益端王朱祐槟：只想安安稳稳地在藩地潇洒，却被动卷入大礼议之争|大礼议|明孝宗|明武宗|朱右槟|朱祐槟|益端

最近围绕《红楼梦》是否为“悼明”之作，索隐派和考据派在网上吵的不可开交。其实两派的争端已持续百年。考据派的代表人物及创始人为胡适，他的《红楼梦考证》开创了“新红学”。索隐派的代表人物为蔡元培，他在《石头记索隐》中，将金陵十二钗与明末清初的历史人物一一对应，构建了一套完整的“悼明”话语体系。

红楼梦剧照

索隐派中有一个分支认为，胡适的考据存在重大问题，《红楼梦》的作者根本不是什么曹雪芹，而是明代益藩延宁王、空空道人朱由梿（音lián或liǎn），并认为贾府的原形便是明代益王府。书中提及贾元春因为生于正月初一，所以福气好，又提及贾府的“太祖太爷”生日也在正月。恰巧，朱由梿的五世祖、明代益藩的始祖朱祐槟，生于正月初四。

朱祐槟这位益藩始封君生平如何，又有哪些值得一提的故事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他。

王府官风波

朱祐槟（音bīn），生于成化十五年（1479年）正月初四，为明宪宗第六子，生母张德妃。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六月，在已进入生命倒计时的父皇安排下，年仅9岁的朱祐槟与四个兄弟一道行冠礼，当年七月受封益王。

弘治元年二月，朱祐槟五兄弟出阁读书。为此明孝宗于上月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丁未科进士中选取10名三甲进士授予翰林院检讨（从七品），另调集10名教授为翰林院侍诏（从九品），10名监生为中书舍人（从七品），充实教导团队，组建藩王最初班底。

负责益王的翰林院检讨为范绅、胡承，翰林院检讨为万纶、刘琏，中书舍人为李仪、杨本清。按正常流程发展，这六人将成为益藩长史司的六巨头。可世事难料，弘治三年朱祐槟的班底突然发生大变：成化二十年（1484年）甲辰科三甲进士丘文瀚被任命为翰林院检讨取代范绅，胡钦升任中书舍人取代李仪。

“（弘治四年五月）戊子，命给益王府随侍翰林院检讨丘文瀚、中书舍人胡钦敕命。二人授官未三年考满，从其请也。”（《明孝宗实录》）

明代藩王长史司架构

弘治四年（1491年）六月，因朱祐槟即将出宫开府，明孝宗下诏正式组建益藩长史司：翰林院检讨胡承和丘文瀚被任命为益王府左、右长史，中书舍人杨本清为审理正，胡钦为审理副，翰林院侍诏万纶、黄琮出任王府纪善。恩，侍诏也换人了，六巨头换了一半，这种现象极其罕见，以至于实录特地记了一笔。

六巨头配备了，诸如典膳、良医、典仪等王府官也的进行充实。朝廷对王府官的基本的要求为“学行端正”，需吏部负责遴选。然而益王殿下认为，这是自己的属官，自己在此事上也具有发言权，于是举荐冠带医士张锜等两人出任良医正和良医副。

良医正和良医副为王府良医所正副主官，职秩正八品和从八品，隶属于长史司，掌王府医疗之事。可别忘了，明代有个统管全国医疗卫生事务的机构：太医院。

太医院除提供皇室医疗服务外，还肩负全国医生的培养与考核，医官的差派，及管理其他医疗机构等职责。太医院体系内，分作有品级的医官，无品级的医士，和无独立行医权的医生三个阶层。医士从高到低，又分为支品级俸医士、支杂职俸医士、冠带医士和食粮医士四级。

从冠带医士到王府良医，可谓是一飞冲天。

明孝宗本已答应弟弟的奏请，但吏部跳出来反对，表示益王殿下年仅13岁，怎会知晓二人，定是二人蝇营狗苟贴上去所致！必须刹住这等歪风邪气。张锜等人的外派升职美梦就此破碎。

