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700万，他们一分都没留。
婆婆说这是积德，公公说钱多了烧手。
我反对过，吵过，甚至跪下来求他们哪怕拿出一部分给以后留条退路。
没用。
第二天我就收拾行李去了北京，住地下室，吃泡面，从最底层的文案干起。
一年后我升了主管，工资翻了三倍，银行卡里攒下了第一笔真正属于自己的钱。
那天晚上我正在加班，手机响了，是公公。
“林溪啊，你妈心脏要装支架，还差十八万……”
我握着手机，想起一年前那个客厅——红艳艳的拆迁通知贴在墙上，1700万被他们亲手送进别人的口袋，而我连一句像样的商量都没得到。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像在跟陌生人说话：“您打错了。”
挂断，拉黑，继续改方案。
窗外京州的夜景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01
手机在桌面上震动起来，屏幕上的来电显示跳动着三个字：“临江·家”。
我正盯着电脑上那份马上就要定稿的营销方案，指尖凉得像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冻肉。
接通电话之后，我把它贴在耳朵上，一句话也没说。
“林溪啊……”公公沈建华的声音隔着电波传过来，还是那股熟悉的、混合着烟味和欲言又止的气息，他小心翼翼地问了一句，“忙不忙？”
“在加班呢，有事您直接说。”我的声音很平，平得像结了冰的桌面，连自己听着都觉得陌生。
他咳了两声，电话背景音里隐约能听见医院那种模糊的广播声，像是在叫哪个科室的病人去取药。
“是这样……你妈，哦，就是玉梅她，住院了。”他顿了顿，像是在等我接话，但我没吭声，他只好继续说下去，“心脏的老毛病又犯了，医生说得手术，要装一个什么支架，挺急的。”
他又停了一下，我能感觉到他在电话那头搓着手，那种难为情的情绪隔着几千公里都能闻到。
“手术费呢……缺口大概十八万左右。”他的声音越来越低，“爸知道你在北京不容易，可这……”
我闭上眼睛，脑子里猛地炸开一年前那个客厅里的画面。
红艳艳的拆迁通知贴在墙上，上面那个1700万的数字像一把火，烧得人眼睛发疼。
婆婆赵玉梅的脸因为亢奋而发红，她站在客厅中间，像是个发表演讲的领袖，对着我和丈夫沈明轩宣布：“这笔钱，我和你爸想好了，全部捐给镇上的‘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这是积德的大好事！你们年轻人，自己去挣！”
我当时试图跟他们讲道理，说哪怕拿出一部分做理财，或者在省城买套房子，至少有个保障。
但赵玉梅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自私，说我只会想着自己享受，不知道为后代积阴德。
沈建华就坐在旁边闷头抽烟，最后瓮声瓮气地甩出一句：“钱多了烧手，捐出去，心安。”
指甲陷进掌心里，有点疼，但这点疼跟心里的凉比起来根本不算什么。
我睁开眼，看着电脑屏幕上“悦容化妆品有限公司”那个Logo，清晰、冰冷，像是另一个世界的门牌。
“沈建华先生，”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平静得像个陌生人，甚至还带着一点礼貌的疑惑，“您是不是打错电话了？”
电话那头是长达十几秒的、近乎真空的沉默，只有他越来越粗重的呼吸声像破风箱一样响着。
“林溪！你！”他的调门一下子拔高了，又惊又怒，像是想骂什么，但被我这完全出乎意料的回答噎住了喉咙。
