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搬家那天
我爸骂我是灾星，是在我七岁那年的夏天。
那天特别热，太阳白花花地挂在天上，晒得柏油路面都软了，踩上去黏脚。我们住的机械厂家属院乱成一锅粥，家家户户都在往外搬东西。我家住一楼，门口停着辆蓝色的大卡车，车帮子上用红漆写着“胜利运输”四个字，漆都剥落了。
我妈蹲在门口，正把一床棉被往编织袋里塞。她后背的汗把的确良衬衫湿透了一大片，紧贴着脊梁骨。我蹲在她旁边，手里攥着半块早上没吃完的馒头，一点一点掰着往嘴里送。
“周雨，别蹲这儿碍事！”我爸从屋里出来，抱着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额头上青筋都暴起来了。他叫周建国，在运输公司当司机，长得高高壮壮的，胳膊上全是肌肉。那电视机是他前年托人从广州带回来的，宝贝得跟什么似的，平时我想摸一下他都要瞪眼。
我赶紧往旁边挪了挪，屁股蹭到地上滚烫的水泥，疼得我龇牙。
“建国，你轻点儿！”我妈抬头说了一句，声音细细的，“这电视机显像管娇贵，别颠坏了。”
“知道知道！”我爸不耐烦地应着，小心翼翼地把电视机放在卡车车厢里，用两床棉被把它裹在中间。他直起身，用胳膊抹了把汗，转头看见我还蹲在那儿，眉头就皱起来了。
“你还在这儿干啥？”他说，“去，把你那点破烂收拾收拾，一会儿车就走了！”
我站起来，慢吞吞地往屋里走。其实我没什么可收拾的。我只有一个印着“上海”字样的旅行包，是去年我爸跑长途从上海带回来的。里头装着我夏天的两件汗衫、一条短裤、一双塑料凉鞋，还有我妈给我缝的布娃娃——那是用碎布头做的，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
屋里已经搬空了。家具昨天就拉走了，现在只剩下光秃秃的水泥地和墙上几个钉子印。我的小床拆了，木板靠在墙角。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能看见空气里飘着的灰尘。
我把旅行包从墙角拎出来，拍了拍灰。这时我听见外面有人说话。
“周师傅，这就搬走啊？”
是我家对门的王婶。她端着一碗面条，正靠在门框上吸溜吸溜地吃，眼睛往我家卡车那边瞟。
“哎，搬了搬了。”我爸的声音传进来，“厂子不行了，工资都发不出来，还留这儿干啥？”
“也是，你们有门路就是好。”王婶说，“听说你去深圳？那可远了去了。”
“朋友在那边开了个运输公司，叫我去帮忙。”我爸的声音里透着点得意，“比在这儿强，一个月能拿这个数。”
我猜他比划了一个数字，但我在屋里看不见。
“哎哟，那可不少！”王婶夸张地叫起来，然后压低了声音，“那……小雨也带去？”
外面安静了几秒钟。
我爸的声音响起来，比刚才低了些：“带，怎么不带。自己闺女嘛。”
不知怎么的，我听见这话，心里突然跳了一下。我把旅行包抱在怀里，走到门边，从门缝里往外看。我爸正背对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王婶的表情有点怪，像是想说什么又不好意思说。
“要我说啊周师傅，”王婶最后还是开口了，声音压得更低，“小雨这孩子……你心里得有数。你看，自打她生下来，你们家这事儿那事儿的就没断过。先是她妈生她大出血，差点没命；接着是你出车祸，腿断了躺了三个月；再后来……”
“行了行了！”我爸突然打断她，声音硬邦邦的，“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提它干啥！”
王婶讪讪地笑了笑，埋头吃她的面条，不说话了。
我站在门后，手心开始冒汗。这些话我不是第一次听见。院子里的小孩有时候也会指着我说“灾星”，然后嘻嘻哈哈地跑开。以前我不太懂什么意思，但我知道那不是好话。
“周雨！磨蹭啥呢！”我爸在门外吼了一声。