“吏部言王尚幼冲，安知二医之名？非二医营求于王之左右，何以得此？谓勿用，以息奔兢之风。上从之，命太医院别选授良医正副。今后太医院用人只照旧例行，不许夤缘奏请。”（《明孝宗实录》）

风波不断的就藩路

王府官员配备齐全，朱祐槟正式离开皇宫，出居十王府，等待之国。与此同时，益王府也在当年九月在江西建昌府（今江西南城县）开工兴建。

开府建牙之后，自然需要有所支出，考虑到益王之国还需数年，明孝宗依照惯例，先是赐予弟弟顺天府望军台田地五百亩，后又赐予二百顷，冲作日常开支所需。

明孝宗剧照

弘治七年（1494年）二月，保国公朱永，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丘浚充当正副使，持节册封中城兵马指挥彭伦之女彭氏为益王妃。明孝宗同样赐予两淮余盐一万引，赞助益王婚礼。

婚后之国事宜被提上日程，朱祐槟索要九江府税课局的课钞。九江府税课局是天下有数的大局，朝廷重要的财税来源。明孝宗认为弟弟太贪，不予准许，不过事后还是赐予了江西清江镇税课局岁课钞作为补偿。别看清江带着“镇”字，却也是江西境内的大税课局。

弘治八年（1495年）八月，朱祐槟在赴天寿山陵区祭奠过诸帝陵，于奉先殿祭拜过列祖列宗后，拖家带口正式之国建昌府。

北京与建昌之间山重水复，且藩王朝觐制度早已名存实亡，此次一别兄弟俩大概再无相见之时，是故明孝宗依例目送六弟远去的同时，给予了诸多好处。比如随行宫眷人众月给米各三斗，内官内使四斗，至次年五月止；比如给益王殿下的亲舅舅张俊升官。

当然也并非尽是好事。

当年七月，年事已高的太皇太后周氏思念唯一在世的儿子崇王朱见泽，想要宣其赴京完聚。面对重病在身的亲祖母，明孝宗明面上只能答应。不出所料，内阁首辅徐溥挺身而出坚决反对藩王朝觐。

为加强说服力，徐溥援引新近就藩的兴王、岐王途中所犯种种恶行，表示百姓为此承受不该承受的巨大压力。现如今益王之国在即，朝廷哪有余力安排崇王赴京？

“二、三年间亲王之国，朝廷笃念亲亲，恩礼加厚。舡只车辆，倍于往时。加以辅导非人，罔知约束。需求财物，夹带私盐。所过地方，贻害非细。官吏惶惧，人民怨嗟。益王之国又在八月，往来供亿，何以堪之？”（《明孝宗实录》）

若说在徐首辅这边，朱祐槟还只属于被捎带的背景板。那么紧随而来的吏科给事中胡易，则直接将矛头对准了益王殿下。他在奏疏中对兴王、岐王的之国行为大加鞭挞，表示朝廷的优待反而让随行人员肆无忌怠，一路上“恣意需索”，还假借亲王令旨贩卖私盐，闹得天怒人怨。此次益王之国，未免重蹈覆辙，请派御史二员沿途进行监督。

七品官袍补子

给事中虽只是从七品小官，可明代施行的是大小相制的政策，给事中官俾权重，拥有封驳皇帝诏旨、考察京官、参与廷议及监察六部行政的大权。担任这一职位的往往又是一群不怕死的愣头青，皇帝见了都头痛。明孝宗也不愿意为了这些许小事，招惹科道官。

于是乎，益王的船队被限制为七百艘，军校四人共用一车，给予相应银钱，让王府自行雇用。至于派遣御使，做了变通，严令护送太监会同本府长史、承奉严加禁治。

这已经够憋屈了，结果户部也跳将出来找他的麻烦。既然就藩一事上受到了限制，本着找补的目的，朱祐槟向皇帝大兄奏讨课税局，毕竟一顿饱和顿顿饱，那个更好，谁都分得清。奈何益王殿下胃口太大，竟然一次性奏讨了福建邵武府杉关止马局，建昌府税课局，新城县五福、水次、麻姑山场，鄱阳湖暴涨芦苇等，惹得户部大为不满，最终偷鸡不成蚀把米，一个都没能捞到手。

