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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26年2月28日开始的“史诗狂怒”美伊冲突，在持续一个多月后的4月8日终于迎来了两周的停战，并将于4月10日开启“伊斯兰堡谈判”。本文试图从特朗普执政核心中参与本次美伊冲突的权力结构入手，为美伊冲突和后续演变提供一个结构性视角。
这一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决策，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剧烈的范式转移。在2024年的竞选周期中，特朗普曾以“和平缔造者”自居，承诺其基本盘将终结美国的“无休止战争”（Forever Wars），并与前任政府的干预主义路线划清界限。然而，执政后的现实表明，特朗普的权力核心内部经历了一场路线撕裂，其本质是资金雄厚、组织严密的亲以/犹太游说网络、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与传统的国家安全鹰派结成的“干预主义联盟”，同以右翼民粹主义媒体、孤立主义智库及部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草根选民为代表的“美国优先反战阵营”之间的零和博弈。
推动这场战争的核心力量可被定义为“干预主义联盟”。资金雄厚的亲以游说集团、狂热的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与传统新保守主义鹰派已完成深度合流，包括以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等超级金主为代表的资本“政策购买”，以及以防长海格塞斯为首的宗教势力所进行的“末世论”动员。代理国安顾问卢比奥、中东特使维特科夫等鹰派政客，利用非正式的“影子外交”和私人渠道垄断了情报输入，蓄意误导决策圈，最终成功将国家暴力机器武器化，推行从空中促成伊朗政权崩溃的激进战略。
与此同时，曾作为特朗普基本盘的“美国优先”反战阵营则遭遇了彻底的政治放逐。尽管塔克·卡尔森等右翼意见领袖掀起舆论反击，但副总统万斯及情报总监加巴德等内阁“约束者”在关键战情室会议上的倒戈与失语，标志着内部制衡机制的彻底崩塌。在利益集团的极限施压下，战略理性最终走向失控。
基于当前的派系力量对比、外部地缘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选情的紧迫性，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在未来最可能的路径是国内政治反噬迫使的特朗普式“交易性停火”和“持久谈判”（高概率）。尽管目前停火已生效，但框架极度脆弱，双方谈判起点差距巨大，核浓缩权、海峡主权与军事存在三点分歧根本对立。尽管局势复杂，但特朗普依然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选择逐步缓解局势的概率是最高的，但路径必然是曲折的。此外，路径二谈判破裂，重启有限打击（中等概率），路径三则是谈判相对顺利，双方达成“骨架协议”，局势快速缓解（低概率）是其他的可能情景。
当前停火的本质是双方同时需要喘息却又无法放弃核心诉求的暂时性均衡。两周谈判窗口极可能产出的不是全面协议，而是一份模糊的“原则性共识”加停火续期。对特朗普而言，这反而是最优解，把战争从选举议题上移除，同时保留“正在谈判历史性和平协议”的叙事红利。
2026年2月28日，美国与以色列联合对伊朗发动了代号为“史诗狂怒”（Operation Epic Fury，美国）与“雄狮咆哮”（Operation Roaring Lion，以色列）的大规模突然袭击。这场旨在从空中摧毁伊朗政权的军事行动，不仅导致了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Ali Khamenei）身亡，更引发了整个中东地区的全面战火，并波及全球能源市场与美国国内政治生态。