我赶紧拎着包跑出去。我妈已经坐到卡车副驾驶座上了，正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小雨，快上来，咱们走了。”
我跑到卡车后面，想爬上车厢。车厢有点高，我够不着。我爸走过来，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拎了上去。他的手劲很大，攥得我胳膊生疼。
“坐好了，别乱动！”他说完，转身去关院门。
我坐在车厢里，周围堆满了家当。电视机用棉被包着，旁边是缝纫机、樟木箱子、几把折叠椅，还有一个红色的塑料盆，里头塞满了锅碗瓢勺，车一开就叮当响。
我爸锁好门，跳上驾驶座。卡车发动机轰隆隆地响起来，震得车厢地板都在抖。车子缓缓开出院门，拐上了大路。
我从车厢后面往外看。家属院越来越小，王婶还端着碗站在门口朝我们这边望。路边杨树的影子一道道从我脸上划过去，明明暗暗的。我不知道深圳在哪儿，只听我爸说过，那里特别远，要坐好几天车。
卡车开了大概半个钟头，出了城，上了国道。路两边开始出现田地，绿油油的玉米秆子长得比人还高。太阳更毒了，晒得车厢铁皮发烫。我挪到阴凉处，抱着旅行包，有点困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要睡着的时候，卡车突然减速，拐上了一条土路。这条路很窄，两边长满了杂草，车轮压过去，尘土扬得老高。
我爬起来，扒着车帮子往外看。这不是去深圳的路。深圳应该一直往南走，可这条路是往西的，越走越偏僻。远处能看见山，青灰色的，连绵起伏。
“爸！爸！”我拍着驾驶室后面的玻璃窗。
我爸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停车。我妈也转过头来，隔着玻璃，她的脸模模糊糊的。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卡车在土路上颠簸了快一个小时，最后在一个村口停了下来。村子很小，几十户人家的样子，房子都是土坯墙，瓦顶上长着草。村口有棵老槐树，树下坐着几个老太太，正摇着蒲扇说话。看见卡车，她们都停下话头，朝这边看。
我爸跳下车，绕到后面来。他打开车厢挡板，伸手把我抱下来。我的腿都坐麻了，脚一沾地，差点摔倒。
“站着别动。”他说完，转身从车厢里拎下来一袋东西。是个编织袋，鼓鼓囊囊的，看起来挺沉。
这时，从村里走出来一个人。是个老太太，穿着藏蓝色的确良褂子，黑色裤子，裤脚用布条扎着。她头发花白，在脑后挽了个髻，脸上皱纹很深，但眼睛很亮。她走得很快，脚上一双黑布鞋，鞋底纳得厚厚的。
“建国来了。”老太太走到跟前，看了看我爸，又看了看我。
“舅妈。”我爸喊了一声，把编织袋放到地上，“这是小雨。小雨，叫舅婆。”
我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我从来没见过这个舅婆。我知道我妈有个哥哥，但很多年前就死了，舅婆一直一个人住在农村。
舅婆蹲下身，看着我的脸。她的手很粗糙，摸在我脸上，像砂纸一样。“这孩子，长得像桂芬。”她说。桂芬是我妈的名字。
我妈也从车上下来了，站在我爸旁边，两只手绞在一起。她没说话，嘴唇抿得紧紧的。
“舅妈，东西我放这儿了。”我爸指了指那个编织袋，“里头是五十斤白面，还有二十块钱。小雨……就麻烦您了。”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我爸。什么意思？什么叫“麻烦您了”？
舅婆也站起来，脸上的皱纹更深了。“建国，你这是……”
“舅妈，我们这也是没办法。”我爸打断她，语速很快，“去深圳那边，人生地不熟的，带着个孩子实在不方便。再说，小雨也到了上学的年纪，农村上学花销小……”
“周建国！”我妈突然喊了一声，声音发颤。
