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边的小院》是阿禾的首部非虚构作品，12万字篇幅，书写了浙江苍南一个普通人家几代人的谋生故事。阿禾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做过编辑和编剧，还经营过一家小店，目前是全职写作者。《海边的小院》是阿禾在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的间隙断续写就，文章写好了发在豆瓣上，意料之外收获许多好评。
从海边“刨”出的小院是一家人命运的起点。作为地主的儿子，外公迂腐，讲“境界”，不顾家人死活，外婆却彪悍勇猛，靠一双手养活继子继女。母亲很早辍学，一辈子不识字，从小就要顶着痛经挖弹涂鱼，舅舅有天才的艺术直觉却因做倒爷而瘫痪……这些都不是什么值得称道的人生，它们普普通通，事与愿违，甚至残缺破败，但它们也是真实鲜活的人生，像一面多棱镜照见人在命运面前是多么卑微，多么劳苦，以及人的自负是多么虚妄可笑。
作品中关于家乡人“靠海吃海”、胼手胝足从海里讨生活的细节是有趣的，外婆与母亲这对“不是亲生的”母女的情感关系也刻画得令人感动。作者以细腻的、富含感情的行文，将家族亲戚的人生凝结在几千字的文章之中，使之获得一种文本意义上的隽永。
南都专访阿禾
青年写作者阿禾。（受访者供图）
南都：《海边的小院》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作品吗？写这本书的缘由是什么？
阿禾：应该算非虚构散文吧。也不是自传性质，因为我基本上只是一个旁观者和记录者，必要时顶多算是一个次要的配角。
一开始只是随手写。当时我在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每天埋头在各种古籍里，就像活在另一个时空，生活渐渐失去了实感。可能人在孤独茫然的时候会习惯性抓住一些熟悉真切的东西，我就特别想写写现实，完全是自己内心的需要。因此写起来很快，劲头十足，完全不假思索，没空谋篇布局，也没空雕琢词句，只是扯开胸口往外一喷。和写小说完全不一样，我很享受这种写作状态，也有意让自己保持这种状态，劲头没了、不想写了就不写，下次又想写了再写。写完了就放在豆瓣主页，也没想过发表。颇令人意外的是，这些对我来说非常私人化也谈不上文学性甚至有些拿不出手的文章，在豆瓣引起不少豆友的共鸣，很多留言让我很感动。我也就断断续续地写下去，前后差不多两三年，零零散散写了十几二十篇。
南都：在写真实的家族人物的故事的时候，尤其涉及一些较为狼狈的情节，是否有担忧和犹豫？怎么划定虚构和现实的边界？
阿禾：一开始我给自己定了规矩，“不为尊者讳”，写着写着发现很难完全做到，只能略作调整，尽量去写他们的公共生活那部分，不去写他们的私人生活那部分。当然，这种区分很可疑，只能说我心里有这么一条大致的界限，对我来说倒是不必多想，其实就是我小时候观察家族亲戚们的自然距离。略带仰角，也带着好奇和困惑，必要时转开视线不去看。不过，即便这样，我还是不免有些惴惴：如实写出那些不堪的事，会不会让他们被审视乃至审判？比如写我伯母那篇《生意》，我毫无避讳地写了她的自私和精明，把领养的堂姐当作小保姆。但我发现豆瓣网友对她的评论很宽容，多数人都没有挑剔她的道德瑕疵，反倒佩服她强悍的个性和生命力，理解与共情远多于评判。这么多素昧平生的陌生人都能理解她，真好。我觉得我应该把他们写下来，尽可能写出真实的他们，把他们的人生用另一种形式呈现出来，是我献给他们的敬意。与此同时，当那些个体的、私人的、琐碎的经历感受变成文字，在更多人心里召唤起共鸣，带来全新的理解，就不再只是他们的个人故事，而是变成某种共有共享的故事。如果能有这种意义，我作为写作者太荣幸了。
没有考虑过虚构与现实的边界，我写的是我所知的事实，除非所知有误，或者对我所不知的推测有偏差。我经常要考虑的是“所知”与“不知”的边界。毕竟我更多是旁观者的角色，很长一段时间内还是一个孩子，听家人亲戚们说过去的事。每个人口中的版本都略有不同甚至完全相反，往往只是一堆拼贴的杂乱无章的细节，事实原貌无从知晓。但理解起来并不难，其中似乎自有一种逻辑，不是我之前写小说时熟悉的属于故事的逻辑，而是另一种不那么规则的逻辑，粗放且不由分说的逻辑，近乎不讲逻辑，我猜那大概就是现实的逻辑。那种真实质感是我所追求的，不管写的是虚构还是现实。