这一极具破坏性的军事决策，标志着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内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剧烈的范式转移。在2024年的竞选周期中，特朗普曾以“和平缔造者”自居，承诺其基本盘将终结美国的“无休止战争”（Forever Wars），并与前任政府的干预主义路线划清界限。然而，执政后的现实表明，特朗普的权力核心内部经历了一场路线撕裂，其本质是资金雄厚、组织严密的亲以/犹太游说网络、福音派基督教民族主义者与传统的国家安全鹰派结成的“干预主义联盟”，同以右翼民粹主义媒体、孤立主义智库及部分“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草根选民为代表的“美国优先反战阵营”之间的零和博弈。
1.亲以与主战派集团的构成、动机与白宫定位
亲以与主战派集团并非一个单一的行政实体，而是一个由超级政治献金者、宗教极端保守派机构、专业游说组织以及白宫内阁中的新保守主义残余力量组成的庞大军工与政治复合体。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内，这一联盟成功渗透并掌控了美国外交与国防系统的核心枢纽。
1.1资本与游说支柱：金钱政治与政策购买
该集团的绝对核心力量来自于能够左右美国选举资金流向的超级金主与游说组织。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是米里亚姆·阿德尔森（Miriam Adelson）。作为以色列裔美国籍亿万富翁、已故赌场大亨谢尔登·阿德尔森（Sheldon Adelson）的遗孀，米里亚姆的个人净资产高达346亿美元。她不仅是资金提供者，更是极端亲以政策的直接干预者。在2024年选举周期中，她向支持特朗普的政治行动委员会捐赠了1.06亿美元，使其成为特朗普竞选的最大金主之一。阿德尔森家族的政治诉求极为明确，其亡夫曾公开主张用核武器打击伊朗以保护以色列，而米里亚姆则延续了这一强硬路线。此外，米里亚姆甚至通过其资助的“马加比特别工作组”（Maccabee Task Force，自2016年以来接受其7000万美元资助），施压特朗普政府驱逐参与反以抗议的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学生，利用资本深度干预内政与外交。右翼名嘴塔克·卡尔森与梅根·凯利甚至直接点名米里亚姆·阿德尔森，指责她是推动这场战争的幕后黑手，这也引发了关于反犹主义言论抬头的争议。近期，她甚至被曝出与法律专家探讨为特朗普寻求违宪的第三个总统任期的可能性，以巩固其政策红利。
在组织层面，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AIPAC）构成了该集团的制度化游说主体。AIPAC通过庞大的政治捐款网络，确保国会两党议员在保护以色列核心利益上保持高度一致。在2026年的战争危机中，当国会内的民主党人和少数孤立主义共和党人（如众议员托马斯·马西 Thomas Massie）试图推动《战争权力决议》以限制特朗普的对伊宣战权时，AIPAC迅速启动其年度政策会议的政治势能，积极游说国会抵制该决议，并威胁将为任何反战议员的政治对手提供巨额竞选资金。这种制度化的施压，使得国会内部的制衡机制在战争爆发初期失衡。
1.2宗教与意识形态支柱：福音派的动员
除了资本的驱动，主战派还巧妙地利用了美国国内庞大的福音派基督教基本盘，为这场地缘政治冲突披上了神圣的宗教外衣。拥有超过1000万成员的“基督徒支持以色列联盟”（CUFI）及其创始人约翰·哈吉（John Hagee）牧师，是这一意识形态支柱的代表。在“史诗狂怒”行动打响后，哈吉牧师公开宣称推翻德黑兰政权是“站在创造历史的正确一边”，并将反对战争的孤立主义者斥为必须被边缘化的“投降派”。