我没等他那句可能冲破理智的斥骂成型，就接上了话：“我这边信号不太好，要不您回头再打？对了，建议您联系一下‘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问问他们，积的德能不能兑点现金出来应急。”
说完，我挂了电话，手指在屏幕上划了几下，把这个号码拉进了黑名单。
手很稳，心跳也平稳，窗外是夜幕降临后的京州城，万家灯火亮得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没有一丝属于临江镇那种黏湿晦暗的水汽，也没有一丝属于那个让我窒息的家庭的痕迹。
我叫林溪，今年二十九岁。
一年前，我还是临江镇中学一名普普通通的语文老师，每天上课、批作业、跟学生斗智斗勇。
丈夫沈明轩在镇供电所上班，日子过得像镇边那条江，平缓、浑浊，看得见底，也望不到头。
改变来得像一记闷棍——沿江区域要规划新城，我们那栋祖传的二层小楼和附属院落，正好在核心区。
评估、谈判、签字，最后到手的数字是1700万。
对于临江镇绝大多数人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足以改变几代人的命运。
消息传开那天，家里的电话和门槛几乎被人踩烂，道贺的、攀关系的、借钱的、推销各种“稳赚不赔”项目的，什么人都有。
公婆一开始是狂喜的，走路带风，说话中气十足，连邻居都说沈家这回算是翻身了。
但没过多久，赵玉梅参加了几次镇上“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的活动之后，整个人的想法就变了味儿。
她开始把“钱财是身外物”“积善之家必有余庆”“要为子孙积阴德”这些话挂在嘴边，说得多了，连她自己都信了。
基金会那位姓钱的理事长，是个穿着对襟衫、说话慢条斯理的中年男人，很快成了我家的座上宾。
他夸我公婆“觉悟高”“有古风”，说这笔钱如果用于振兴镇上濒临失传的“老腔”戏曲、修复古码头、开办国学班，那将是“功德无量”，能“福泽沈家后代”。
我和明轩是反对的，而且是激烈地反对。
我们提出可以拿出一部分做慈善，但大部分应该用于合理的家庭资产管理，比如在省城买两套房子，一套公婆住，一套我们小家庭用。
剩下的钱做稳健理财，或者支持明轩和我做点小生意，哪怕开个小店也好。
明轩甚至红着眼眶求过他爸妈：“爸，妈，林溪跟着我在镇上这么多年，连场像样的旅行都没去过，这笔钱至少让我们有个像样的起点吧？”
但反对无效，赵玉梅指着我们，痛心疾首地说：“你们年轻人，怎么就这么自私？只想着自己享受！这是祖宗留下的地换来的钱，要用在正道上，光宗耀祖！”
沈建华闷头抽烟，最后瓮声瓮气地补了一句：“你妈说得对，钱多了烧手，捐出去，心安。你们有手有脚，自己挣。”
争吵、冷战、哭泣，全都无济于事。
他们以房屋产权所有人的身份，迅速办妥了手续，1700万一次性划入了那个基金会的账户。
新闻还上了县里的电视台，镜头里赵玉梅和沈建华戴着大红花，笑容满面地举着那张巨大的模拟支票。
钱理事长站在中间，紧紧握着他们的手，标题写着“深明大义！临江镇老夫妇捐出巨款助力文化传承”。
我和明轩坐在家里那台老旧电视机前，看着那刺眼的画面，彼此沉默得像个死人。
客厅里还残留着昨天争吵后的冰凉空气，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在我心里彻底碎了。
不仅仅是钱，是一种比钱更基础的东西——尊重、公平，还有那个所谓的“家”的温度。
那天晚上，我对沈明轩说：“我要去京州。”
他抬头看我，眼里有血丝，有痛苦，也有茫然：“去了……然后呢？”
“然后，挣一口完全属于我自己的饭吃。”我收拾行李的动作没停，“这地方让我喘不过气。”
他没再挽留，或许他也被那1700万和随之而来的巨大空洞给击懵了。