藩国生活点滴

靖难之后，历经数十年削藩，藩王的实权几乎被削干殆尽，名为天潢贵胄，实则形同被禁锢于藩地城池的囚徒。安安分分地享受生活，成为他们人生最大的意义。这离不开一个“钱”字，所以对大多数藩王而言搞钱成为头等大事，益王概莫能外。

之国时因胃口太大，引发户部据理力争，最终被驳回。不过也从其他地方给予了补偿。弘治九年（1496年）三月，命建昌府给益王府饲马草料一年，理由是“益王初之国”。弘治十二年（1499年）五月，将建昌府税课司岁课钞赐予益王府。弘治十三年五月，又把建昌府城壕池塘之利，赐予益王府。

朱祐槟之国时，明孝宗按惯例给予每年食盐一千引，可自弘治十四年起政策发生变化，到手仅有300引。正德三年（1508年）七月，他上疏向大侄子哭穷，奏请恢复原额。不过在户部的攻势下，注定只能黯然退场。

“户部执奏，因言：‘王府食盐原无运司支给事例。自正统年间始有之。其后各府遂援例以请，共计岁支盐一万余引，给赐已多，奏乞未已。该部会议：凡赐盐一千引者，俱照襄陵王例，止支三百引。奉有先帝旨，钦遵已久，难以再更。仍乞参究该府承奉、长史官员不能辅之罪。’”（《明武宗实录》）

龙虎山

正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前文曾提及，在益王殿下的奏请下，朝廷赐予了清江镇税课局课钞和建昌府税课司课钞，然而益王府没能享受到几年便被收回了。到嘴的肉就这么飞了，朱祐槟自然不甘心。正德八年（1513年）五月，在他的奏请下，大侄子手一挥将建昌府税课司课钞再次赐下。可轮到小侄子这边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明世宗直接否决六叔对清江镇税课局课钞的奏乞。

益王府营建耗时数年，所费弥多。可不知是因为下面的人贪赃枉法还是玩忽职守，短短数年竟然被白蚁蛀蚀了。朱祐槟于弘治十六年奏请重修，江西方面经过核算，修缮经费需白银三万余两，可牵扯朝廷颜面，只得硬着头皮开工。

好巧不巧的弘治十八年（1505年），龙虎山上清宫发生火灾，正一嗣教真人张彦頨奏请照例重建。工部表示江西方面正在修葺宁王府和益王府，既没有人力也没有物力来重修上清宫。

胳膊拧不过大腿，张真人只能等。可这是这事一拖再拖，转眼已是正德三年（1508年），宁王府和益王府的修缮工程仍然没有结束。期间张真人“累以请”，奈何一直没人搭理他。明武宗对王府修缮历经数年而无法完工很是不满，下诏彻查，看看是否有人贪污？

“孝庙是其言，命待二府修讫举行。至是彦頨累以请，工部请行江西会勘王府工程已完与未，且度岁时民力可否兴工。得旨宁、益二府修盖年久不完，其究所司误事者以闻。上清宫如前旨差官盖造。”—《明武宗实录卷三十七》

除了搞钱享受生活，朱祐槟还是个孝子。

张德妃与兴献王朱祐杬（音yuán）的生母邵宸妃同期入宫，同样为明宪宗育有三子：庶六子益王朱祐槟、庶七子衡王朱祐楎和庶十一子汝王朱祐梈，其中老六和老七同年出生，相距仅仅十个月。