这种宗教狂热直接蔓延到了美国军方的最高指挥层。现任国防部长皮特·（Pete Hegseth），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被外界普遍视为坚定的基督教民族主义者。海格塞斯在五角大楼的简报中毫不掩饰其好战立场，甚至在官方场合佩戴具有十字军色彩的标志，并将美国定性为必须执行神圣使命的“基督教国家”。在五角大楼的新闻发布会上，海格塞斯更是毫不掩饰地吹嘘美军在进行“整天从天而降的死亡与毁灭”（Death and destruction from the sky all day long），并被外界冠以“战争部长”的称号。更为惊人的是，美国军事宗教自由基金会（MRFF）收到了超过200份来自各军种士兵的投诉，指控一线指挥官利用《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中的“世界末日”（Armageddon）和耶稣重临的极端宗教言辞来为对伊战争进行战前动员，甚至宣称特朗普是“被耶稣膏抹的领袖”，意在通过点燃伊朗战火来迎接末世。这种将世俗军事行动异化为宗教圣战的叙事，极大地迎合了极端保守派的狂热，同时也引发了世俗专业军官的深刻担忧。
1.3内阁执行支柱：被鹰派把持的决策中枢
在白宫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亲以与鹰派集团的代理人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负责将外部的游说与宗教诉求转化为具体的国家暴力机器指令。
马可·卢比奥（Marco Rubio）是这一支柱的核心人物。随着原国家安全顾问迈克·沃尔兹（Mike Waltz）被调任为驻联合国大使，卢比奥被任命为代理国家安全顾问（同时兼任国务卿职务），这标志着特朗普进一步将外交决策权集中于绝对忠诚的鹰派手中。卢比奥长期以来对伊朗持极端强硬立场，主张通过极限施压甚至军事手段摧毁伊朗的核设施及弹道导弹能力，以确保以色列的绝对安全。尽管他偶尔需要在言辞上迎合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论调，但其决策内核依然是典型的新保守主义。在战争爆发之初，卢比奥为了辩护，曾暗示美国参战是因为“以色列即将动手，从而迫使美国卷入”，这一言论瞬间激怒了国内的反战阵营，迫使他随后笨拙地改口。
此外，白宫中东问题特使史蒂夫·维特科夫（Steve Witkoff）在战争爆发前扮演了极具争议的“催化剂”角色。作为特朗普的亲信但缺乏专业外交与核技术经验的官员，维特科夫主导了2025年至2026年初在阿曼和日内瓦举行的美伊秘密谈判，并在日内瓦第三轮谈判中由总统女婿贾里德·库什纳（Jared Kushner）陪同。军控专家与与会者事后披露，维特科夫对伊朗立场的误读和对技术细节的无知，导致他向特朗普传递了负面和失真的谈判反馈。这种扭曲的情报直接促使特朗普得出“伊朗拒绝让步”的结论，从而在日内瓦第三轮谈判结束后的48小时内下达了轰炸指令，彻底葬送了外交解决的最后窗口。
1.4主战集团的地缘政治动机与战略构想
鹰派集团推动这场战争的动机是多维度的综合体。在安全战略层面，他们认为必须摧毁伊朗的庞大军事武库、弹道导弹系统以及潜在的核设施，切断伊朗对其在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等代理人网络的资金与技术支持，从而恢复以色列在中东的绝对战略霸权。在战术理念上，以保守派防务专家伊莱·莱克（Eli Lake）为代表的鹰派提出了一种极度乐观的“从空中促成政权崩溃”（Regime Collapse from the Air）的战争模型。他们轻信伊朗是一只“纸老虎”，认为只要通过高强度的空袭实现“斩首行动”，摧毁政权基础设施，就能迫使旧政权垮台，同时巧妙地规避“如果你打破了它，你就必须拥有它”（Pottery Barn rules）的占领责任，从而避免重蹈伊拉克战争需要投入大量地面部队进行国家建设的覆辙。
2.“美国优先”反战集团的构成、动机与彻底的边缘化
与建制派鹰派激烈对立的，是曾经构成特朗普2024年崛起基石的“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或MAGA反战阵营。该阵营将孤立主义、民族主义和财政保守主义奉为圭臬，强烈反对美国继续充当世界警察。然而，随着美伊冲突的实质性开战，这个曾经声势浩大的集团已被抛弃和边缘化。