南都：书里写了很多“失败”——堂姐的鱼被台风卷走，伯母破产，堂哥破相后辗转谋生。你如何看待这些“失败”之于人生的意义？
阿禾：我没有想过意义，在我看来那就是他们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被生活赶来赶去，只是尽力找出路。就像我爸妈，一辈子不知道换了多少种营生，不是他们想换，只是一件事做不下去了，只能换一件。大多数时候都是被动的，谈不上选择或目标，只要还有路可走，他们就觉得没什么，因此那种挫败感对他们来说并不强烈。“失败”这个词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他们想的是“糊口”“能活”。他们没有那种语言，也没有那种精神空间。
南都：许多读者读完小说后感动于这个家族从荒地里刨食，在风浪里“抢生活”的生命力的强悍。在困境面前百折不挠，斗天斗地不亦乐乎，这是不是典型的温州性格？请展开谈谈。
阿禾：可能跟生活在海边有关系吧。负山濒海的地理，耕地不足的现实，让人们自然而然走向大海，去风浪里谋生。小时候我就发现了，人在海上会不由自主变得迷信。试想一叶小舟漂在茫茫大海上，一个浪头、一场风暴就足以把你从世上彻底抹去，侥幸活下来足以让人感激涕零，跪地叩谢神灵。此外还有台风。小时候每到七八月，我爸经常半夜被叫起来，说海塘快溃决了，镇上所有壮丁都去扛沙包，堵不住的话，整个镇子的人们都得连夜逃去山上。直到现在我们镇上都保留一个传统——七月十四过中元节。怕十五水大，淹死了，来不及吃上难得的一顿。要死也得先吃上那顿，不吃白不吃，不管怎样吃了再说！这种对于“吃”与“死”的态度，算是我家乡人性格的一个侧面。
来自阿禾家乡的照片：晾晒风干的海鲜。（受访者供图）
南都：对于这个家族来说，海既是生存的来源（滩涂、海鲜），也是毁灭的力量（台风、浪潮）。如果小院是顽韧的奋斗精神的象征，那么海具有什么寓意？
阿禾：我没想过寓意，海就是海，对于我这样海边长大的人来说，海就是一半的世界，大到让你没法赋予它任何寓意。靠海吃海，以海为田，以船为车，自古以来就是沿海人们的生活，历史上一次次“海禁”和“迁界”都无法阻止人们走向大海，台风、巨浪和海盗也不能。对我家乡人们来说，海甚至比土地更重要，因为耕地就那么多，反正不足以糊口，生计年景全仰赖那片潮涨潮落的海湾浅海。镇上宫庙里供奉的也多是与海相关的神，除了妈祖，还有晏公、杨府君、陈十四娘娘等大小神仙，各有生辰和庙会日，每一艘出海的船上都供有妈祖的神龛，那种虔诚不住在海边的人们大概很难理解。虔诚背后其实是一种深深的敬畏：勇敢地走向大海，去风浪里谋生，同时又深知自己弱小，请求大海放过我们。我们家乡话管所有的海上营生叫“讨海”，一个“讨”字凝聚了人们对海的谦卑心态。但他们又有另一面，比如我们有很多关于东海龙王的传说故事，龙王通常被刻画为一个喜怒无常的暴君角色，赶海归来、满身烂泥的人们也惯于拿东海龙王开玩笑，互相吹嘘自己怎样跟龙王打了一架，以至于“跟海龙王打架”几乎成了俗语，妈妈们也会问浑身脏兮兮的孩子“是不是跟海龙王打架了？打赢了吗？”心怀敬畏，嘴上不服，总得打上一架，大概就是我家乡人对海的态度。讨海曾是他们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对海的态度实际上就是他们对生活的态度。
南都：很多读者把这本书称为“中文版的《老人与海》”。你是海明威的读者吗？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阿禾：不敢当。海明威我读得不多，但《老人与海》印象很深刻。老人毫无疑问是英雄式的硬汉，他知道自己对手是谁，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不能放弃，以惊人的意志力量和同样惊人的代价战斗到最后，直到所有能失去的都已失去，连较量本身似乎也失去了实际意义，只关乎纯粹的精神。在这个意义上，我家乡人们与他完全不一样。他们是务实的，换成他们的话，可能第一天入夜时就会割断钓绳，换一片海域再钓一条。他们出海只是为了谋生，因为被生活驱赶着，没有考虑输赢胜败的余裕，更没有那种精神上的自觉，输就输了，实在不行就放弃，被打败也很正常，重开一局，从头再来就是了。这大概就是普通人与英雄的区别。他们是弱小的，上限一目了然，他们自己也知道，但同时又有一种豁出去试一把、再试一把的心气。限度一直在，不服气也一直在，悲观与乐观只有一线之隔，失败是常态，必要时放弃也未尝不可。不必那么悲壮，还可以再来。
