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情节存在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图片均源自网络;人名均为化名;旨在传播正能量/本文旨在宣扬人间正义、杜绝犯罪发生!

“爸,我回学校了,你照顾好我妈。”

1999年8月15日早上,赵小曼提着行李走出家门。赵德厚站在门口抽烟,点了点头。

女儿走了二十步,突然回头:“爸,要是我做了让你生气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赵德厚皱了皱眉:“你又想说什么?”

赵小曼笑了笑,转身走了。她没再回头。

赵德厚后来想了二十年,想不明白女儿那个笑容是什么意思。那是他最后一次看见女儿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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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冬天,省城下了一场大雪。

赵德厚坐在老房子的客厅里,膝盖上盖着一条旧毯子。他七十岁了,两条腿的膝关节都坏了,走路要扶着墙。医生说这是年轻时走太多路落下的毛病。

他在整理亡妻的遗物。

刘素云是2017年冬天走的,肺癌。查出病到走只有三个月,赵德厚觉得老天爷挺公平的——他找了二十年女儿,老天爷就给了他三个月陪老伴。

柜子里有一个红色塑料袋,打开是一叠泛黄的纸。

寻人启事。

最上面那张印着赵小曼的照片,黑白的,穿一件白衬衫,头发扎成马尾。那是她大学二年级拍的,照相馆的师傅说这姑娘长得像周迅。赵小曼听了不好意思地笑。

照片下面印着几行字:

“赵小曼,女,22岁,身高1米62,1999年8月16日在省城火车站附近失踪。上身穿白色T恤,下身穿蓝色牛仔裤,背一个黑色双肩包。有知情者请打电话139XXXXXXXX,必有重谢。”

赵德厚的手指摸着照片上女儿的脸。纸已经发黄发脆,摸上去沙沙响。

窗外雪越下越大。他点了一支烟。

二十年了。

他想起1999年那个夏天,想起女儿走的那天早上说的话。

“要是我做了让你生气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他当时怎么回答的?他说“你又想说什么”。话里带着不耐烦。他这个人一辈子说话都带着刺,对女儿也是。

赵德厚把烟掐灭在烟灰缸里,又抽出一张寻人启事。

这一张不一样。

这是1999年他印的第一批,上面还留着当时贴出去被撕烂的痕迹。右上角缺了一块,像是被什么硬物刮掉的。他记得这张贴在哪——省城火车站的候车室门口。

贴了一个小时就被人撕了。

后来他又贴,贴了又被撕。他就在旁边守着,跟撕纸的人吵了一架。那人说“这里不许乱贴广告”,赵德厚说“我找我闺女,不是广告”。

那个人最后还是撕了。

赵德厚把寻人启事一张张铺在桌子上,一共二十三张。每张都不一样,因为每次重印他都会改点内容。有的是加了“必有重谢”四个字,有的是把“女大学生”加粗,有的是换了联系电话。

号码换了五个。前四个都停机了。

他拿起手机,翻到通讯录里一个叫“老刘”的名字。老刘全名叫刘建国,是他2003年在寻亲会上认识的。老刘找的是儿子,儿子2001年在广州打工失踪,再也没消息。

赵德厚拨过去,响了三声,老刘接了。

“老刘,我翻到小曼的寻人启事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老赵,你又想找了?”

“我就没停过。”

“你腿都那样了,怎么找?”

“我坐车找。”

老刘叹了口气:“行吧,你有什么线索吗?”

赵德厚看着桌上那叠纸,说:“没有。但我总觉得我漏了什么东西。”

赵小曼是在1999年8月16日失踪的。

赵德厚把这些年记住的事情翻来覆去想过几千遍,每一遍都一样。

1999年8月15日早上,赵小曼从家里出发。她说要回学校参加社团活动。赵德厚问她什么活动,她说“说了你也不懂”。这话赵德厚不爱听,父女俩拌了几句嘴。

赵小曼走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赵德厚当时没在意。他这个人,对女儿的情绪一直不太敏感。刘素云说过他好几次,“你跟孩子说话能不能别那么冲”。他不听。他觉得他是老子,女儿听他的天经地义。

8月16日晚上,赵小曼从省城火车站旁边的公用电话亭打了个电话回家。是刘素云接的。赵小曼说到了,明天去学校。刘素云问她吃了吗,她说吃了,在一家面馆吃的。

电话挂断后,刘素云跟赵德厚说“小曼到了”。赵德厚嗯了一声,继续看他的电视。

之后就没消息了。

一周后,学校辅导员打电话到家里。辅导员姓李,是个年轻女老师,说话很客气:“请问是赵小曼的家长吗?小曼这周没有返校,也没有请假,我们想问一下情况。”

赵德厚愣住了:“她没去学校?”