2.1右翼媒体与民粹主义领袖成为反战核心
右翼媒体和民粹主义意见领袖成为了反战集团的核心堡垒。前福克斯新闻当家主播、现独立媒体人塔克·卡尔森（Tucker Carlson）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强大的舆论引导力。卡尔森在播客中毫不留情地将这场战争定性为“绝对令人作呕和邪恶的”，并直言不讳地揭露“这是以色列的战争，不是美国的战争；这场战争并不是为了实现让美国更安全或更富有的国家安全目标”。他甚至公开点名米里亚姆·阿德尔森、保守派评论员马克·莱文（Mark Levin）和马可·卢比奥，要求他们为将美国拖入灾难承担历史责任。
卡尔森的声音在MAGA草根中引发了巨大的共鸣。另一位保守派明星查理·柯克（Charlie Kirk）在其拥有庞大受众的网络平台上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高达90%以上的受访者明确反对美国卷入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柯克警告称，这场战争正在MAGA内部引发一场灾难性的“大决裂”（Major Schism）。保守派评论员梅根·凯利（Megyn Kelly）也加入了抨击的行列，指责是犹太裔评论员、政治金主以及像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这样的传统鹰派合谋绑架了国家政策。
2.2智库机构的理性呼吁与被无视的警告
在政策研究层面，以昆西国家事务研究所（Quincy Institute for Responsible Statecraft）为代表的克制主义智库，试图从地缘经济和战略理性的角度阻止战争。昆西研究所的执行副总裁特里塔·帕尔西（Trita Parsi）在战前多次撰文指出，特朗普拥有达成一项优于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新核协议的历史机遇。他们论证称，如果美国愿意解除首要经济制裁，将伊朗庞大的未开发市场向美国企业开放，不仅能实现两国经济的巨大双赢，美国企业在伊朗的实体存在也将成为防止伊朗违约的最有效政治担保。
专家学者们普遍警告，迎合以色列设定的“红线”（如彻底拆除所有核设施）是一种为了破坏外交而设计的毒药。事实上，美国国际关系学界的绝大多数学者在此次危机中表现出罕见的一致，认为对伊动武缺乏战略基础，是一场极其鲁莽的豪赌。然而，这些理性分析在白宫内部被传统右翼智库（如传统基金会 Heritage Foundation，其强烈主张推翻伊朗政权）的声音所淹没。
2.3被同化与妥协的核心权力“约束者”
反战阵营最大的挫败感来自于其在内阁中寄予厚望的代理人的彻底背叛。现任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曾因其强烈的孤立主义立场而受到MAGA基层的拥戴。但在残酷的权力现实面前，万斯选择了向主战派投诚。《纽约时报》披露的机密细节显示，在2026年2月18日决定战争走向的白宫战情室会议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Dan Caine）将军严肃警告了扩大军事行动将带来的不可控风险。然而，万斯却一反常态，不仅没有支持军方的克制意见，反而极力怂恿特朗普“如果要打，就应该大打、快打”（go big and go fast），最终促使特朗普将原本有限的打击计划升级为旨在颠覆政权的“史诗狂怒”行动。
另一位著名的反战标志性人物、现任国家情报总监图尔西·加巴德（Tulsi Gabbard），曾在2020年以“绝不对伊开战”为核心纲领竞选总统。但在特朗普下达空袭指令时却选择了绝对的沉默与顺从。这些核心权力圈内部约束力量的投降，证明了在强大的军工复合体、资本网络和系统性制度惯性面前，单靠个别民粹主义政客的口号根本无法扭转大势。
3.决策中枢的“宫廷政治”：非正式渠道、战前博弈与战时乱象