公婆知道后，赵玉梅从鼻子里哼了一声：“翅膀硬了，随她去，看看外面的大风大浪，就知道家里好了。”
沈建华则叹了口气，塞给我一个薄薄的信封，里面是两千块钱：“路上用，混不下去了就回来。”
我没要那个信封。
第二天清晨，天还没亮透，我拎着一个简单的行李箱，离开了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临江镇。
江水在薄雾里沉默地流，带不走任何东西，也带不走我心里那块结了冰的疙瘩。
京州很大，很冷，也很贵。
我凭着一纸中文系的文凭和不算出色的工作经验，磕磕绊绊地开始了新生活。
最初半年，我住过暗无天日的地下室，做过文案兼职，被黑心中介骗过押金，连吃饭都要算计着花。
直到后来，我挤进了一家初创的化妆品公司，从最基础的文案策划做起，玩命地学、玩命地干。
我不再是临江镇中学那个温和甚至有些寡言的林老师了，我是“小林”“林姐”“溪姐”。
我成了一个可以为了一个方案连续熬通宵、为了一个客户反复修改几十稿的“拼命三娘”。
薪水渐渐涨了，我从地下室搬到地上合租，再从合租换到一个小小的开间。
我报了课程学市场营销、学数据分析，没时间伤春悲秋，也没精力回忆临江的是非。
那1700万，像一个遥远而滑稽的梦，偶尔在夜深人静加班头晕目眩时闪过，随即被更现实的KPI和下季度房租驱散。
我和沈明轩通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从每周一次到每月一次，后来只剩下节庆日形式般的问候。
话题也干瘪得只剩“还好吗”“注意身体”，关于那1700万、关于他父母、关于未来，我们都默契地不再提起。
那道裂痕，早已被时间和距离拉成了一道天堑。
我知道，我们的婚姻其实在那一纸捐款协议签下的时候，就已经名存实亡了。
去京州，只是给它的终结拉开了一个体面而沉默的序幕。
至于公婆，除了春节时我例行公事般寄去一点年货，再无联系。
听说基金会用那笔钱修了一个气派的“老腔”戏台，搞了几场汇演，热闹了一阵，后来似乎也就沉寂了。
钱理事长倒是买了新车，家里翻新了楼房，这些我都是从明轩偶尔闪烁的言辞里拼凑出的碎片。
直到今天，这个电话打来。
十八万手术费。
我靠在这间狭小出租屋的椅背上，慢慢呼出一口气，电脑屏幕的光映在脸上，蓝盈盈的。
我忽然觉得有点好笑，荒诞得好笑。
原来那“功德无量”“福泽后代”的善款，并没有给捐出它的人换来任何应急的保障。
当疾病找上门，他们想起的还是那个被他们轻蔑地推开、让他们“自己挣去”的儿媳妇。
可惜，一年时间足够一个人认清很多事，也足够一颗心彻底冷透、硬起来。
我的手机屏幕暗了下去，彻底安静了，但我知道这通电话像一颗投入深潭的石子，涟漪才刚刚开始扩散。
临江镇那片黏稠的、试图再次将我拖入其中的泥沼，并没有真正放过我。
而这一次，我不打算再湿了鞋。
挂断那个电话之后，我盯着电脑屏幕上那个未完成的营销方案，光标在段落末尾一闪一闪的，像是心跳漏拍之后的余悸。
我以为我会愤怒得发抖，或者至少会有那么一点点报复的快意，但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种深沉的疲惫，和一种“果然如此”的荒诞感。
那1700万筑起的“功德”高台，原来这么不经风雨，一场病就露出了底下嶙峋的、向现实乞讨的基石。
我试图把注意力拉回工作上，指尖敲着键盘，却连不成一个完整的句子。
手机又震了，这次是沈明轩，我看着屏幕上闪烁的名字，迟疑了几秒，还是接了，有些话迟早要说。
“林溪。”他的声音听起来很干涩，背景音里有医院特有的嘈杂，还有他母亲赵玉梅隐约的、带着哭腔的埋怨声。
“爸刚给我打电话了……你，你怎么能那么跟爸说话？”