我爸没理她，继续说：“等我们在那边站稳脚跟，就把她接过去。顶多一两年，一两年就行。”
舅婆看看我爸，又看看我妈，最后目光落在我身上。她没说话，就那么看着。树上的知了拼命地叫，叫得人心烦。
“我不！”我突然喊出来，往后退了一步，“我要跟你们走！我不在这儿！”
我爸一把抓住我的胳膊，把我拽回来。“别闹！”他厉声说，“听爸的话，在舅婆这儿好好待着，爸过段时间就来接你。”
“你骗人！”我挣不脱他的手，急得眼泪掉下来，“你说带我去深圳的！你骗人！”
“小雨……”我妈走过来，蹲在我面前。她的眼睛红红的，伸手想摸我的脸，我扭开了。
“妈，我不在这儿，我要跟你们走……”我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妈的眼泪也掉下来了。她把我搂进怀里，抱得很紧。“小雨乖，听话……妈……妈很快就来接你，很快……”
“桂芬，走了。”我爸在旁边说，声音很冷。
我妈松开我，站起来。她的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着，想说点什么，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转过身，快步走向卡车，拉开车门坐了上去，从头到尾没再回头看我一眼。
我爸最后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很复杂，有烦躁，有不耐烦，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后来我想了很久才明白，那是厌弃。深深的厌弃。
“舅妈，拜托了。”他说完这句，也转身上了车。
卡车发动了。我反应过来，尖叫着追上去：“爸！妈！别丢下我！别丢下我！”
舅婆从后面抱住我。她的胳膊很有力，我挣不脱。卡车越开越远，屁股后面拖着一条长长的土黄色烟尘。我拼命地哭，拼命地喊，可卡车没有停，一直开，开到土路尽头，拐个弯，不见了。
知了还在叫。槐树下的老太太们都站起来，朝这边张望。有人指指点点，有人摇头叹气。
我哭得没力气了，瘫在舅婆怀里，只会抽噎。舅婆一直没说话，只是抱着我，一只手轻轻拍着我的背。她的手掌粗糙，但拍得很轻，很慢。
过了很久，太阳开始西斜了，树影拉得老长。舅婆松开我，弯下腰，用衣角给我擦脸。她的衣角有股皂角的味道。
“走，回家。”她说，声音哑哑的。
她一手拎起那个编织袋，一手牵起我的手。她的手很硬，掌心全是老茧，硌得我手疼。但我没挣脱，任由她牵着，深一脚浅一脚地往村里走。
土路两边是土坯房，墙上用白灰刷着标语，字迹已经模糊了。有狗在叫，有鸡在跑。几个光屁股的小孩蹲在墙角玩泥巴，看见我们，都抬起头来看。他们的脸黑乎乎的，鼻涕流到嘴里。
“刘奶奶，这谁呀？”一个小孩问。
舅婆没回答，牵着我径直往前走。走到村子最里头，有一间最破旧的土坯房，院墙塌了一半，用树枝胡乱扎着。院门是两块破木板，用麻绳绑在一起。
舅婆推开门，院子里是泥地，扫得干干净净。三间正屋，窗户上糊的报纸都发黄了。东边是灶房，烟囱冒着淡淡的烟。
“以后你就住这儿。”舅婆松开我的手，把编织袋拎进屋里。
我站在院子中间，不敢动。天快黑了，远处的山变成了黑黢黢的影子。有风吹过来，院墙外那棵老榆树的叶子哗啦啦地响。
这是我七岁那年，被扔在农村舅婆家的第一天。我不知道，这一扔，就是二十年。
第二章 舅婆的屋檐下
舅婆家的房子是真破。
堂屋正中间贴着一张毛主席像，年画已经发黄卷边。靠墙摆着一张八仙桌，桌腿缺了一角，用砖头垫着。两张条凳，凳面磨得油亮。东屋是舅婆的卧室，除了一张木板床和一个掉漆的木头箱子，啥也没有。西屋堆着杂物，农具、破麻袋、几个腌菜坛子。
舅婆把西屋收拾出来。她把杂物挪到墙角，在地上铺了一层干麦草，又抱来一床补丁摞补丁的褥子铺上。
