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在华远集团干了二十年，我自认为没功劳也有苦劳。
可一纸调令砸下来，把我扔去卡尼亚——那个炮弹比快递还准时的地方。
全公司都知道，那是刘洋给我挖的坟。三年没人敢去的战乱区，去了就是有去无回。
我去了。
三年后，老板亲自到机场举着牌子接我。上面写着：欢迎英雄回家。
我看了一眼站在老板身后的刘洋，笑了。
01
那个调令是周三下午到的。
我正在工位上改一份合同，邮件提示弹出来，发件人是人事部。
「关于调派陈志明同志赴卡尼亚分公司任项目负责人的通知。」
我盯着屏幕看了三遍，觉得自己眼花了。
卡尼亚。
整个国际业务部没人不知道这三个字意味着什么。三年前公司在那儿设了分公司，第一任负责人待了四个月，回来之后直接辞职，说晚上睡觉都能听见炮响。第二任连签证都没办，找了个家里有事的借口推掉了。第三任？没有第三任。之后三年，那个分公司就像一颗烂牙，谁都知道在那儿，谁都不愿意碰。
我还没来得及消化这个消息，老周就冲过来了。
老周是隔壁组的，跟我同年进公司，办公桌离我三步远。他走路带风，手里攥着手机，脸涨得通红。
「老陈，你看邮件了没？」
我点了一下头。
他把手机往我桌上一拍：「这是刘洋干的！上礼拜开会你驳了他的方案，他就记上了。我跟你说，那地方在打仗！去年联合国都撤了一批人，他让你去？这不是调令，这是催命符！」
我看着老周额头上暴起的青筋，忽然觉得有点恍惚。二十年了，在这家公司干了二十年。从最基层的业务员做起，一单一单跑出来的。没拿过什么大奖，没站过什么C位，但该干的活没落下过一件。四十八岁了，头发白了一半，换来的就是这么一张纸。
「那怎么办？」我问他。
老周瞪着我：「不去！找老板谈！你在公司干了二十年，他不能这么对你！」
我摇了摇头。
「去了再说吧。」
老周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认识我二十年，知道我这个人，决定了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
02
第二天一早，我被叫去了刘洋的办公室。
刘洋坐在他那张真皮椅子上，面前摆着一杯刚泡的龙井，茶汤还是浅绿色的。他四十五岁，比我小三岁，但头衔比我高两级——国际业务部总监。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袖扣是银色的，衬衫领子硬挺得像刀片。
「老陈，坐。」他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我坐下了。那把椅子比他的矮半个头，这办公室里的每一把客椅都比他的矮半个头。
「卡尼亚的事，你看到邮件了？」
「看到了。」
他端起茶杯，抿了一口，放下，用手指弹了弹杯沿上一片不存在的茶叶。
「老陈，这个项目，公司搁了三年了。上面很重视，需要一个有经验的老人去扛。我想来想去，整个部门，就你最合适。」
我看着他。
「刘总，那地方在打仗。」
他笑了，那种笑我见过无数次——嘴角提起来，眼睛不动。
「打仗才有机会嘛。你想想，和平时期那些市场早被人瓜分完了，你去了也抢不过别人。但战乱地区不一样，是一张白纸。别人不敢去，你去了，那功劳全是你的。」
他说着，往前探了探身子，压低声音，像是在分享什么天大的秘密。
「老陈，做成了，回来我给你请功。升职加薪，都好说。」
我没说话。
他又靠回椅背，端起茶杯。
「当然了，去不去在你。公司不强迫。」
这句话说得轻飘飘的，但我们都清楚——人事调令都发了，你说不去，那就是不服从组织安排。二十年的老员工，不服从组织安排，后面的日子比去卡尼亚还难过。
我站起来。
「行，我去。」
刘洋脸上的笑扩大了一点。这次眼睛也动了。
「好！我就知道老陈靠得住。」
我走到门口，停了一下。
「刘总，我有个要求。」
「你说。」
「我走之后，我手里的三个客户，别转给赵磊。他接不住。」
刘洋的笑僵了一瞬。赵磊是他的人。
「这个嘛……我考虑考虑。」
我没再说什么，拉开门走了。身后传来茶杯放在桌上的一声轻响。
03
一周后，我登上了去卡尼亚的飞机。
从北京飞迪拜，从迪拜转内罗毕，从内罗毕再转一趟螺旋桨小飞机，总共三十多个小时。最后那段最要命，飞机像一片被风吹着的铁皮，在气流里上下乱窜。我系着安全带，胃里翻江倒海。
旁边坐着一个当地人，黑皮肤，很瘦，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衬衫。他看我脸色发白，从口袋里掏出一颗糖递过来。
「第一次来？」他用英语问。
我接过糖，点了一下头。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你疯了。这地方在打仗。中国人？做生意的？」
我把糖塞进嘴里，很甜，是那种廉价的水果硬糖。