“我说什么了？”我靠在椅背上，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夜空，“我只是确认他是不是打错了电话而已，事实上，从法律和情理上来说，他确实打错了。”
“那是两码事！”沈明轩的声音陡然提高，带着被戳中痛处的焦躁，“现在是人命关天！妈躺在医院里等着手术！那是我亲妈！”
“也是曾经亲口告诉我‘钱财是身外物’、‘年轻人要自己挣’，并且毫不犹豫把本该属于整个家庭共同规划的未来全部捐出去‘积德’的那个人。”
我的声音平静得连自己都陌生，“明轩，需要我提醒你吗？当时我们俩是法律上唯二的、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直系亲属，我们对那笔巨款有共同的、合理的期待权，但他们没有征求我们意见，甚至没有认真听取我们的家庭资产管理建议。”
电话那头沉默了，只有粗重的呼吸声传来，像破旧的风箱在拉动。
“林溪……你非要这么绝情吗？”半晌，他才挤出这句话来，透着无力，“就算以前爸妈有做得不妥的地方，可现在是人命啊！手术不能等！”
“基金会那边呢？”我问，“爸去找过了吗？”
“去找了，钱理事长说资金都投入项目了，账上暂时没有流动现金可以借支，说要走程序申请，远水解不了近渴。”沈明轩的声音越来越低，像是在自言自语。
我几乎要冷笑出声了，投入项目了？好一个“投入项目”，看来那“功德”不仅不能兑换现金，连应急借贷的门路都堵死了。
“所以，解决方案就是回头找我这个‘自己挣’的人来为他们的‘功德’买单？明轩，这逻辑通吗？”
“算我借你的！行不行？”他几乎是低吼出来，“我跟你借！我打借条！利息按银行的算！林溪，我求你了，那是我妈……她血压一直下不来，医生说再拖下去有风险……”
他的声音到最后带上了哽咽，我的心紧了一下，但不是为赵玉梅，是为沈明轩。
这个男人，我曾经以为会共度一生，他老实甚至有些懦弱，在父母和我之间多数时候选择沉默和逃避，此刻他的痛苦是真实的。
但正是这种真实，更让我感到彻骨的冰凉——他的痛苦，此刻成了他们向我施压最有效的工具。
“明轩，”我放软了一丝语气，但立场没变，“第一，我没有十八万，我在京州什么起点你清楚，这一年是攒了点钱，但离十八万差得远，我的钱要付房租、要应付生活、要投资自己学习，每一分都有计划。”
“第二，就算我有，我也不会出，这个口子不能开，今天开了十八万的口子，明天就可能是一百八十万的其他窟窿，他们必须为自己当初的选择承担责任。”
“第三，如果你真的急需用钱，建议你想想其他办法，你们的房子虽然老旧但也能卖，你爸的退休金账户，或者再次正式地、严肃地向那位钱理事长提出医疗借款申请，让他看看‘功德’能不能折算成紧急医疗救助。”
“你……你这是见死不救！”电话那头突然换成了赵玉梅尖利的声音，她抢过了电话，气息不稳，带着哭过后的浓重鼻音。
“林溪！你个没良心的！我们沈家哪里对不起你了？啊？现在妈要死了，你就这么冷血？你还有没有点人性！当初就不该让明轩娶你！”
看，还是熟悉的味道，道德绑架、情感勒索、翻旧账、否定你的一切，仿佛那1700万从未存在过。
仿佛他们从未用最粗暴的方式践踏过我和明轩对未来的一点期冀。
“沈太太，”我换了个称呼，刻意拉开距离，“首先请您注意身体，情绪激动对病情没好处，其次关于良心和人性的讨论，我认为在一年前那1700万归属尘埃落定的时候就已经有结论了。”
“最后，关于医疗费，我的建议已经告诉明轩了，请相信专业医生的判断，也请相信您和您先生选择的‘功德’之路会带来福报。”
“你……你个……”赵玉梅气得说不出完整的句子，电话又被沈明轩拿了回去。
“林溪！你够了！”沈明轩的声音充满了失望和愤怒，“我没想到你现在变得这么冷血、这么算计！你不帮是吧？我自己想办法！以后……以后我们沈家的事跟你再没关系！”
