是很稳。
陈瘸子翻了个白眼：“啥不对？这哑巴媳妇还会说话了？”
阿满直视着陈瘸子。
“青蟹十块零八分。虾爬子十二块四。杂鱼七块。加起来是二十九块四毛八。”
陈瘸子愣住了。他低头看了看算盘，又拿出一个本子划拉了半天。
算盘珠子重新拨了一遍。
冷汗从陈瘸子的脑门上冒了出来。分毫不差。
周围看热闹的渔民都哄笑起来。
“瘸子，你那算盘不如铁生媳妇的脑子好使啊！”
陈瘸子灰溜溜地补足了钱。
我攥着那一把零钱，手心有点出汗。
回去的路上，我问阿满。
“你怎么算出来的？”
阿满摇摇头，眼神又变得木讷起来。
“不知道。脑子里一下就出来了。”
这事还不算完。
那年冬天，有一艘挂着外国旗的远洋货轮抛锚在我们这片海域。
村里几个胆大的后生划着舢板靠过去，想拿海鲜换点洋烟洋酒。
货轮甲板上站着几个黄头发的老外，拿着大喇叭冲下面哇啦哇啦乱喊。
后生们听不懂，急得直跳脚。
阿满刚好在岸边洗衣服。
老外喊了一句什么。
阿满手里的棒槌停下了。她抬起头，下意识地嘟囔了一句。
声音很轻，但我听见了。
是一串卷着舌头的外国话。跟喇叭里喊的调调一模一样。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一把拉起阿满的胳膊。
“回家。”我沉着脸说。
阿满没挣扎，乖乖跟着我往回走。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看着旁边熟睡的阿满。月光打在她脸上，这脸不该是渔村的脸。
她到底是谁？
我害怕了。我怕哪天她突然想起来了，就会像村口飞走的野鸽子一样，再也不回来了。
日子还得往下过。
1995年，阿满生了个带把的。
生孩子那天，老娘在门外烧香拜佛。我在院子里抽了一地的烟头。
听到一声亮堂的啼哭，我一脚踹开门冲进去。
阿满满头大汗地躺在床上，怀里抱着个红通通的肉团子。
我凑过去看。这小子长得像我，浓眉大眼的。
“叫小宝吧。”我粗声粗气地说。
阿满笑了。这是她到村里以后，笑得最开心的一次。
有了小宝，日子突然有了奔头。
阿满不仅包揽了家里的活计，还成了我的“军师”。
她不懂打渔，但她懂看天。她有一种邪乎的直觉。
“明天别去东边那片海。”她有天晚上突然对我说。
“为啥？”我边磨鱼叉边问。
“云皮子厚了，风向不对。东边浪底有暗涌。”
我半信半疑。第二天，我绕开了东边，去了南面。
结果那天在东边打渔的几条船，全被一股邪浪打翻了，折了两个人。
村里人都说阿满是海神娘娘附体。
我也由着她。
去哪里下网，鱼卖给谁，怎么记账，全听阿满的。
家里的钱像滚雪球一样多了起来。
我们是村里第一批把木帆船换成柴油机动船的。
那台二手的单缸柴油机装在船尾，摇把子一摇，“突突突突”的声音响彻整个码头。
我站在船头，风吹着我的黑脸，觉得这辈子值了。
到了1998年，老娘在睡梦中走了。走得很安详，嘴角带着笑。
办完老娘的丧事，我请了镇上的泥瓦匠。
推倒了那间漏风的破泥墙茅草屋。
我们在原址上盖起了一栋气派的红砖大瓦房。四间大正房，院子用水泥抹得平平整整。
搬进新房那天，我买了台二十一寸的大彩电。
小宝坐在凉席上，看着彩电里的小人儿，高兴得直拍手。
阿满端着洗好的水果走进来。
电视里正在放一个不知道叫什么的音乐节目。
一个穿着黑西装的人坐在一个巨大的黑箱子前面，手指头在黑白键上按来按去。
发出一种叮叮咚咚的声音。
阿满突然停住了脚步。
手里的塑料盆掉在地上，苹果滚得到处都是。
她双手死死抱住头，身体像筛糠一样发抖。
“怎么了！”我一步跨过去，抱住她。
阿满的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她嘴里发出野兽被困住一样的低吼。
“疼……头疼……”
我一把扯掉彩电的插头。
屋子里瞬间安静了。只有阿满粗重的喘气声。
我把她抱到床上，拿热毛巾给她擦汗。
折腾了大半宿，阿满才沉沉睡去。
我坐在床头，看着那台黑乎乎的电视机。
第二天，我把家里所有带字的报纸、书本，全收拢起来，扔进了灶膛里烧了。
我宁愿她一辈子做个文盲，也不想她再想通什么。
2002年的春天，海风比往年都暖和。
村里却不安生了。
听说市里要搞大动作。要在我们这片海湾建一个什么深水港。
这意味着要填海，要拆迁。
村长家的门槛都被踏破了。天天有戴着安全帽、穿着西装的人在村里转悠。
他们穿着黑亮的皮鞋，踩在村里的泥浆路上，眉头皱得老高。