如此看来张德妃也应当比较受宠了，然而现有的史料并不支持这一点。邵氏于成化十二年（1476年）诞下兴王后随即受封宸妃，张氏则没能享受这一待遇，即便生下三个儿子依然只是普通妃嫔。直到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七月，罹患重病的明宪宗在临终前大封后宫时，才册封张氏为德妃，而邵宸妃也同时晋封贵妃。

北京西山

弘治十年（1497年）七月初十，德妃张氏去世，享年50岁，赐谥曰庄懿，安葬于京西金山（即今北京西山）。

正德三年（1508年），朱祐槟向大侄子上疏，请求准许他每年派人赴京到金山口为母妃扫墓。明武宗先是表彰六叔“诚孝至矣”，紧接着“但是”跟上，称此举非传统，“朝廷岁时自有祭祀，其已之”。

在大侄子的阻止下无法祭祀母妃，不过爱屋及乌之下，对母舅一族很是照顾。

张德妃的兄长张俊在成化朝，传升为正千户。所谓“传升”指不经正常手续，直接由皇帝出中旨特批授予官职，也即斜封官。明孝宗即位后，清理冗官，张俊被降为百户。朱祐槟之国前帮舅舅讨得了正经的锦衣卫正千户官职。

嘉靖二年（1523年），又帮另一个舅舅、张德妃的弟弟张俨求得了所镇抚之职。

嘉靖四年，在朱祐槟的奏请下，张德妃的侄子、自己的表弟张昇，求来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之职。

无端卷入“大礼议”

正德十六年（1521年）三月十四日，明武宗驾崩，身后无嗣，大明王朝继景泰八年（1457年）之后，再次迎来巨大的皇位继承危机。

《皇明祖训》这部由明太祖亲自编撰，明确要求为“万世所垂”，不可更易一字的大明皇室最高法典，对继承制度有着明确规定：皇帝绝嗣，遵循嫡庶长幼的原则进行兄终弟及，否则人人得而诛之。

“凡朝廷无皇子，必兄终弟及，须立嫡母所生者。庶母所生，虽长不得立。若奸臣弃嫡立庶，庶者必当守分勿动，遣信报嫡之当立者，务以嫡临君位。朝廷即斩奸臣，其三年朝觐，并如前式。”（《皇明祖训·法律》）

可人死如灯灭，即便强势如明太祖者，也不可能完全约束后世子孙，打着变通旗号更易祖制的事并不少见。

正德年间，淮藩就爆发过一场“大礼议”之争，弘治十五年（1502年）淮康王朱祁铨薨逝，世子朱见濂早逝，所以朝廷裁定让次子清江王朱见淀暂理府事，等待袭爵。不幸的是清江王殿下没能等来袭爵那天便亡故了，最终爵位由其嫡长子朱祐棨（音qǐ）承袭。

朱祐棨袭爵后，出于好心帮亡故的大伯争取到了追封淮王的哀荣，然后他祭祀伯父淮安王朱见濂与生父清江端裕王朱见淀时，称呼问题便成了淮藩与朝廷冲突的核心。在朝廷的逼迫下，他不得不称淮安王为“父王”，也就是说将自己过继给了伯父。这明显与《皇明祖训》的规定不符，但明武宗、杨廷和这对君臣就这么做了。

杨廷和剧照

有这个先例在，理论上明武宗也可以给自己过继一个子嗣，继承皇位。正德十六年正月，监察御史郑本公奏请皇帝依传统挑选宗室之子为东宫:

“壬戌，监察御史郑本公言：‘昔汉唐中叶，国统数绝。仓卒之际，援立昏弱以为己利，卒贻国家无穷之祸，此后世之永监也。陛下春秋鼎盛，前星之耀将来可待。但今灾异迭兴，宗藩屡叛。正以储位未定，萌觊觎之心。中外臣民，咸怀忧畏。伏望陛下以宗庙社稷为重，密与执政大臣慎选宗室亲而贤者正位东宫，以系天下之心。’”（《明武宗实录》）