“我想，”我轻轻截断他的话，感到最后一丝牵扯也即将断裂，“从一年前开始，就已经没什么关系了，祝你母亲早日康复。”
“另外，建议你冷静下来之后，仔细想想钱理事长的基金会账目问题，1700万不是小数目，‘投入项目’不该成为拒绝创始人紧急医疗需求的理由，再见。”
我再次挂断，并将沈明轩的号码也拉入了临时黑名单，我需要清净，需要思考。
手在微微发抖，不是害怕，而是一种高强度对抗之后的虚脱感。
我知道，我彻底站在了这个家庭的对立面，成了一个“冷血”“算计”“没良心”的恶人。
但奇怪的是，我心里并没有太多愧疚，反而有一种破釜沉舟之后的清醒。
他们说我算计？是的，我是在算计，算计如何活下去，算计如何不再让自己的命运被别人轻易摆布。
工作暂时是做不下去了，我关掉电脑，走到狭小的窗边，楼下街道车流如织，霓虹闪烁。
这个世界如此繁忙，没有人关心一个叫林溪的女人刚刚拒绝了前夫家庭十八万的求救，并可能因此背负道德枷锁。
我泡了杯浓茶，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沈明轩最后那句话在我脑子里来回转——“仔细想想钱理事长的基金会账目问题。”
这或许不是气话，而是一种潜意识的指向，连沈明轩这样不太敏感的人都觉得基金会反应不对劲了。
我开始用手机搜索关于“临江镇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的公开信息，信息很少，只有一个简单的注册信息。
负责人叫钱裕隆，业务范围写得很笼统，没有年度报告，没有财务公示，连像样的活动新闻都很少。
除了去年那场高调的捐款接收仪式之外，几乎没有什么公开的痕迹。
这不对劲，一个接收了1700万巨额捐款的基金会，即便是在小镇上，运作一年也不可能如此悄无声息。
钱用在哪里？项目进展如何？效益怎样？这些都没有公开信息。
我试着在社交媒体和本地论坛上搜索“钱裕隆”“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这些关键词。
跳出一些零碎的帖子，多是捐款新闻下面的评论，有不少本地网友留言质疑。
有人说：“1700万啊，说捐就捐，戏台修了之后就没动静了？”
也有人说：“钱理事长最近好像换车了？”
还有人问：“基金会就两三个人在运作，钱到底怎么花的？”
质疑不少，但都停留在猜测层面，没有实锤。
然而这些碎片化的信息，已经足够拼凑出一个令人不安的轮廓——这个基金会运作极不透明，那笔巨款的使用可能存在问题。
我的呼吸微微急促起来，如果那1700万并没有真正用于所谓的文化振兴，而是被以某种方式挪用甚至挥霍了呢？
那赵玉梅和沈建华如今面临的医疗费困境，岂不是一场巨大的讽刺和悲剧？
而他们还在拼命维护那个“功德”的幻象，甚至不惜回头来压榨我？
一种复杂的情绪涌上心头，有愤怒，有悲哀，还有一丝冰冷的、逐渐清晰的念头。
我不能让这件事就这么算了，不仅仅是为了报复他们对我的轻视。
更因为那笔钱，无论如何也曾承载过我和沈明轩对生活的一线希望，它不能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消失。
接下来的几天，我过得心神不宁，工作勉强完成但效率低下。
沈明轩和那个“临江·家”的号码没有再打来，可能还在黑名单里，但这种沉默反而让人不安。
我知道以赵玉梅的性格和沈建华的固执，他们不会轻易放弃。
十八万不是小数目，在临江镇更是一笔巨款，他们筹不到就会持续地想办法。
而我，仍然是他们眼里最有可能的“提款机”，尽管我已经明确拒绝了。
果然，矛盾以另一种方式升级了。
三天后的下午，我正在公司开会讨论新一季度的推广方案，手机在桌面上无声地震动，显示一个来自临江镇的陌生固定电话号码。