特朗普的权力核心，实质上演化成了“宫廷政治”（Court Politics）。在特朗普的第二任期，传统的国家安全委员会（NSC）跨部门协同机制已被彻底边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高度个人化、派系化和非正式的权力运行逻辑。这一机制的异化，是导致外交能力失效并最终走向战争的结构性根源。
（1）跨部门协同的瓦解与派系竞争
在传统的美国外交决策中，诸如发动战争等重大指令需要经过国防部、国务卿、情报界的反复评估与博弈。但在当前的白宫，这种正式的机构间流程（Interagency Process）被特朗普拆解，转变为一种围绕总统个人意志旋转的“宫廷政治”。各派系（主战的鹰派、福音派 vs 反战的孤立主义派）不再依赖数据和客观评估，而是通过私人渠道竞争，试图说服总统他们的方案能带来最具新闻效应的“政治胜利”。在这种模式下，“私人接触渠道”（Personal Access）远比官员的法定职权更重要。例如，主导日内瓦对伊谈判的并非国务院专业外交官，而是缺乏经验的总统亲信史蒂夫·维特科夫和女婿贾里德·库什纳，他们的个人误判直接掐断了外交窗口。
决策的去中心化还体现在通信与协调渠道的“地下化”上。2025年3月爆发的“Signal通讯门”（Signalgate）丑闻深刻暴露了这一问题：防长皮特·海格塞斯、时任国安顾问迈克·沃尔兹、情报总监加巴德等最高级别官员，被曝为了规避《联邦记录法》（Federal Records Act）的审查，大量使用加密软件Signal来讨论极其敏感的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打击行动。这种“影子外交”和不良的信息安全习惯意味着大量关于战争风险、红线评估的核心讨论脱离了官僚体系的记录与纠错机制，甚至存在向未获安全许可的外部人员（如个别媒体人或家属）泄密的重大风险。
（2）鹰派力量强势主导战前博弈
在战前几个月的博弈中，鹰派逐步利用私人渠道和“速胜论”彻底压倒了军方的审慎意见。决策中心也发生了一定分裂，从华盛顿的白宫战情室（Situation Room）转移到了特朗普的私人领地海湖庄园（Mar-a-Lago）。这使得总统更容易受到聚集在海湖庄园周边的超级金主（如米里亚姆·阿德尔森）的游说干扰。
同时，曾高举孤立主义大旗的副总统JD·万斯（J.D. Vance）完成了令人瞩目的“变节”。然而，万斯不仅没有支持凯恩将军将军对于扩大军事行动将导致不可控风险的警告，反而迎合特朗普急于求成的心理，力劝总统“如果要打，就应该大打、快打”（go big and go fast），最终促使打击计划升级为旨在颠覆政权的“史诗狂怒”行动。
（3）开战至今的目标摇摆和内部甩锅
随着战争在2026年3月进入白热化，“宫廷政治”导致了美国战略执行层面的严重混乱，表现在多个方面。一是社交媒体治国与目标摇摆不定。特朗普绕开了NSC的政策评估，直接在Truth Social上发文，要求伊朗接受“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并抛出了“让伊朗再次伟大”（MIGA）的不切实际口号，声称美国将为伊朗挑选“伟大且可接受的”新领导人。在战争时间表上，他的表态也充满矛盾，时而声称战争将在“两到三周内”结束，时而又改口称“没有时间限制……需要多久就多久”（whatever it takes）。二是派系甩锅与忠诚度裂痕。面对飙升的原油价格和MAGA基层的反战情绪，曾力主“大打”的JD·万斯迅速开始政治切割。万斯的幕僚向Politico泄密，刻意塑造万斯在战前“对战争感到怀疑”且“实际上反对战争”的形象，试图为自己2028年的总统之路保留政治资本。这种在危机时刻的内部倾轧，进一步削弱了政府的执行力。
4.终局博弈与未来战略走向情景分析
基于当前的派系力量对比、外部地缘经济压力以及国内选情的紧迫性，特朗普政府的伊朗政策在未来最可能的路径是国内政治反噬迫使的特朗普式“交易性停火”和“持久谈判”（高概率）。这是最符合特朗普政治逻辑的结局，核心机制在于特朗普需要一个可以在国内叙事为“胜利”的出口。特朗普在发布会上说“停火只有我来决定”，并声称“我们是赢家，为什么不是我们来收霍尔木兹的通行费？”等等，这些话都在表达其更想要强行维系“胜利者姿态”而非军事彻底压服伊朗的心理底线。
