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始终牵挂着砂锅寨。
这句话准确的读法，应该是用贵州话来念。用普通话或者上海话来说的话，那就是离开农村那一天、离开乡下那一天的意思。我还要加以说明的是，离开山寨那一天，指的是我本人，作为一个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离开山寨那一天的情形。
之所以想到写写这一天，是早在12年之前，上海东方知青文化发展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举办过一次征文活动，题目是：下乡第一天。短短几个月的征集时间，竟有3000多篇稿件应征而来。许多上海知青说，无论是去往黑龙江农村或是农场的，还是来到西南山乡少数民族村寨的，即使是近在上海周边崇明岛、大丰农场的，离开上海的家庭，告别父母和兄弟姐妹那一天的情形，哪怕是过去了半个世纪，哪些亲戚来相送，送了脸盆毛巾牙刷牙膏，哪些同学来送别，送了书籍和笔记本，一切的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再老了也记得住！
征文活动成功举办以后，就有不少人建议，可以紧接着举办“离开乡下那一天”的征文活动，相信同样会有很多投稿。只因对于这一代人来说，在乡村经过了多年的磨炼之后，对城市和乡村的生活有了对比，更有好些感悟想写一写，抒发一些关于特殊的一代人的青春的感情。
这一次基金会重启之后，果然又有几位爱好写作的老知青提出来，“下乡第一天”我投了稿，虽然没有获奖，但当年我是怎么离开农村的，至今我仍然记得一清二楚——如何跟老乡告别的，哪些乡村哥们把我送到了公社仍依依不舍，坚持把我送到了县城。叶老师，你在砂锅寨呆了整整十年七个月，离开那天的情形，一定也还记得吧？我们也很想了解一下你在告别山寨那天的细节哩！
1996年，出版《叶辛文集》10卷本的时候，我写过一篇总序：《三个三十一日》，在写到第二个三十一日的情形时，我只是简单引用了长篇小说《在醒来的土地上》后记里的一段话：“就在那一天，省里把我调到作协分会，我平生以来领上了第一份工资，二十八元整。那年，我三十岁了，已经出版了五本书。”
其实，1979年10月31日那一天，我是在争分夺秒的时间里度过的。只因当年贵州省作家协会秘书长鲁令子先生十分严肃地对我说：限你在十月底之前把户口迁移手续办到省作协来，过了31日，我们不要你了！你另谋高就吧。
在1979年那个年头，一份稳定的工作对一个知青来说，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啊！于是我在30日那天就赶回了砂锅寨，借宿在农民家中，31日一大早，请生产队长、大队领导盖了章，又步行赶至公社，找到民政干事罗铭开具介绍信，到久长人民公社的派出所办理户口和粮油户口的迁出手续。拿到公社的所有手续，又搭卡车赶到县知青办盖章……其慌慌张张、心急如焚、生怕受到刁难的忐忑，很多细节至今难以言表，也不想言表了。
终于，在下午4点半，我坐着县城到省城的班车，在省作家协会下班之前，走进了老鲁的办公室。鲁令子先生满意地笑了，他一边在我带来的“手续”上签字，一边对我说：“其他的事情你都可以放在明天再办，现在，你拿着我的签字，到财务室去，领你10月份下半个月的工资，31日你报到了，就有半个月的工资！快去！我这会儿就帮你联系晚上的住处。快去！”
哦，原来老鲁逼着我去乡下，是在为我着想啊！
当天夜里，吃过晚饭，躺在老鲁为我联系的省政府第二招待所的床上，回想清早从砂锅寨老乡家起床之后就赶去生产队长家的情形，我辗转反侧，怎么也无法安然入睡。
这就是我离开山寨那一天的情形。人是离开了，但是我的心，始终牵挂着砂锅寨，砂锅寨把我居住过的土地庙改建成了叶辛旧居，砂锅寨有了叶辛春晖小学……直到半个世纪以后，砂锅寨老乡还邀请我去过了一个春节……不过这都是后话了。
回想1979年“离开山寨那一天”的情形，我觉得除了做好已经宣布的举办“唱响祖国万里行”活动等三件事，我们确实可以在充分准备以后，举办一次“离开乡下那一天”的征文活动。
编辑：蔡 瑾
约稿编辑：郭 影
责任编辑：郭 影
图片：网络图作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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