我皱了皱眉挂断了，它又打来，再挂断再打，如此反复了四五次，严重干扰了会议。
主管不悦地看了我几眼，我只好歉意地拿起手机走出会议室接听。
“喂？”我压着声音。
“是林溪吗？”一个陌生的、带着浓重临江口音的中年女声，语气很不客气，“我是你婆婆的妹妹，你该叫我三姨！”
我愣了下，记忆中赵玉梅确实有个妹妹，但来往不多。
“您好，有事吗？我在上班。”
“上班？上班就可以不管老人死活了？”对方嗓门很大，咄咄逼人，“你婆婆在医院躺着等钱手术，你倒好，在京州享福！还挂电话、拉黑？你还有没有点做晚辈的样子？”
“我告诉你，这钱你出也得出，不出也得出！不然我们赵家、沈家的亲戚都不会答应！让你在京州也抬不起头来！”
我气得浑身发冷，他们居然发动亲戚来对我进行电话轰炸和道德围攻。
“这位女士，”我努力保持语气平静，“首先我和沈明轩先生正在办理分开手续，我与沈家、赵家的亲戚关系已经非常疏远。”
“其次关于医疗费用，我已经和沈明轩先生以及他父母表达过我的立场，这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与我无关。”
“最后，如果您继续用这种骚扰的方式干扰我的工作和生活，我会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
“哎哟！还‘进一步措施’？吓唬谁呢！”三姨的声音更加尖刻，“在京州呆了几天就了不起了？”
“我告诉你，我们已经问过律师了！你们还没正式离婚，这就算是夫妻共同债务！这钱你也有责任！你不给我们就去法院告你！让你单位领导也知道知道你是啥样人！”
夫妻共同债务？告我？我的脑子嗡地一声，荒谬感和愤怒交织在一起。
他们为了要钱已经开始不择手段，甚至用上了法律威胁，尽管这威胁很可能站不住脚，但恶心人是够了。
“请便，”我从牙缝里挤出两个字，“如果您有确凿证据证明这十八万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夫妻共同债务，欢迎去法院起诉。”
“至于我的单位领导，他们更关心我的工作业绩，而不是我的私人家庭纠纷，再见。”
我再次挂断，并记录下这个号码准备也加入黑名单。
回到会议室，同事们都好奇地看着我，主管的脸色更不好看了，我勉强笑了笑坐下，却感觉如坐针毡。
我知道这件事已经开始侵蚀我的工作环境了，而风暴，还远远没有真正到来。
03
我决定不再被动挨打，必须做点什么来扭转这种被指责、被骚扰的局面。
而突破口，或许就在那个神秘的“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和那1700万上，我决定先从侧面了解更多信息。
我想到了一个人——苏晴，她是我在临江镇中学时为数不多谈得来的朋友。
后来苏晴考上了公务员，在临江镇所属的芙蓉县文体旅游局工作，说不定能知道一些关于这个基金会的内幕消息。
我找了个下班后的时间给苏晴打了电话，寒暄几句之后，我委婉地问起最近镇上那个基金会的运作情况。
苏晴在电话那头顿了顿，压低了声音说：“溪溪，你怎么突然问这个？你跟那家……不是有关系吗？”
“早就没关系了，”我苦笑了一声，“纯粹帮一个京州的朋友问问，她想了解一下基层文化保护的情况，是不是有什么不好说的？”
苏晴沉默了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了：“这事儿吧，水有点深，我们局里之前也接到过一些群众反映，说那个基金会账目不清。”
“局里也问询过他们，但那个钱理事长有点背景，手续表面上又都齐全，所以一直也没查出什么实质性问题。”
“不过……”她犹豫着，好像在斟酌该不该说下去。
“不过什么？”我追问道，心跳不自觉地加快了。