南都：小说采取的是人物小传的形式，每个人物的故事单独一章节，相互关联组合成一部家族史，独立成章又是一段人物史。为什么这样安排？请谈一下对小说结构的构思。
阿禾：不是有意的安排，毕竟这些文章是断断续续写出来的，前后有两三年，写的时候我也没有任何规划。但写完之后似乎呈现出来某种整体效果，比如我没想过海边那座小院有什么象征意味，回头却发现那确实是我们整个家族的锚点所在。相比构思，我更喜欢这种自然而然的结果，就像我原本只想写某一个人，自然而然就写了一群人，原本只想写具体的事，不自觉就写了某种共性。
来自阿禾家乡的照片：赶海时使用的泥撬。（受访者供图）
南都：小说末尾你写道：“这里从来不是什么乐土。天地不仁，所有生灵都在这里谋生，从人类到蟑螂。”这让人想起萧红《生死场》里著名的句子：“人和动物一样，忙着生，忙着死。”虽然母亲最后感叹：“我们都得活呀！”但是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阿禾：我觉得活着本身没有意义。在这一点上，我认同存在主义的观点，人是被抛到这世界的，需要自己去构建、找寻意义。当然，对于包括我爸妈在内的家乡人们来说，活着从来不是一个哲学问题，而是一件迫在眉睫、别无选择的事。其实我家乡话没有“活着”这个词，只有“活落”（活下去），可以说对他们而言，“活”从来不是一种安稳的状态，而是一件需要拼尽全力才能持续的事。以我爸妈为例，他们一辈子不知换了多少种营生，捕鳗鱼苗、挖弹涂鱼、收购榨菜、贩卖毛竹等等，因为他们确实没有任何足以糊口的可靠生计，一家四口只有一亩多地，渔船也有汛期，不能天天出海，就算是赶海也要看天气。那种情况跟现在不一样，如果那时有送外卖的活，我爸妈肯定毫不犹豫，因为他们真的是手停口停，毫无选择。“四处刨食”对他们来说从来不是比喻，从泥土里刨，从海涂里刨，从风里浪里刨。可能是半辈子处于这种景况，深谙其中滋味，我妈才忍不住对着蟑螂、蚜虫感叹“它们也得活呀，我们都得活呀！”我在那种感叹中体会到的不只是悲悯。就连蟑螂和蚜虫也得刨食，在这个天地不仁、无可依傍的世界，要活都得刨食。“活”是一件多么残忍的事。当然，从结果来说，正因为必须“活”，必须“刨食”，我家乡人们才迸发出那么惊人的生命力。那种生命力反过来也成为他们活着的证明，为他们人生构建出某种意义。我家乡人常说“会枵则会作”（肚子饿就不得不干活），这么想来，“会枵”也是一种天赋动力。感叹生命有限度的同时，似乎也应该感谢生命有限度，逼得人们不得不“会作”，从而为自己构建出某种意义。
南都：你毕业于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你最喜爱的哲学家是谁？学哲学如何塑造了你后来的创作和人生？
阿禾：最喜欢维特根斯坦，本科论文写的也是维特根斯坦。当然我学的只是一点皮毛，但就那点皮毛已经足以让我受益终身。最大的影响应该是让我对所有一目了然、确定无疑的东西毫无兴趣，而迷恋所有那些咄咄逼人又暧昧不明、超出语言表达范围的东西。我三十多岁才开始写作，写作上只能算一个入门者，若说写作上有什么追求，我只想尽力去拓展那个表达范围，借用这些经过剪裁、被简化的词语抵达更深更远的地方。
南都：你为什么选择写作作为职业？目前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高度发达，你在写作中会使用AI吗？未来作家如何与人工智能共生？
阿禾：选择写作就是因为我想看看自己可以用这些词语抵达什么样的地方。
不会用来写作，但我经常用来搜集资料，不过得小心，经常会被骗，比如我发现AI已经开始杜撰古诗了。
我没想过如何与AI共生，但我相信文学创作是AI无法取代的工作之一，如果可以被取代，那就不是创作。只是单纯的相信，提供不了一点论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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