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 谷雨微）“早一点发现疾病，给孩子们一个完整的童年。”
一位杜氏肌营养不良（DMD）患儿家长的心声道出了许多罕见病家庭的共同期盼。在我国，包括杜氏肌营养不良在内的多数罕见病，目前仍仅在部分地区开展筛查试点，尚未纳入全国统一的新生儿筛查体系。
当前，全国统一的法定筛查病种，仍限于2009年由原卫生部发布的《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所规定的苯丙酮尿症与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两类遗传代谢病及听力障碍，多年来未曾更新。
多位受访专家认为，随着筛查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我国人口高质量发展的战略要求，越来越多遗传类疾病已经可筛、可防、可治，迫切需要在全国层面从“两病筛查”走向“多病筛查”。
技术成熟、形势要求，新生儿疾病筛查扩容
新生儿疾病筛查，是在新生儿期对严重危害新生儿健康的先天性、遗传性疾病施行专项检查，提供早期诊断和治疗的母婴保健技术。
我国新生儿疾病筛查始于1981年。当时，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率先在全国开展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两病筛查”。2009年，原卫生部颁布《新生儿疾病筛查管理办法》，将上述两种罕见遗传代谢病以及听力障碍一并纳入全国筛查范围。
四十多年过去，我国新生儿疾病筛查已取得显著进展。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新生儿遗传代谢病和听力障碍的筛查率都已经达到98%以上。然而，全国统一的法定筛查病种，仍限于2009年所规定的两类遗传代谢病及听力障碍，多年来未曾更新。
近年来，各地根据医疗资源、群众需求、疾病发生率等实际情况，逐步探索增加新生儿疾病筛查病种。中华预防医学会出生缺陷预防与控制专业委员会委员、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韩连书教授介绍，二十一世纪初，上海等地将蚕豆病（葡萄糖-6-磷酸脱氢酶缺乏症）和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纳入筛查范围，形成“四病筛查”。随着筛查与诊治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自2003年串联质谱技术应用于临床以来，技术上可一次性检测40余种代谢性疾病，推动多地筛查病种扩容。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儿内分泌遗传代谢科韩连书教授。
2024年6月起，上海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已从4种增加至15种。更早之前，浙江省和北京市已先行拓展了筛查范围：浙江省将原4种遗传代谢病筛查拓展到了29种；北京新生儿遗传代谢性疾病免费筛查病种也由3种扩增至12种，新增了枫糖尿症、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原发性肉碱缺乏症等9种罕见疾病。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主任戴毅教授提到，“几十年来，国家层面的新生儿筛查病种未曾增加，虽然各省可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增补，但并非国家层面的强制筛查。当前我国经济水平已显著提高，新生儿数量也呈下降趋势，随着国家对新生儿健康关注度的提升，以及鼓励生育、加强新生儿健康保障的政策导向，筛查体系也应适时调整。”
“可治愈”不应成为是否纳入筛查的绝对门槛
罕见病由于诊断、治疗难度高，且治疗药物往往价格高昂，常给患者及其家庭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早筛早诊早治”一直是临床专家呼吁的方向。然而长期以来，由于多数罕见病缺乏根治性疗法，围绕疾病是否必须达到“可治愈”才能纳入筛查这一问题，业内一直存在诸多讨论。
杜氏肌营养不良是一种主要影响男性的严重神经肌肉遗传病，有数据显示，我国预估患者约7万人。患儿多在3-5岁因运动发育落后确诊，不经干预会在10-12岁丧失行走能力，最终因心肺衰竭早逝。尽管该病目前无法治愈，但规范使用激素和系统康复，可显著延缓病程，提高生活质量，且此病的基因治疗已经应用于临床。
是否应推动此类疾病纳入全国筛查，关键在于其是否“可干预”。戴毅教授表示，新生儿筛查本身具有普筛性质，即筛查后需存在能够改变疾病自然病程的干预措施。他以苯丙酮尿症和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为例说明：“这两种疾病若在早期发现并通过特殊医学配方食品或甲状腺素补充进行干预，患者基本接近正常的发育水平，达到类似治愈的效果，因此被列为国家强制筛查项目。”
北京协和医院神经科副主任戴毅教授。