「嗯。」
他又摇了摇头，转过去看窗外了。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全是云。
我也看着窗外。云层下面就是卡尼亚。一个我在地图上找了半天才找到的国家，一个我四十八年人生里从没想过会跟自己产生交集的地方。
出发前一晚，老婆在卧室里一直没关灯。我躺在她旁边，两个人都没说话。后来她翻了个身，背对着我，声音闷闷的。
「老陈，能不能不去。」
我没吭声。
她又说：「大不了辞职。你在这行干了二十年，出去找个工作又不难。」
我还是没吭声。
她转过来，眼睛红红的。
「你要是出了事，我和儿子怎么办？」
我伸手摸了摸她的头发。
「不会出事。我去看看情况，不行就回来。」
我们都知道这是假话。但她没再说了。
04
到了卡尼亚首都的机场，已经是凌晨两点。
说是机场，其实就是一条跑道加一栋水泥房子。灯光昏黄，一半的灯管不亮，剩下一半在闪。空气里有一股说不清的味道，像是柴油混着泥土。到处是持枪的士兵，荷枪实弹，眼神冷漠地盯着每一个走过的人。
行李转盘不转。一个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打瞌睡，枪靠在墙上，枪口朝天。
我拎着箱子往外走，看见出口站着一个年轻人，皮肤很黑，举着一块纸板，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陈经理」。
我走过去。
「我是陈志明。」
他愣了一下，眼睛从我身后扫过去，又扫回来。
「陈经理？就您一个人？」
「对，就我一个人。」
他叫约瑟夫，在分公司干了三年，什么人来了又走他都见过。他接过我的箱子，掂了掂，眉头皱了一下——可能是觉得太轻了。
「以前来的，都是三个人。一个经理，一个翻译，一个保镖。」他一边走一边说，声音压得很低，「您一个人来，不怕死？」
我笑了一下。
「怕。但来了就不怕了。」
他侧过头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
车是一辆丰田皮卡，车身上好几个坑，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过。约瑟夫把箱子扔进后斗，发动引擎。车子在夜色里驶出机场，路上没有路灯，只有车灯照出去的两道光柱。远处的天际线上，偶尔闪过一两点橘红色的光。
「那是什么？」我问。
约瑟夫看了一眼。
「炮。」
他说得很平淡，像在说天气。
05
第二天早上，约瑟夫带我去分公司。
车子七拐八拐，开到城郊一条土路上，停在一栋两层小楼前面。楼的外墙是灰色的水泥，上面满是坑坑洼洼的弹痕，像一张长了麻子的脸。二楼有个窗户没了玻璃，用一块塑料布蒙着，风一吹就鼓起来。
门口蹲着一条黄狗，瘦得肋骨根根分明，看见我们来了，尾巴摇了两下，又趴下了。
推门进去，一股霉味。
办公室在一楼，说是办公室，其实就是一间大房间。四张桌子，三张有人。
一个当地女人坐在靠墙的桌子边，面前摆着一台老式计算器，正在算什么，头都没抬——她是会计。一个当地小伙子靠在窗边，手里转着一支笔，眼睛望着窗外——他是销售。
最里面那张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中国人，三十出头，很瘦，眼窝凹进去，胡子拉碴的，像是很久没好好睡过觉。他看见我，慢慢站起来，嘴角扯了一下。
「新来的？」
我点了一下头。
「我叫陈志明。」
「王建国。」他伸出手，握了一下，手心全是汗，「在这待了两年。」
他指了指一张空桌子。
「那儿，您的。」
我走过去，拉开椅子。桌面上有一层灰，旁边的墙上有个洞，边缘是放射状的裂纹。
王建国跟过来，用手指点了点那个洞。
「上个月那颗子弹就是从那个窗户打进来的。穿过玻璃，打到这儿。」他的语气跟约瑟夫说「炮」的时候一模一样，轻描淡写的，「幸好那会儿没人坐这儿。」
我把手放在桌子上，指尖刚好碰到那个弹孔的边缘。水泥的碎茬硌手。
「知道了。」我说。
06
第一个月，我差点以为刘洋赢了。
市场被战争碾碎了。原来的客户跑了一大半，剩下的躲在各个城镇里，连电话都打不通。物流瘫痪，从港口到首都的公路上三天两头有检查站，货车过一个检查站就被扣一次，要么交钱，要么原路返回。团队只有三个半人——三个当地员工，半个王建国，王建国说他已经递了辞职报告，下个月就走。
我每天坐在那张带弹孔的桌子后面，给总部写报告。市场情况、人员配置、资源需求，一条一条列得清清楚楚。
发给刘洋。
不回。
我打电话。
不接。
我又发邮件，标题加了「紧急」两个字。
三天后他回了一句：「收到，我们研究一下。」
又过了一周，没有下文。
我申请预算。他让财务回复我：「目前资金紧张，建议就地想办法。」
就地想办法。我看着那封邮件，想笑又笑不出来。就这四面漏风的办公室，三个随时准备跑路的员工，外加一个已经递了辞职信的中国同事，让我就地想办法？