李老师也愣住了:“她没有来。你们以为她来了?”

赵德厚挂了电话,手在发抖。他骑上摩托车去了省城。从县城到省城一百二十公里,他骑了两个小时。

到了学校,李老师给他看赵小曼的学生证注册记录——最后一次是1999年6月底,学期结束的时候。之后没有任何记录。

赵德厚去了派出所。

接警的民警姓周,三十出头,说话慢吞吞的。赵德厚后来觉得,要是这个周警官当时再上心一点,也许女儿就能找到。但他也知道这是事后埋怨,没用的。

周警官问了赵小曼的基本情况,录了口供,说会调查。

赵德厚问:“你们怎么查?”

周警官说:“我们会查她的身份证使用记录、银行卡记录,有消息通知你。”

赵德厚又问:“我能做什么?”

周警官看了他一眼:“你可以在火车站、汽车站这些地方贴寻人启事,问问有没有人见过。”

赵德厚出了派出所,站在门口抽了三根烟。省城的八月热得要命,柏油路晒得发软,鞋底踩上去黏糊糊的。他蹲在路边,把烟头摁在地上,开始想怎么找。

他先去了火车站。

火车站广场上全是人,扛着编织袋的、拎着皮箱的、抱着孩子的。赵德厚站在出站口,看着每一个年轻姑娘的脸。看了一个下午,眼睛看花了,也没看到赵小曼。

他找了个打印店,印了五百份寻人启事。打印店的老板娘看他可怜,少收了他二十块钱。

那天晚上他没回家,在火车站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一晚。三十五块钱,一张床,一台电视机,电视只有两个台。

他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女儿去哪了?

他想起女儿走的那天说的话。

“要是我做了让你生气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他当时应该好好回答的。他应该说“不管什么事爸都原谅你”。但他没有。他说“你又想说什么”,话里全是不耐烦。

赵德厚翻了个身,床板咯吱咯吱响。他想,也许女儿本来想跟他说什么事,被他那句话堵回去了。

他越想越难受,干脆爬起来,把寻人启事一张张摊在床上看。照片里的赵小曼笑得很乖,眼睛弯弯的。

他把照片贴在胸口,躺了一夜。

找人的第一年,赵德厚跑遍了省城的每一个角落。

他卖了摩托车,换了一辆更破的二手摩托,差价用来印寻人启事。一万份,花了两千三百块钱。两千三百块钱是他三个月的退休金。

他白天贴寻人启事,晚上蹲在火车站、汽车站、劳务市场。见到长得像赵小曼的姑娘就上去问。大部分姑娘以为他是骗子,骂他一句就走了。少数几个会停下来看一眼寻人启事,摇摇头说“没看过”。

他不怕被人骂。他怕的是没人理他。

1999年10月,他接到第一个“线索”。

电话是一个男人打来的,说在省城西郊的一个城中村见过赵小曼,“她在一个小饭馆打工,长得一模一样”。赵德厚连夜骑车赶过去,在城中村转了一整天,找到那个小饭馆。

饭馆老板娘说:“是有个姑娘在这干过,长得挺清秀的,但干了三天就走了。”

赵德厚把照片给她看。老板娘看了半天:“有点像,但那个姑娘头发是染黄的,你这个照片上是黑头发。我不太确定。”

赵德厚在城中村又蹲了三天,没找到。

后来这种电话越来越多。有人说在洗浴中心见过,有人说在夜总会门口见过,有人说在长途汽车上见过。每一个赵德厚都去了,每一个都是白跑。

2000年春天,一个自称“张哥”的人打电话说知道赵小曼在哪,但要先打两千块钱“信息费”。赵德厚犹豫了,但还是打了。两千块钱打过去,那个号码就再也打不通了。

他去派出所报案,民警说这种诈骗太多了,很难追回来。赵德厚问能不能查那个手机号的主人,民警说查了,是用假身份证办的。

赵德厚蹲在派出所门口哭了一场。

不是心疼两千块钱。是他觉得自己太蠢了,蠢到被骗子耍。但每次电话响,他还是会接,还是会去。他怕万一哪一次是真的,他不去就错过了。

刘素云的身体越来越差。

类风湿这个病,赵德厚以前不知道有多厉害。刘素云的手指慢慢变形,关节肿得像核桃,早上起床要花半个小时才能把手掰开。后来膝盖也开始疼,走路一瘸一拐的。

2000年夏天,刘素云摔了一跤,盆骨骨裂,在床上躺了三个月。赵德厚又要照顾她,又要出去找女儿,两头跑得脚不沾地。

有一天晚上,刘素云问他:“你说小曼会不会已经……”