随着2026年11月中期选举的临近（全部435个众议院席位和35个参议院席位面临改选），共和党内部的裂痕将达到临界点。战争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严重打击了共和党主打的“经济可负担性”竞选叙事。在此情景下，高度看重短期政治与选举利益的特朗普极有可能寻找“下台阶”，他可能会利用已经摧毁部分伊朗导弹和核设施的战果，迂回试探和宣布“史诗狂怒”行动已达成战略目标，从而在中期选举前强行终止战争，以挽救共和党的选情。
昨天（北京时间4月8日）凌晨特朗普在距截止期限约90分钟时宣布停火，通过极限TACO达成阶段性目的。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4月10日开始的谈判能否达成更多共识或进一步缓解局势，谈判可能是异常艰难的。第一层要面对的是美伊目标的直接冲突。尽管目前停火已生效，但框架极度脆弱，双方谈判起点差距巨大。双方条款都呈现“战胜国姿态”，美方要求伊朗全面去核化与放弃代理人网络，等同要求伊朗战略缴械；伊方则要求美军撤出中东、战争赔偿与安理会法律背书，等同要求美国承认失败。核武器不扩散上存在唯一潜在交集（双方均提及"不制造核武器"），但核浓缩权、海峡主权与军事存在三点分歧根本对立。
第二层是美以鹰派的一意孤行和固执己见。以色列和卢比奥等鹰派，可能寄希望于此窗口期，先解决黎巴嫩等“抵抗之弧”的势力，再进一步补充和整合军事力量，以“再度升级”的形式坚持要求伊朗彻底放弃核能力。
第三层则是的“特朗普的交易艺术”。特朗普的个性决定他不一定为盟友的“完美条件”牺牲自己的政治利益，由此谈判实际上形成了三方博弈，局势将更加复杂。核心逻辑依然是中期选举压力，若谈判能够维持“正在进行中”的表象，特朗普获得了他需要的“交易者”形象，油价回落，共和党竞选叙事得以修复。这对他的政治利益优于任何激进升级。特朗普在宣布停火时声称“几乎所有分歧点都已商定”，这句话虽然明显夸大，但为他日后宣布“协议接近完成”持续续期提供了叙事空间。尽管局势复杂，但特朗普依然是掌握着“主动权”的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选择逐步缓解局势的概率是最高的，但路径必然是曲折的。
当然由上述逻辑，也存在其他可能性。路径二谈判破裂，重启有限打击（中等概率）。考虑到双方底线的巨大差异，谈判难度比较大，这种概率并不低，甚至才过一天，就已经有这种迹象，由于以色列持续打击篱笆嫩，谈判还没正式开始，已经几近破裂。但如果伊斯兰堡谈判陷入僵局，特朗普将再次面临“继续谈还是重新试压”的抉择，届时，以色列又会抓住机会向白宫增压，但这会让之前的努力成为浪费，再创造下一次谈判机会的难度大幅提升，这应该不会是特朗普想看到的局面。
路径三则是谈判相对顺利，双方达成“骨架协议”，局势快速缓解（低概率）。美国宣称伊朗承诺“不寻求核武器”（而非拆除设施），伊朗获得部分制裁松绑和冻结资产释放，霍尔木兹恢复正常通行并附带某种“伊朗参与管理”的象征性安排。类似2015年《联合全面行动计划》（JCPOA）的“有限核协议”在技术上并非不可能，此前巴基斯坦的框架中已经包含“伊朗承诺不追求核武器以换取制裁解除和冻结资产释放”的基本轮廓。这一路径的阻碍在于卢比奥和以色列，前者公开定义的底线（拆除全部设施）远比JCPOA更苛刻，后者对任何让伊朗保留铀浓缩能力的协议都视为威胁。特朗普能否在鹰派联合施压下坚持“交易优先”，是这一路径能否实现的关键变量。但鉴于当前双方巨大的共识差距，想在短时间内达成这样的成果，几乎不可能。
总而言之，当前停火的本质是双方同时需要喘息却又无法放弃核心诉求的暂时性均衡。两周谈判窗口极可能产出的不是全面协议，而是一份模糊的“原则性共识”加停火续期。对特朗普而言，这反而是最优解，把战争从选举议题上移除，同时保留“正在谈判历史性和平协议”的叙事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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