“今晚先这么睡。”她说，从自己屋里抱来一床薄被，被面是蓝粗布的，洗得发白。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个“床”。麦草铺的地铺，比我以前睡的小木床矮了半截。屋里有一股霉味，混着尘土和干草的气味。
“饿不饿？”舅婆问。
我摇摇头，其实胃里空得难受。中午就没吃饭，哭了半天，早就没力气了。
舅婆没说话，转身去了灶房。过了一会儿，她端着一只粗瓷碗出来，碗里是黑乎乎的糊糊，冒着热气。
“凑合吃吧。”她把碗递给我。
我接过来，碗很烫。糊糊是用玉米面掺着野菜熬的，很稀，能照见人影。我尝了一口，又苦又涩，还有股土腥味。但我实在太饿了，闭着眼大口喝下去。糊糊烫得我舌头疼，眼泪又出来了，不知道是烫的还是别的。
舅婆坐在门槛上，看着我吃。天色完全黑了，屋里没点灯，只有灶膛里的一点火光从门缝透进来，照得她的脸半明半暗。
“你爸说，过一两年就来接你。”她突然说。
我没接话，埋头喝糊糊。碗底有沙子，硌得牙疼。
晚上睡觉，我躺在麦草铺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有老鼠在房梁上跑，窸窸窣窣的。远处有狗叫，一声接一声。我睁着眼睛，看着头顶黑乎乎的房梁，脑子里全是我爸把我拎下车的情景，还有我妈头也不回上车的背影。
我想哭，但眼泪好像白天流干了，这会儿只是干瞪着眼，胸口憋得慌。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被鸡叫声吵醒了。舅婆已经起来了，正在院子里喂鸡。五六只芦花鸡围着她，啄她撒在地上的玉米粒。她看见我出来，指了指灶房：“锅里有粥，自己盛。”
灶台上架着一口铁锅，锅里是稀得能数清米粒的粥。我盛了半碗，蹲在门槛上喝。粥是温的，不烫嘴。
喝完粥，舅婆递给我一个背篓和一把镰刀。“走，打猪草去。”
我跟着她出了门。天刚蒙蒙亮，村里静悄悄的，只有几户人家的烟囱开始冒烟。我们沿着田埂走，路两边的草叶上挂着露水，把我的裤腿都打湿了。舅婆走得很快，我得小跑才能跟上。
走到一片河滩地，草长得茂盛。舅婆蹲下身，开始割草。她的动作很麻利，镰刀一挥，就是一把草。我也学着她的样子割，但镰刀在我手里不听使唤，不是割不断，就是差点割到手。
“手放低点。”舅婆头也不抬地说。
我照她说的做，慢慢顺手了些。背篓渐渐满了，草叶的清香混着泥土味，在清晨的空气里飘散。太阳升起来了，金灿灿的光照在河面上，水波粼粼的。
割满一背篓，舅婆把草压实，用绳子捆好，背在背上。那背篓比她人还大，压得她腰都弯了。我想帮她背，她摆摆手：“你背不动。”
回到家，她把猪草倒进猪圈旁边的石槽里，拿起一把铡刀，开始铡草。铡刀很大，她一下一下地铡，草屑飞溅。铡好的草拌上麸皮，倒进猪食槽。两头黑猪哼哼着凑过来，大口大口地吃。
“看明白了？”舅婆问我，“以后这活你干。”
我点点头。其实我有点怕那两头猪，它们个头很大，鼻子呼哧呼哧的。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下去。我慢慢学会了割猪草、喂鸡、烧火、洗碗。舅婆话不多，大部分时间我们各干各的活，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但每顿饭她都会给我盛上，虽然吃得简单，但没让我饿着。
村里的小孩很快都知道我是“城里来的灾星”。他们不敢靠近我，但会在不远处指指点点，交头接耳。有一次我去河边洗衣服，几个男孩跟在我后面，齐声喊：“灾星！灾星！克爹克娘没人要！”
我抱着木盆，低着头快步走。盆里的水晃出来，打湿了我的布鞋。
“再喊！”一个声音突然响起。
我抬头，看见舅婆拄着锄头站在田埂上，脸色铁青。那几个男孩一哄而散。
舅婆走过来，接过我手里的木盆。“别理他们。”她说，顿了顿，又加了一句，“你不是灾星。”
我鼻子一酸，赶紧低下头。