赵德厚打断她:“不会。”

刘素云没再说话,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流。

赵德厚坐在床边,握住她的手。刘素云的手已经变形了,指关节粗大,皮肤干裂,摸上去像树皮。他想说点什么安慰的话,但说不出口。他这个人一辈子不会说软话。

最后他说:“我会找到她的。”

刘素云点了点头。

2001年冬天,刘素云的病情突然加重。感冒引发了肺炎,肺炎又加重了心脏的负担。在县医院住了十一天,医生说转院吧,我们这里治不了。

赵德厚没钱转院。

他把家里的存折翻出来,上面只剩三千二百块钱。他找亲戚借,借了五千。亲戚说“老赵你借这么多钱干嘛,嫂子这病怕是治不好了”。赵德厚没说话,把钱揣进兜里走了。

刘素云是在12月19号走的。

那天赵德厚在医院陪床,刘素云突然清醒了。她已经昏迷了两天,医生说也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了。

刘素云睁开眼睛,看了看天花板,又看了看赵德厚。

“找到小曼了吗?”

赵德厚摇了摇头。

刘素云的眼睛慢慢红了,但没有哭。她的声音很小,赵德厚把耳朵凑到她嘴边才听清。

“你要找到她。”

赵德厚说:“我会的。”

刘素云又说:“别怪她。不管她做了什么,别怪她。”

赵德厚说:“我不怪她。”

刘素云闭上眼睛,呼吸慢慢变弱,变弱,最后停了。

赵德厚坐在病床边,握着刘素云的手,坐了半个小时。护士进来拔针的时候,他才松开手。

他走到走廊上,靠着墙,慢慢蹲下来。

他没哭。他就是觉得腿软,站不住。

刘素云走后,赵德厚更拼命地找。

他觉得他欠刘素云的,也欠赵小曼的。他要找到女儿,带她到刘素云的坟前磕个头。

2002年,工厂彻底倒闭了。赵德厚提前办了退休,每月退休金八百块。八百块钱,吃饭够了,但出去找人不够。

他开始省吃俭用。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喝粥,下午吃面条。衣服穿到破也不换新的,邻居王婶看不下去了,给他织了一件毛衣,他穿了六年。

2003年,他听说省城有个寻亲大会,专门帮失散家庭团聚的。他坐了六个小时的长途车赶过去,在大礼堂里见到了几百个跟他一样的人。

有个从四川来的老太太,找孙女找了八年。有个河南来的中年男人,找老婆找了五年,老婆是被拐卖的。还有个跟赵德厚年纪差不多的老头,找儿子找了十二年,儿子是在东莞打工时失踪的。

那个老头就是刘建国。

赵德厚和刘建国聊了一下午。刘建国给了他一个建议:“你会上网吗?”

赵德厚说不会。

“你得学。网上有寻亲网站,你把信息发上去,全国都能看到。”

赵德厚咬咬牙,花一千二百块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又花了三百块钱报了社区办的电脑培训班。班上全是老头老太太,学的都是怎么开机、怎么打字。赵德厚是学得最认真的,因为他知道这钱不能白花。

他学会了用百度,学会了上论坛,学会了在寻亲网站上发帖子。

他把赵小曼的信息发到“宝贝回家”、“寻亲网”、“失踪人口数据库”上。每天刷一遍,看有没有人回复。

回复不少,大部分是“帮顶”、“祝早日找到”。也有提供线索的,赵德厚一个个去核实,大部分是错的。

2005年,有个网友说在山东临沂见过一个长得像赵小曼的女人,那女人在批发市场卖菜,“说话带着南方口音”。赵德厚坐了十六个小时火车去临沂,在批发市场蹲了两天。

他找到了那个卖菜的女人。

那女人四十多岁,又黑又胖,嗓门大得很。赵德厚看了她一眼就知道不是赵小曼。但他还是走过去,把照片给她看。

女人看了一眼:“这不是我。”

赵德厚说:“我知道。打扰了。”

女人叫住他:“大哥,你找闺女啊?”