王建国走的那天，把宿舍钥匙交给我，站在门口拍了拍我的肩膀。
「陈哥，我劝你一句，别在这耗着了。这地方待不住人的。」
我看着他。
「你为什么走？」
他苦笑了一下。
「我媳妇说了，我再不回去就离婚。」他顿了顿，「再说，总部根本不管我们。我在这两年，连一次支持都没得到过。」
我没说话。
他上了车，摇下车窗，看了我一眼。
「陈哥，保重。」
皮卡扬起一阵灰，很快就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听着远处断断续续的枪声。桌上的台灯忽明忽暗，发电机快没油了。
手机震了一下。是老周从国内发来的邮件。
「老陈，听说刘洋在内部说，你去了也是白去，过几个月自己就回来了。赵磊已经在接你的客户了，三个全转给他了。你别认输。」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
灯灭了。发电机停了。
黑暗里，只有手机屏幕的光照着我的脸。
我回了一句话。
「我不会认输。」
发完，我把手机扣在桌上，闭上眼睛。
07
第二个月开始，我不在办公室坐着了。
我跟约瑟夫说，带我去跑市场。
约瑟夫看着我，犹豫了一下。
「陈经理，外面不安全。路上有地雷。」
我说：「那就走路。走路比开车安全。」
他张了张嘴，大概想说走路也不安全，但最后没说出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每天的暴走。
早上六点出发，穿一双从国内带来的登山鞋，背一个帆布包，里面装着水和几份产品资料。约瑟夫跟在旁边，充当翻译和向导。
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从一个集市走到另一个集市。路是土路，有的地方被炮弹炸出大坑，得绕着走。太阳毒得要命，没走半小时衬衫就湿透了。
我跟当地人聊天。跟村长聊，跟小贩聊，跟NGO的工作人员聊，跟检查站的士兵聊。问他们缺什么，需要什么，最发愁什么。
大多数人一开始不搭理我。一个中国人，在这种地方走来走去，不是间谍就是疯子。
但我不走。我蹲在路边，看他们做买卖，看他们排队打水，看他们用最原始的方式给手机充电——把手机电池拆下来，连上一块破旧的太阳能板，充一个小时才有百分之十的电。
走了十几个村子，半个月。
脚上磨出了四个血泡。
08
然后我发现了一件事。
一件别人没发现的事，或者说，别人发现了但没当回事的事。
因为战乱，当地极度缺乏生活物资和技术产品。不是一般的缺，是缺到了离谱的程度。
有个村子的诊所停电三天了。不是线路坏了，是整个地区的电网被炸毁了，没人修。诊所的冰箱停了，疫苗全报废了。村长抓着我的胳膊，用当地话连说带比划，约瑟夫翻译给我听：他们需要一台发电机，什么牌子都行，能发电就行。
一台小型柴油发电机，在国内出厂价三千块，加上运费到这儿可能五千。但在这里，他们愿意出三万。
我又去了一个NGO的营地。他们从欧洲运太阳能板，一块到岸价折合人民币五六千。但我们公司的太阳能板出厂价才八百，运过来加上各种成本也不超过两千。
再看水泵。国内小厂生产的家用水泵，几百块一台，库存积压卖不出去。在这里，一台能用的水泵意味着一个村子几百人有干净水喝。
市场空白。需求巨大。没有竞争。
不是没有竞争对手，是竞争对手根本不敢来。欧美公司嫌危险，周边国家的公司没实力，只有零星的小贩在走私一些劣质产品。
我站在那个NGO营地的帐篷前面，看着一排排等待领取物资的当地人，脑子里什么都想不了，只有一个念头在反复跳：
这不是流放地，这是金矿。
09
那天晚上，我回到宿舍。
宿舍在分公司二楼，一间十来平米的小屋子，一张铁架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折叠桌。窗户上钉着铁皮，只留一条缝透气。远处的枪声时断时续，像有人在不远处放鞭炮。
我坐在折叠桌前，拿出一个本子，开始算账。
发电机，太阳能板，水泵，净水设备，通信设备——我把能想到的产品一项项列出来，写下国内采购价、运输成本、当地售价、利润空间。
越算越兴奋。越算越觉得荒唐。
这些东西，在国内是最普通的工业品，有的甚至是库存尾货。但在这里，每一件都是救命的东西，每一件都能卖出几倍甚至十倍的价格。
别人看到的是战争。我看到的是机会。
别人看到的是危险。我看到的是一个没有竞争对手的空白市场。
我在那张折叠桌前坐了一整夜。本子写满了三页，密密麻麻的数字和箭头。窗外的枪声停了，天亮了，光从铁皮的缝隙里挤进来，照在那些数字上面。
我做了一个决定。
留下来。干。
我不知道这个决定会把我带到哪里。
但我知道，我不能白来一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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