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4月9日，灵长类动物学家亚伦·桑德尔带领的团队在《科学》杂志刊文，记录了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的大猩猩群体恩戈戈帮派（Ngogo）的分裂故事。 这是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完整地记录下野生大猩猩群体出现有组织的“内战”，剑桥大学生物人类学教授西尔万·勒莫因认为，这一观察对于人类社会也充满启示。
“中部帮”的莫顿（左）和“西部帮”的加里森在2013年曾经和谐相处
经过长达30年的观察，科学家确定这个拥有200多只大猩猩的庞大“帝国”分裂成了两个帮派，其中数量较少的“西部帮”反而主动出击，现在已经全面压制了原本数量更多的“中部帮”。
尽管大猩猩没有人类社会的宗教、种族、文化、国界之分，但它们对被排除在自己帮派之外的同类同样能下手非常残忍。
《猩猩帝国》原型爆发“内战”
两派残忍厮杀父子成仇
Ngogo帮派是奈飞著名纪录片《猩猩帝国》的拍摄原型，在野生的大猩猩物种中，这种数量超过200只的群体规模已经堪称“帝国”了。
桑德尔等动物学家从1995年开始就系统性地观察Ngogo帮派。从当时来看，Ngogo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野生大猩猩群体，它们内部非常团结，协作很多，对外占据着乌干达基巴莱国家公园境内“广袤的领土”，甚至有时行动范围还会越界。
从2015年开始，桑德尔注意到，在经历了至少20年生机勃勃的繁荣期后，Ngogo帮派开始出现明显的裂痕。最直观的例子是他有一次注意到两只大猩猩“狭路相逢”时竟然龇牙咧嘴，互相触碰以寻求安慰，这种表现在动物世界里更像是两个“陌生人”相互确认没有威胁，而不是同一个帮派内的亲密同伴。
短短几年内，这种冲突很快升级为“内战”，战斗的双方“西部帮”和“中部帮”都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行为特征，完全不仅限于个体大猩猩之间好勇斗狠的打架。总共24只大猩猩死于这场内战，其中包括7只成年雄性和17只幼崽。
最令科学家感到震惊的是，在内战中一对父子反目成仇：儿子彼得森是“中部帮”的高层领导，父亲加里森则是“西部帮”的核心人物。彼得森最终失踪，被推测已经战死。
野外大猩猩发动攻击行为
“外交官”去世毁掉社会纽带
凝聚力消失得比想象更快
在这场“战争”中，生物界的残酷得到了最直观的体现。令人意外的是，最初规模较小的“西部帮”（约80只）表现出了远超“中部帮”（约110只）的侵略性与协同力。它们通过定期的领地巡逻和针对性的暗杀，成功瓦解了中部群的斗志。
曾是Ngogo灵魂人物的首领杰克逊在2022年的重伤身亡，标志着中部群的彻底溃败。
到2026年初，原本处于劣势的“西部帮”不仅扩大了领地，更占据了森林中果实最丰茂的区域。暴力带来的“红利”异常丰厚：“西部帮”的婴儿成活率在战后从59%飙升至92%，群体规模最终反超对手。
这种“以战养群”的模式也符合达尔文进化论观点：生物不仅会想办法提高自己基因的存活率，也会通过削减竞争对手的生存率来提升自身的基因延续几率。
科学家通过建模发现，这种永久性的群体分裂在自然界中极为罕见，约每500年才发生一次。
Ngogo案例证明，即使没有宗教、文化或民族差异，仅仅是社会连接点的断裂，就足以让一个高度协作的群体滑向血腥内战。桑德尔等人复盘认为，2014年几只起到“外交官”作用的“桥梁雄性”（Bridge Males）因病相继去世，使得规模超200只的猩猩群体内部缺乏链接信任的纽带，成为了后来内战发生不可逆转的转折点。
这场冲突也为人类敲响了警钟：社会凝聚力远比想象中脆弱。关键个体的离世、领地压力的增加以及不可预见的疫病，都是压垮集体认同的稻草。
桑德尔说：“邻里相残的案件更令人不安，从某种程度上说，猩猩更接近人性的本质。我们内心为何存在这种看似矛盾的现象：我们能够合作，却又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反目成仇？我们在人类内战中看到的这种不断变化的群体身份和动态，在其他动物身上很少见，但在大猩猩身上却有相似之处。”
野生大猩猩 资料图
红星新闻记者 郑直
编辑 郭庄 审核 高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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