赵德厚点了点头。

女人从摊位下面拿出两瓶水塞给他:“大热天的,喝口水再走。”

赵德厚接过水,坐在批发市场外面的台阶上喝。水是凉的,喝下去胃里舒服了一点。

2006年,有人在网上说在广东惠州见过赵小曼,“在一家电子厂上班,用的名字不是赵小曼,但人长得很像”。赵德厚又去了。

这一次他学聪明了,先联系了当地的寻亲志愿者。志愿者姓陈,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自己也是被拐卖后找回亲人的。她帮赵德厚查了那家电子厂的员工名单,没有符合条件的人。

陈姐又带他去周围的几个工厂问,一家一家问,问到第三天才问到一点消息。

一个保安说:“你们说的那个姑娘,好像在这边干过,但去年就走了。听说嫁到广西去了。”

赵德厚问嫁到广西哪里,保安说不清楚。

线索又断了。

赵德厚在惠州待了五天,花了八百多块钱,什么也没找到。回程的火车上,他靠在硬座座位上,闭着眼睛想,要是当年女儿问他那句话的时候,他能好好回答,是不是就不会有今天?

“要是我做了让你生气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他当时应该说“当然会,你是我闺女”。多简单的一句话。但他没说。

他这个人一辈子嘴硬,到老了才知道,嘴硬什么用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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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赵德厚六十一岁。

这年夏天,有人提供了一个很具体的线索。说河南某县有个精神不太正常的女人,五十岁不到,在镇上流浪了好几年,“长得白净,不像是本地人,以前可能读过书”。

赵德厚当天就买了火车票。

到了那个县,他先去找了提供线索的人——一个开杂货店的老太太。老太太说那个女人有时候会来她的店门口坐着,“嘴里嘀嘀咕咕的,也不知道在说什么”。

赵德厚在镇上等了两天,没等到那个女人。第三天早上,有人告诉他那个女人在桥洞下面。

他走过去,看到一个头发打结、浑身脏兮兮的女人蜷在桥洞里的纸板上。女人的脸很脏,但能看出来五官清秀。赵德厚走近了,心开始跳——这个女人的下巴上也有一颗痣。

他蹲下来,叫了一声“小曼”。

女人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嘴里开始念叨。赵德厚听不清她在说什么,凑近了才听清楚——她在背古诗。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赵德厚的心凉了半截。

他拿出赵小曼的照片给女人看。女人看了一眼,突然笑了,笑得很奇怪,然后伸手来抢照片。赵德厚没来得及收回去,照片被女人撕成了两半。

女人把半张照片塞进嘴里,嚼了。

赵德厚愣在原地。

后来派出所的民警来了,把女人带走了。赵德厚跟过去,做了笔录。民警告诉他,这个女人不是赵小曼,她已经在这边流浪七八年了,查不到身份信息,可能是小时候被拐卖的。

赵德厚问:“那她怎么办?”

民警说:“送救助站,想办法查她的身份。”

赵德厚在派出所门口站了很久。他想起女儿也是大学生,也会背古诗。这个女人也会背。但这个女人不是赵小曼。

他给刘建国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事。

刘建国说:“老赵,你得想开点。不是她也好,要是真是她,你看到她那个样子,你受得了吗?”

赵德厚没说话。

刘建国又说:“我听说有个寻亲的家长,找到女儿的时候,女儿已经不认人了。那家长当场就崩溃了,后来自己也进了医院。你说这找着了跟没找着有什么区别?”

赵德厚说:“区别大了。找着了,你至少知道她还活着,知道她在哪,你还能照顾她。没找着,你连她死活都不知道。”

刘建国沉默了一会儿:“你说得也对。”

赵德厚挂了电话,坐上了回去的火车。

火车开了三个小时,他收到刘建国发来的一条短信:“老赵,我今天收到一个线索,说我儿子可能在云南。我明天就出发。祝我们都好运。”

赵德厚回了一个字:“好。”

他不知道的是,刘建国这一去,再也没回来。

2011年春天,刘建国的儿子刘小军找到了。刘小军在云南一个边境小镇的砖窑里打工,已经结婚生子,有了两个小孩。他不愿意回家,说“我已经在这边安家了,回去干嘛”。

刘建国在电话里跟赵德厚说这些的时候,声音是高兴的。

“老赵,人活着就好。他不愿意回来就不回来,我知道他还活着就行。”

赵德厚说:“恭喜你。”