夏天过去了，秋天来了。地里的庄稼该收了。舅婆种了一亩玉米，半亩红薯。收玉米那天，天还没亮我们就下地了。玉米秆子比我还高，叶子边缘很锋利，划在脸上手上，一道道血印子。舅婆在前头掰玉米，我跟在后面把玉米棒子装进麻袋。从清早干到日头偏西，才收了不到一半。
我的手上磨出了水泡，一碰就疼。腰也直不起来了。舅婆也没比我好多少，她脸上全是汗，后背的褂子湿透了贴在身上。但她没停，一直干，掰玉米的动作越来越慢，但始终没停。
晚上回到家，我累得饭都不想吃了，直接躺在地铺上。舅婆端来一碗红薯粥，放在我旁边。“吃点，不然半夜饿。”
我勉强爬起来，喝了粥。粥里放了糖，甜丝丝的。我看看舅婆，她坐在门槛上，就着咸菜吃窝头，吃得很慢，时不时捶捶腰。
“舅婆。”我小声叫了一声。
她转过头。
“我爸……什么时候来接我？”我问。这个问题憋在我心里好几个月了，一直不敢问。
舅婆沉默了很久。灶膛里的火光照在她脸上，那些皱纹更深了。
“该来的时候，就来了。”她说，声音很低。
我知道她在敷衍我，但我不敢再问。我怕听到不想听的答案。
秋收完，村里小学开学了。学校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一个老师教五个年级。舅婆带我去报名，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一个手帕包，一层层打开，拿出五块钱。那是皱巴巴的五块钱，她捋了又捋，才递给老师。
“好好念书。”交完钱，她对我说了这么一句。
学校里的孩子不多，二十来个，从六七岁到十二三岁都有。我插班进了一年级，和七八个小孩挤在一间教室里。老师姓王，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头，戴一副断了腿用线绑着的眼镜。他教我认字，教我做算术。我学得很快，因为我发现只有念书的时候，我才不用想我爸我妈，不用想我为什么在这儿。
冬天来了，特别冷。舅婆家的窗户不严实，风呼呼地往里灌。晚上睡觉，我把所有衣服都盖在身上，还是冻得直哆嗦。舅婆把她那床厚被子也给我了，自己盖那床薄的。半夜我醒来，听见她在隔壁咳嗽，咳得很厉害，一声接一声，好像要把肺咳出来。
我爬起来，摸黑去灶房，舀了一瓢水，在锅里烧开。我端着热水进屋，舅婆还在咳。我把碗递给她，她接过去，手抖得厉害，水洒出来一些。
“你去睡。”她说，声音哑得几乎听不见。
我躺回地铺上，听着她一声声的咳嗽，怎么也睡不着。屋外风很大，刮得窗户纸哗啦哗啦响。我突然想起以前在家的时候，冬天家里生炉子，暖和得很。我妈会给我灌一个热水袋，塞在被窝里。我爸晚上出车回来，会带一串糖葫芦给我，冰糖亮晶晶的……
那些记忆像针一样扎在我心上。我把头埋进被子里，眼泪无声地流下来。被子里有舅婆的味道，是阳光和皂角混在一起的味道。
就这样，我在舅婆家过了第一个冬天，第一个春节。
除夕那天，舅婆包了饺子。白菜馅的，没什么肉，但放了不少油。她煮好饺子，盛了两碗，又倒了半碗醋。我们坐在堂屋，就着一点煤油灯的光吃饺子。外头有零星的鞭炮声，是村里条件好的人家放的。
“吃吧，过年了。”舅婆说，夹了一个饺子放我碗里。
我咬了一口，饺子很香。吃着吃着，我眼泪掉进碗里。我想起以前过年，我爸会买很多鞭炮，我妈会做一大桌子菜。一家人围在一起，电视里放着春晚……
“哭啥。”舅婆说，声音硬邦邦的，但递过来一块手帕，“大过年的，不许哭。”
我接过手帕，抹了抹脸。手帕是粗布的，洗得很干净。
吃完饺子，舅婆从柜子里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是一小把水果糖。糖纸都黏在一起了，不知道放了多久。
“给你。”她递给我两颗。
我剥开一颗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发腻。我把另一颗递给她，她摆摆手：“我不爱吃甜的。”