“不过私下里听说，那个基金会就是个空架子，钱可能早就被挪用了，修戏台、搞活动都是做做样子，花了小头。”
“大头听说被钱理事长拿去投资失败了，具体投了什么不清楚，反正亏了不少，还有人说他在江州市给儿子买了套挺贵的房子。”
“当然，这些都是传言，没证据。”苏晴补充道，语气里带着一丝无奈。
我的心沉了下去，果然和我的猜测差不多，那1700万很可能已经所剩无几，甚至被挥霍一空。
“那……当初捐款的那家人现在知道吗？”我小心翼翼地问。
“好像不知道吧，”苏晴说，“那家老头老太太还挺信那个钱理事长的，觉得他是大善人。”
“不过最近好像听说那家老太太病了需要钱，去找过基金会，好像没借到，具体我也不清楚。”
“哎，也是可怜，钱捐出去的时候风风光光，真要用钱了就……溪溪，你问这个是不是……”
“没有，就是随便问问，帮朋友打听，”我连忙打断她，“谢谢你啊晴晴，这些信息很有用，你自己也注意，别跟人说是我问的。”
“我懂，”苏晴叹了口气，“溪溪，你在京州好好过，以前的事别太往心里去了。”
挂了电话，我坐在出租屋里久久不动，苏晴的话基本证实了我的猜想。
钱裕隆，那个道貌岸然的钱理事长，很可能是个骗子，或者至少是严重违规操作。
而那1700万征地款，我公婆视为“功德”和“家族荣耀”的巨款，恐怕早已进了别人的口袋，或者打了水漂。
愤怒再次升起，但这次愤怒之中夹杂着一丝清晰的思路——光知道这些传言没用，我需要证据。
能拿得出手的、可以证明基金会存在问题的证据，有了证据我才能摆脱被沈家亲戚道德围攻的困境。
甚至可能为那笔巨款讨个说法？这个念头让我自己都惊了一下。
我能做到吗？凭什么去做？
但另一个声音在说：那笔钱里，理论上也有你和沈明轩的一份。
即便要不回来，至少不能让骗子逍遥法外，不能让公婆一直蒙在鼓里，最后人财两空还回头来吸你的血。
更重要的是我需要自卫，我需要一件武器来抵挡来自临江镇的道德压力和潜在的法律骚扰。
而证明基金会有问题，证明那1700万下落不明，就能从根本上瓦解他们向我索要医疗费的“合理性”。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边应付着偶尔从临江镇打来的换了号码的骚扰电话，一边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在网上更深入、更系统地搜集信息。
我查找了民政部门的民间组织登记信息，只有基础内容，没什么有用的东西。
我还搜索了本地新闻中所有提及他们的报道，寥寥无几，几乎都是那场捐款仪式的通稿。
我甚至尝试在一些企业信息查询平台上查找钱裕隆是否关联其他企业，结果也是一无所获。
信息太少，壁垒太重，我意识到仅靠远程网络搜索很难获得实质性进展。
有些东西必须回到当地，或者有当地可靠的“线人”才能接触到，我想到了沈明轩。
他现在一定焦头烂额，如果他知道了基金会的真相会是什么反应？
他会相信吗？会愿意一起去寻找证据吗？
还是说他依然会选择站在父母那边，指责我“挑拨离间”“不安好心”？
我犹豫了，现在联系沈明轩风险很大，他可能根本不信，反而打草惊蛇让钱裕隆有所防备。
而且以我们目前近乎决裂的关系，他很可能第一时间就把我的质疑告诉他父母，然后引来新一轮更猛烈的家庭攻击。
就在我犹豫不决、调查陷入僵局的时候，一个意外的电话打破了僵局。
这次不是临江镇，而是我老家所在的省会江州市的号码。
“喂，请问是林溪女士吗？”一个温和的男声响起。
“我是，您哪位？”
“您好，我是《新财经周刊》的记者，我叫陈默，”对方自我介绍道，“我们最近在做一个关于地方民间基金会运作现状的专题调查。”
“我们了解到临江镇有一个‘传统文化振兴基金会’，去年接收了一笔1700万的个人巨额捐款，但之后似乎鲜有公开活动和财务报告。”