相比之下，杜氏肌营养不良目前主要依赖激素治疗，虽可延缓疾病进展，但尚无法彻底治愈或显著逆转病情。但戴毅教授认为，“可治愈”不应成为全国新生儿筛查的绝对门槛。
他以另一种罕见神经肌肉病——脊髓性肌萎缩症（SMA）为例进一步解释：“脊髓性肌萎缩症在美国已是全国性筛查项目。虽经药物治疗后患儿运动能力通常仍弱于正常孩子，但与不治疗相比，其生活质量和预后已有显著改善，很大程度上也改变了孩子的一生。”目前，我国广东、山东、江苏等部分地区已启动脊髓性肌萎缩症新生儿筛查试点，但尚未成为全国性项目。这表明，即使疾病无法完全“治愈”，只要有办法显著改善病情发展轨迹，就具有纳入普遍筛查的价值。
对于患者家庭而言，早期诊断意味着为孩子赢得宝贵的干预时间。另外，许多罕见病患儿通过新生儿筛查得以早诊，不仅有利于他们自身的早期治疗，还有助于早期发现家庭中此病的其他患者，也有助于家庭的再生育指导。
杜氏肌营养不良患者组织、“DMD希望之星”创始人王惠接触过不少通过新生儿筛查早期确诊的孩子，他们都走出了很好的干预路径。“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孩子，在出生72小时内通过筛查确诊为杜氏肌营养不良，从半岁起就开始康复训练和营养干预。现在快5岁了，运动能力比很多同龄确诊患儿好很多，还能正常上幼儿园、和小朋友一起跑跳，这在过去是很难想象的。”
同样受益于早期筛查的，还有脊髓性肌萎缩症（SMA）患儿。广东东莞自2023年开展SMA新生儿筛查项目后确诊的第一例患儿在出生第12天，就开始口服治疗药物干预。目前孩子的大运动评估与各项身体指标均处于正常范围。
这些孩子的经历让更多病友家庭坚信，新生儿筛查是实现罕见病早诊早治的重要关口，这对延缓病情进展、保留运动功能，乃至为未来接受靶向与基因治疗争取时间，都至关重要。“我们期盼着，更多孩子能在人生起点得到及时干预，让每个罕见病家庭都能少走弯路、多一份希望。”王惠说。
人口高质量发展需要更完善的新生儿筛查体系
将一种疾病纳入新生儿常规筛查，是一套严谨的公共卫生决策。除了拥有有效的干预或治疗手段（包括遗传咨询）之外，韩连书教授列出了国际公认的几个核心评估标准，主要包括：疾病发病率较高；病情严重，可能致死或致残；发病机制明确；具备可靠的诊断指标；筛查方法需灵敏、特异且稳定；同时还需通过卫生经济效益分析，证明其投入与降低社会负担的效益相匹配。“将更多罕见病纳入全国新生儿筛查是有必要的。但任何筛查新技术要成为公共卫生项目，都需要积累足够数据证明其效益，并获得国家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试剂盒证书，这也是当前筛查扩容推广的关键瓶颈。”
“从卫生经济学角度评估，早期筛查并干预罕见病患者，相比在其病情严重后再进行治疗，可能具有更高的成本效益与社会价值。”戴毅教授表示，加强此类研究，为公共卫生决策提供坚实的证据基础，也是将地方筛查试点经验转化为全国性政策的关键一环。
此外，筛查手段还需兼顾经济性与便利性。戴毅教授提到，由于我国新生儿数量庞大，检测方法需成本可控、操作简便、结果出具快速，并建立相应的质量控制体系。我国现有新生儿筛查体系已较为成熟，可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扩充完善。
全国政协委员、首都儿科研究所新生儿内科副主任米荣教授向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表示，我国开展新生儿疾病筛查多年，已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检测机构网络、阳性病例判定与确诊流程，这为筛查病种扩容打下了重要基础。现阶段，借助串联质谱技术，可以考虑将一组早期发病且可干预的遗传代谢病，如甲基丙二酸血症、丙酸血症、异戊酸血症等，作为全国新生儿疾病筛查扩容的优先方向。此外，严重联合免疫缺陷病也可以作为一类重要的筛查目标。
筛查仅仅是第一步。米荣教授强调，在初筛阳性后，必须通过确诊实验进行验证；确诊后的患儿还需要长期、系统的随访与治疗管理。因此，在考虑增加筛查病种时，必须同时评估后续随访体系是否完善，以及确诊后的医疗支持能否有效衔接。
在米荣教授看来，每新增一个筛查病种，都会在方法学上带来新的要求：需建立并标准化相应的检测方法、强化各级实验室质量控制、开展专业人员培训，并构建与该病种相适应的长期随访与治疗支持体系。为此，有必要在国家层面进行顶层设计与统筹协调，建立从国家到省市的层级化质量管理与控制网络，确保筛查、诊断、治疗全链条规范有效运行。扩容之后，还需持续评估筛查方法的可靠性、患儿的长期生活质量和健康结局，从而推动整个筛查体系的持续完善。
生育健康是关乎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议题。戴毅教授表示，“从国家层面看，完善筛查体系对于优化生育观念也是一件好事。随着国家生育政策及配套措施的转变，增加筛查病种应该是不远的将来就会发生的事情。”
参考文献：
①顾学范,韩连书,余永国.中国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现状及展望[J].罕见病研究,2022,1(01):1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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