但我知道，她不是不爱吃，是舍不得。
那一晚，我们守岁到半夜。舅婆罕见地跟我说了很多话，说她小时候的事，说这个村子的变迁，说我妈小时候的样子。她说我妈小时候可乖了，梳两个羊角辫，跟在她屁股后头叫“嫂子”。
“后来她嫁给你爸，就很少回来了。”舅婆说，声音低下去，“再后来，你舅舅没了，就更不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听着。煤油灯的火苗一跳一跳的，把我们的影子投在墙上，大大的，晃来晃去。
开春的时候，舅婆病了。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咳了一冬天，开春又染了风寒，烧得厉害。我请了假在家照顾她，给她熬姜汤，用湿毛巾敷额头。村里的赤脚医生来看过，开了几包药，说没什么大事，就是累的，得好好养。
但舅婆躺不住，烧刚退就下地了。她说地里的草该锄了，麦子该施肥了，猪该出栏了……活永远干不完。
我跟着她下地，学着她的样子锄草、施肥。手磨出了厚厚的茧，脸晒得黑红。村里人都说，这城里来的丫头，还真能干。
有一天，我在河边洗衣服，听见两个洗衣的妇女聊天。
“刘奶奶这外甥女，挺能吃苦的。”
“唉，也是个苦命的孩子。听说她爸在深圳发财了，又娶了个小的，生了儿子，早把这闺女忘喽！”
“真的假的？”
“那还有假？我表姐在深圳打工，亲眼看见的！开着轿车，住着楼房，可气派了！”
“那这丫头……”
“可不就扔这儿了呗。啧，亲爹都这样，后妈能对她好？”
我手里的棒槌掉进河里，顺水漂走了。我呆呆地站在那儿，河水冰凉，漫过我的脚面。
发财了。又娶了。生了儿子。
这几个字像锤子一样砸在我心上。原来不是不方便接我，是根本就没想接。原来我在我爸心里，真的就是个灾星，是个累赘，是个可以随手扔掉的包袱。
我蹲在河边，把脸埋进膝盖里。我没哭，只是觉得冷，从骨头缝里往外冒寒气。
那天晚上，我没吃饭。舅婆问我怎么了，我说不饿。她看看我，没再问，只是盛了一碗粥放在灶台上温着。
夜里，我睁着眼躺在地铺上。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照进来，在地上投下一个白亮亮的圆斑。我盯着那个圆斑，脑子里一片空白。
不知过了多久，我听见舅婆屋里传来动静。她摸索着下了床，走到我门口，站了一会儿，又回去了。
第二天一早，我像往常一样起来喂鸡、烧火、煮粥。舅婆在院子里劈柴，斧头一下一下，劈得很用力。
吃早饭的时候，她突然说：“小雨，你想不想你爸妈？”
我端着碗的手一顿，粥洒出来一点。
“不想。”我说，声音很平静。
舅婆看着我，看了很久。“不想就好。”她说，低下头继续喝粥，“人这一辈子，靠谁都不如靠自己。”
那年我九岁。从那以后，我再也没问过我爸什么时候来接我。
我知道，他不会来了。
第三章 断了线的风筝
日子像村头那条河，不声不响地往前流。
我在舅婆家一住就是五年。五年里，我长高了一大截，晒得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茧子，干活麻利得像个土生土长的农村姑娘。村里人渐渐不叫我“城里来的灾星”了，他们叫我“小雨”，或者“刘奶奶家的丫头”。
我爸我妈一直没来。头两年，过年的时候会寄点钱来，不多，五十、一百。舅婆收了，存在一个铁盒子里，说是给我攒学费。后来，连钱也不寄了，音信全无。像断了线的风筝，不知道飘哪儿去了。
舅婆从来不提他们，我也不提。我们俩像有某种默契，把这两个人从生活里抹去了。但抹不去的是村里人的闲话。总有人说在哪儿哪儿看见我爸了，开什么车，住什么房，说得有鼻子有眼。我听见了，就当没听见，该干活干活，该念书念书。
我学习很好。王老师说我是他教过最聪明的学生。小学毕业，我考上了镇上的初中。舅婆拿着录取通知书，看了又看，虽然她不识字，但知道那是好东西。
“念，砸锅卖铁也念。”她说。