“我们想就这方面做一些了解，听说您……和捐款方有些关联？不知是否方便接受一下电话访谈，或者提供一些信息？”
我握着手机，心脏猛地一跳，《新财经周刊》的记者？他们怎么会找到我？
又怎么知道我和这件事有关联？是沈家那边的亲戚把事情闹大了？还是这个记者另有目的？
无论这个记者陈默是出于真正的新闻调查目的还是另有隐情，他的出现无疑将我原本只能在暗中摸索的局部家庭纠纷推向了更广阔也更不可控的公共视野边缘。
我嗅到了风暴即将扩散的气息，也隐约看到了一线可能打破僵局的微光。
我没有立刻答应接受采访，而是以“需要时间考虑且手头工作忙”为由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表示稍后回复。
挂断电话后我心跳如鼓，记者调查意味着两件事。
第一，那个基金会的问题可能比我想象的更严重，已经引起了媒体注意。
第二，我被动卷入舆论中心的风险急剧增加，但反过来想这或许也是一个机会——一个借助外部力量撬开铁板一块的局面的机会。
我上网搜索了“《新财经周刊》陈默”，找到了一些他署名的财经调查报道。
内容涉及地方融资平台、小型私募基金运作等，笔锋犀利逻辑清晰，看起来是位有经验的调查记者。
这稍微降低了他是骗子或别有用心者的可能性，但谨慎起见我决定先不透露太多个人信息。
我给他回了邮件，措辞谨慎地询问了调查的初衷、目前掌握的初步情况以及如何保证信息提供者的隐私与安全。
同时我也问了他一个关键问题——您是从何种渠道得知我的联系方式的？
邮件发出后，我开始了自己的证据收集第一步，深入挖掘钱裕隆及其基金会的网络痕迹。
这次我换了个思路，不再只搜索基金会名称，而是尝试搜索“钱裕隆”加上“投资”“项目”“纠纷”“诉讼”等关键词。
我还把搜索范围从临江镇扩大到芙蓉县，再到江州市，甚至整个省。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一个省级法院的裁判文书公开网上，经过多次模糊关键词尝试后，我查到了一份半年前的民事判决书。
原告是临江镇本地一家小型建材店，被告是“钱裕隆”，案由是“买卖合同纠纷”。
判决书显示，钱裕隆以个人名义在该店赊购了价值约八万元的高档建材，包括仿古青砖和木材等，用于“基金会修缮古码头项目”。
但此后他一直以“基金会款项未到位”为由拖欠货款，店主多次催讨无果后将其告上法庭。
法院判决钱裕隆个人限期支付货款及利息，这份判决书信息量很大。
第一，钱裕隆以个人名义而非基金会名义进行采购，这不符合规范的公益组织财务管理流程。
第二，采购用途指向基金会项目但款项却拖欠，说明基金会资金流转可能存在问题，或者他故意混淆个人与基金会账目。
第三，官司发生在半年前，正值基金会接收巨款后不久，他为何连八万建材款都付不起？1700万哪怕只用个零头也绰绰有余。
我将这份判决书截图保存，这是第一个实锤证据，证明钱裕隆在资金使用上至少存在个人与机构账目不清、挪用项目资金的嫌疑。
接着我尝试在社交媒体和本地生活论坛上用更隐蔽的方式接触可能知情的临江镇当地人。
我注册了一个小号，在本地贴吧发了个隐晦的帖子，问那家捐了巨款给基金会的沈家后来怎么样了。
帖子发出后，起初只有零星几个嘲讽的回复，比如“人傻钱多呗”“捐款的时候风光，病了谁管”之类。
但第二天我收到了一个陌生账号的私信，对方自称是镇上的小商户，语气有些激动：“你是沈家什么人？问这个干嘛？”
我回复说不是沈家人，只是听说这事觉得有点奇怪，那么大一笔捐款受益人病了却没钱治。
对方似乎犹豫了一会儿，发来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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