我不管这些。我不懂深水港，我只知道这片海养活了我祖祖辈辈。
这天，阿满去镇上的大集买肉。
小宝快七岁了，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吵着要吃红烧肉。
我那天正在船上修网，没跟着去。
到了中午，陈瘸子的老婆火急火燎地跑进村。
“铁生！别修你那破网了！你媳妇在集上出事了！”
我扔下网梭子，跳下船就往镇上跑。
集市的肉摊前面围了一大圈人。
我推开人群挤进去。
阿满倒在泥水里，人事不省。手里还死死攥着一块用旧报纸包着的猪肉。
肉已经掉在泥里脏了。
我脑子“嗡”地一下，扑过去把她抱起来。
“怎么回事？谁撞的她？”我红着眼冲周围吼。
杀猪的屠户摆摆手：“不关我的事啊！她刚买完肉，盯着包肉的那张报纸看了一眼，嘎抽一声就倒下去了。”
我低头看向那张报纸。
上面全是油污和血水。
隐约能看到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个头发花白、穿西装的老头。
旁边的粗黑体字写着什么“港商”、“百亿投资”之类的。
我一把扯过报纸，团成一团，塞进口袋里。
抱起阿满，我发了疯一样往老拐的诊所跑。
阿满发烧了。
高烧不退。老拐给她打了退烧针，没用。
她闭着眼睛，嘴里一直在说胡话。
以前她发高烧，说的都是“小宝别跑”、“收网了”。
这次不一样。
她说的全是些我听不懂的词。
“做账……股份……走私……”
还有几个名字。
“沈培明……赵四海……”
我坐在床边，听得冷汗直冒。这些名字根本不是咱们这儿的人。
外面的天阴沉沉的，起风了。
广播里说，今年第一号强台风“海燕”要登陆了。
村里的广播大喇叭嘶哑地喊着，让渔船全部回港避风。
看着烧得满脸通红的阿满，我心里那股恐惧像野草一样疯长。
我觉得要出大事。
一个极其自私的念头冒了出来。
我想带她跑。
跑得远远的，去个连报纸都没有的山沟沟里。
我站起身，把家里柜子里所有的现金都翻了出来，用一块布包好。
转身去抱小宝。
“爹，去哪？”小宝睡眼惺忪地问。
“带你娘看病去。”
我把小宝背在背上，转身去抱阿满。
就在这时候，外面的风声突然变大了。
暴雨像石子一样砸在瓦片上，劈啪作响。
原本连拖拉机都难走的泥泞村道上，突然亮起了几道刺眼的车灯。
强光直接穿透了雨幕，打在我家院子的红砖墙上。
那是三辆黑漆漆的轿车。后来我才知道那叫奥迪A6。
在2002年，这车在我们这穷乡僻壤，比外星飞船还稀罕。
车队根本不顾满地的烂泥和水坑，发动机轰鸣着，直接冲到了我家院门前。
急刹车。轮胎在泥水里拖出深深的沟壑。
车门“砰砰砰”地弹开。
十几个穿着黑西装、戴着墨镜的壮汉跳下车。
他们手里撑着巨大的黑伞，迅速散开，把我家的院子围得像铁桶一样。
我把小宝放在炕上，从墙角摸起那把跟了我十年的杀鱼刀。
刀刃磨得雪亮，带着洗不掉的鱼腥味。
我一脚踹开堂屋的门，站在屋檐下。
雨水顺着我的脸往下淌。
“干什么的？！”我像一头护崽的野狗，扯着嗓子怒吼。
中间那辆奥迪车的后座门被拉开了。
先下来的是个中年人。
这人我认识。村长家那台破彩电里，这人天天在新闻里露脸。
市里主抓经济的张副市长。
张副市长亲自撑着一把伞，弯下腰，从车里扶出一个人。
一个满头白发、瘦得皮包骨头的老人。
老人手里拄着一根镶金包银的拐杖，虽然站都站不稳，但眼神像刀子一样锐利。
他们踩着泥水，一步步走进我的院子。
张副市长走在前面，他看着我手里明晃晃的杀鱼刀，眉头皱成了个死结。
“赵铁生是吧？”张副市长开口了，声音带着上位者的威严，“把刀放下。”
“放你娘的屁！”我啐了一口唾沫，“你们是不是来抢人的？我告诉你们，阿满是我明媒正娶的老婆，谁敢动她，我今天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梗着脖子，刀尖指着他们。
黑西装保镖往前压了一步。
老人抬了抬手，保镖停下了。
老人看着这破旧的院子，看着我，眼眶突然红了。
张副市长上前一步，没有退让。
张副市长面色凝重，上前压住铁生的刀，厉声说出了一个惊天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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