初中在镇上，离村子十里地。我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走一个多小时去学校，下午放学再走回来。中午带饭，一个馒头，一点咸菜。同学们有带炒菜的，有带鸡蛋的，我从来不跟别人一起吃，一个人躲到操场角落，三口两口吃完。
不是自卑，是觉得没必要。我知道我是谁，知道我从哪儿来，这就够了。
初二那年冬天，特别冷。我只有一件棉袄，是舅婆用旧棉絮给我改的，袖口磨破了，露出里面的棉花。坐在教室里，手脚冻得僵硬，写字时手指都不听使唤。同桌是个镇上的女孩，她妈是供销社的售货员，家里条件好。她看我冻得厉害，偷偷把她妈给她新买的棉手套塞给我。
“你先用着。”她小声说。
我摇摇头，推回去。“不用，我不冷。”
“你手都紫了。”
“真不用。”
她看看我，没再坚持。但第二天，她带了两副手套来，硬塞给我一副。“我妈给我买了两副，我用不完。”
我知道她在说谎，那副手套明显是新的，标签还在。但我没再推辞，接过来，低声说了句谢谢。那副手套很暖和，毛线的，手心还缝了皮子。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来自血缘关系之外的温暖。虽然只是一副手套。
初中毕业，我考上了县里的重点高中。这在村里是件大事。这么多年，村里出过的最高的学历就是初中毕业。王老师特意来家里，跟舅婆说了半天，说我是读书的料，不念下去可惜了。
舅婆没说话，只是不停地搓着手。我知道她在想什么。高中在县城，得住校，学费、生活费，都是钱。而且我要是去念书，家里就她一个人，那么多活，她干不动了。
那天晚上，我主动跟舅婆说：“我不念了，在家帮你干活。”
舅婆正在灶前烧火，火光照在她脸上，明明暗暗的。她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火苗蹿起来，噼啪作响。
“念。”她就说了一个字。
“可是钱……”
“我有。”她打断我，站起来，走到里屋。我听见开柜子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她拿着那个铁盒子出来了。
铁盒子锈迹斑斑，是以前装饼干的。她打开，里头是一沓钱。有十块的，五块的，一块的，还有毛票，整整齐齐码着。最下面，是几张百元大钞，是当年我爸寄来的。
“这是你这几年的学费。”她说，把钱一张张数出来，放在桌上，“够你念完高中。”
我看着那些钱，喉咙发紧。我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是舅婆卖鸡蛋攒的，卖猪攒的，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那几张百元大钞，她一直没动，说是要留给我应急用。
“舅婆……”
“别废话。”她把钱推到我面前，“明天去报名。”
我去了县城高中。住校，八个人一间宿舍。宿舍里除了我，都是城里的姑娘。她们讨论衣服，讨论明星，讨论周末去哪里玩。我插不上话，也不感兴趣。我所有的时间都用来看书，做题。我知道，我能坐在这里，是舅婆用血汗换来的，我不能浪费。
高二那年，舅婆病了。是邻居捎信到学校，说舅婆在地里晕倒了。我请假赶回家，看见舅婆躺在床上，脸白得像纸。村医说是劳累过度，加上营养不良，得好好养。
我在家照顾了她一个星期。那一个星期，我包了所有的活：喂猪、喂鸡、做饭、洗衣、下地。舅婆躺在床上，看着我来回忙活，几次想下床，都被我按回去了。
“您就好好躺着。”我说，“我能行。”
我能行。五年时间，我早就不是那个连猪草都不会割的小丫头了。我手脚麻利，干活有模有样。舅婆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心疼，还有别的什么东西。
“小雨，”她突然说，“你恨你爸妈不？”