刘建国说:“你的也会找到的。别放弃。”

赵德厚没放弃。

2015年到2019年这几年,赵德厚跑不动了。

膝盖坏了。医生说这是退行性关节炎,没有特效药,只能养着。赵德厚问能养好吗,医生说养不好,只会越来越差。

他不再骑着摩托车到处跑了。他把寻人的方式改成打电话、发信息、刷网站。手机里存了二百多个寻亲群,每天刷到凌晨一两点。

邻居们觉得他魔怔了。六十多岁的人了,天天抱着个手机,跟那些网上的陌生人聊天。有人当面说他:“老赵,你闺女都丢了十六年了,要找着早找着了,你这又是何苦呢?”

赵德厚没理他。

王婶给他端了一碗饺子过来,坐下跟他聊天:“老赵,我知道我说这话你不爱听,但你得为自己想想。你一个人过,身体又不好,将来怎么办?”

赵德厚吃着饺子,含混地说:“我把小曼找回来,她照顾我。”

王婶叹了口气:“她要是一直找不回来呢?”

赵德厚把筷子放下,看着王婶:“那我就一直找。”

王婶张了张嘴,没再说什么,端着空碗走了。

2017年冬天,刘素云走了之后,赵德厚一个人住在老房子里。房子是八十年代建的,两室一厅,六十平米。墙皮脱落了,水管锈了,厨房的灯坏了半年他也没修。

赵小曼的房间他一直留着。床单是他洗过的,书桌上的书是他摆好的,衣柜里还挂着赵小曼的几件衣服。每年夏天他都会把那些衣服拿出来晒一晒,再放回去。

2019年冬天,他翻出那叠寻人启事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件事。

赵小曼失踪前那个暑假,好像有点不对劲。

他仔细回想。

赵小曼7月初回到家,说要照顾妈妈。那段时间她很少出门,大部分时间待在屋里看书、写东西。但有时候她会接电话,每次接电话都会走到院子里去,声音压得很低。

赵德厚问过她一次:“谁的电话?”

赵小曼说:“同学。”

赵德厚又问:“哪个同学?”

赵小曼没回答,进了屋。

还有一次,赵德厚半夜起来上厕所,看到赵小曼房间的灯还亮着。他走过去想敲门,听到里面传来低低的哭声。他犹豫了一下,没敲。

他当时觉得女儿可能是学习压力大。大学嘛,功课紧,加上家里还有个生病的妈,孩子有情绪也正常。

但现在想起来,不对。

赵小曼从小就懂事,从不在家里哭。她哭,一定是出了什么事。

赵德厚又想起女儿走的那天说的话。

“要是我做了让你生气的事,你会原谅我吗?”

他当时要是追问一句“什么事”,女儿也许就说了。但他没有。他嫌女儿烦,说话不耐烦。

赵德厚把寻人启事收起来,开始翻赵小曼留在房间里的东西。

书桌上有一摞书,大部分是中文系的教材,《现代文学史》《古代汉语》《外国文学作品选》。赵德厚一本本翻,书页里夹着一些纸条,有的是课堂笔记,有的是随手写的句子。

他在《外国文学作品选》的第186页找到一张电影票。

电影票是省城“星光电影院”的,日期是1999年8月14日,电影是《星愿》。

赵德厚拿着电影票的手开始发抖。

8月14日。

赵小曼8月15日才从家里出发。也就是说,8月14日那天她应该在县城,在妈妈身边。但电影票是省城的,日期是8月14日。

这说明赵小曼8月14日那天去了省城,看了电影,然后又回来了。她来回跑了两百多公里,就为了看一场电影?

不对。她是去见人的。

赵德厚拿起手机,给赵小曼当年的室友林芳打了个电话。林芳现在在邻市的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电话号码是赵德厚几年前从一个老同学那里要来的。

电话响了六声,林芳接了。

“林芳,我是赵小曼的爸爸。”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赵叔叔,您好。”

“林芳,我想问你一件事。小曼大学三年级的时候,是不是交了男朋友?”

又是一阵沉默。

“赵叔叔,这么多年了,您怎么突然问这个?”

“我找到一张电影票,1999年8月14日省城的。小曼那天不在家,她去了省城。她跟谁去的?”

林芳的声音有些发紧:“赵叔叔,我……”

“林芳,叔求你了。叔找了二十年了,腿也瘸了,老伴也走了。叔就想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长的叹息。

“赵叔叔,我跟您说实话吧。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