若过继嗣子，该立谁呢？

明武宗唯一的弟弟蔚悼王朱厚炜早夭，没有亲侄子，但有堂侄啊。朱祐槟的嫡次子崇仁王朱厚炫，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诞下嫡长子朱载增，这是此时唯一降生的堂侄。换句话说，朱载增是宗室晚辈中与明武宗血脉最近者，完全可以选择他当嗣子。

上一年明武宗在清江浦落水受惊，一直缠绵病榻，没有痊愈。应该说郑本公的提议很及时，然而明武宗一口拒绝了。

若说此时明武宗还对自己的身体状况极度自信，所以不愿立嗣子那还说得过去，可直到临终前依然不松口，可以确认他真的没有给自己立嗣子的打算。

明武宗遗诏皇位由四支堂弟、兴王世子朱厚熜继承，用的理由是“伦序当立”，并特别点明其身份为“朕皇考亲弟兴献王长子”。也就是说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避免动荡，还是选择遵从《皇明祖训》的训言。

明武宗重夺军权，以此压制文官集团，做法比乃祖明宪宗都狠。土木堡之后权力大涨，又在弘治朝大吃了一波的文官集团，哪受得了这种屈辱。是以明武宗与文官集团斗了一辈子，甚至传言也因此被对方设计强制溶于水。

明武宗去世后，以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短暂掌权，罢设外四家军，忠于大行皇帝的文臣武将或杀或贬，甚至想把孤家寡人的新皇明世宗塑造成泥塑菩萨。

为此当朱厚熜抵达良乡之时，杨廷和为首的文官集团打着“以宪宗皇帝之孙，绍孝宗皇帝之统”的旗号，逼迫他以皇太子的身份即位。也就是说他只有认明孝宗这个伯父为爹，才能即位。

南城县登高阁

为绝后患，杨廷和把益藩也拉进战局，因兴献王只有朱厚熜这么一根独苗，他出继后兴国将绝嗣，为此打着继绝的旗号，要求将崇仁王朱厚炫过继为兴献王的儿子，袭封兴王以主祀事。

此举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要给皇帝过继子嗣，为什么要选择给先帝继嗣，而不给大行皇帝继嗣，这天下没有这种道理啊。说穿了朱厚熜即位属于“伦序当立”，不可撼动。杨廷和这么做是想给新皇帝一个下马威，让他认清现实，好好的当文官集团的橡皮图章。

对这等自顾私利，不顾大义名分的行为，正德十六年新科进士在《大礼或问》中进行了无情地抨击：

“问者又曰：‘子必以我皇上不当考孝宗，岂以兴献王不可无后也？’议者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益王子崇仁王考兴献王，是或一道乎？臣答曰：‘父子之恩天性也，不可绝也不可强为也。以我皇上考孝宗，而又以崇仁王考兴献王，是强为父子也。使孝宗不得子武宗，又使兴献王不得子皇上，是绝人父子也。夫古之为礼者，将使有后之人无后矣而可乎？’”（《明世宗实录》）

围绕着新皇当认谁为爹这一问题，皇帝和文官集团斗得不亦乐乎，“大礼议”之争就此爆发。期间被文官集团认定为最佳守门人的崇仁王朱厚炫，时不时的被拎出来戳皇帝肺管子。比如嘉靖二年就兴献帝家庙祭祀能否使用天子一级的八佾乐舞，朝臣与明世宗及其支持者吵得不可开交，御史黎贯非常激进的跳出来表示应当让崇仁王承谥，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

嘉靖九年（1530年），又有人提出让崇仁王奉祀兴献帝，要知道此时“大礼议”已过去六年，还有人提这茬，明世宗对六叔一家子的感官能好吗？

“（七月）福建平和县知县王禄疏：请建献帝庙于安陆，封崇仁王以主其祀，不当考献帝，伯孝宗，以涉二本之嫌。宗藩之子有幼而岐嶷者，当预养宫中，以备储贰之位。”（《明世宗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