我正在灶前烧火，手里的火钳顿了顿。“不恨。”我说。
“真不恨？”
“真不恨。”我把柴塞进灶膛，火光照着我的脸，热烘烘的，“恨他们有什么用？他们不要我，是他们的损失。我有舅婆您，就够了。”
这话一半是真，一半是假。不恨是假的，但恨确实没用。这么多年，我早就明白了，人得往前看，得为自己活。
舅婆没再说话，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
我回学校后，学习更拼命了。我知道，只有考上大学，找个好工作，才能让舅婆过上好日子，才能对得起她这些年的辛苦。
高三那年，我收到了我爸的信。是的，信。这么多年第一封信。
信是寄到学校的，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我拆开，里头就一张纸，我爸写的。字很潦草，大意是说，他这些年在深圳不容易，现在生意做起来了，买了房，买了车。说我妈身体不好，一直在家养着。说我弟弟——是的，他说“你弟弟”，三岁了，很聪明。最后说，听说我学习好，他很高兴，等我考上大学，他会供我念书。
信里没提当年为什么扔下我，没问道歉，没问我在舅婆家过得好不好。通篇都在说他的生意，他的新家庭，他的儿子。好像我只是他偶尔想起的一个远房亲戚，需要的时候施舍一点关心。
我把信撕了，扔进垃圾桶。
高考结束，我考上了省城的师范大学。不要学费，还有生活费补助。我把录取通知书拿给舅婆看，她戴着老花镜，看了又看，手指在纸上摩挲。
“好，好。”她就说了这两个字，但眼圈红了。
去省城前，我把家里里外外收拾了一遍。猪卖了，鸡送了人，地租给了邻居。我跟舅婆说，等我毕业工作了，就接她去城里。她只是笑，说城里她住不惯，还是在村里好。
大学四年，我一边读书一边打工。端过盘子，发过传单，当过家教。寒暑假我都回家，陪舅婆。她老了，背驼得更厉害了，头发全白了。但精神还好，每天忙忙碌碌的，不肯闲着。
大三那年，我妈突然来了。是的，我妈，一个人来的。
那天我正在地里帮舅婆收玉米，邻居跑来喊，说我家来客了。我回家，看见院门口站着一个女人。烫着卷发，穿着连衣裙，高跟鞋，手里拎着个皮包。很时髦，但也很陌生。
我愣了好一会儿，才认出来，那是我妈。
十年不见，她老了很多，虽然穿着打扮比当年在机械厂时洋气，但眼角的皱纹，疲惫的眼神，是粉盖不住的。她看见我，也愣了好一会儿，上下打量我，像在确认什么。
“小雨？”她试探着叫了一声。
我没应，只是看着她。心里一片平静，没有想象中的激动，也没有怨恨，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舅婆从屋里出来，看见我妈，也愣了一下，但很快恢复平静。“桂芬来了，进屋坐吧。”
进了屋，气氛尴尬。我妈坐在条凳上，手紧紧攥着皮包带子，眼神飘忽，不敢看我们。舅婆给她倒了碗水，她接过去，没喝，放在桌上。
“妈，您身体还好吧？”她问舅婆，声音很轻。
“好。”舅婆说，在我身边坐下，“你怎么来了？”
我妈张了张嘴，又闭上，像是不知道怎么说。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声音有点抖：“建国他……生意出了点问题。”
我没说话，舅婆也没说话，等着她说下去。
“这几年，他在深圳搞工程，投了很多钱，但……但项目黄了，欠了一屁股债。”我妈语速越来越快，像是在背书，“债主天天上门，房子抵押了，车也卖了，还是不够。我……我实在没办法了，才来找你们……”
她抬头看看我，又看看舅婆，眼神里满是哀求：“妈，小雨，你们……能不能帮帮我们？不多，就十万，十万就行，让我们周转一下，等缓过来，马上还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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