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大家都知道，苏联在政治上给予我党有巨大的帮助，但在经费上的帮助方面，史料很少，研究者更少。党史学界中基本都坚持“独立自主”论，很少谈起来自苏联的经费援助，强调陈独秀自建党之日始，就“坚决主张”“不能要第三国际的钱”，“不能受制于人”云云。
虽然史料少，但不是没有。据一大代表包惠僧在《我所知道的陈独秀》一书中记载：1921年上半年，因陈独秀应陈炯明之请去了广州，威金斯基这时也离开了上海，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无法开展工作。李告诉包惠僧说：“人都走了，经费也没了，没办法干了。”包惠僧想去广州都没有路费，还是靠朋友的赞助才成行。
威金斯基就是维经斯基。据2001年第12期《百年潮》记载，俄国学者石克强披露，1921年7月前，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指派维经斯基前往中国开展工作，其相关的活动经费亦由东方民族部提供。威金斯基、陈独秀一走，自然代理书记的李汉俊“没办法干了。”
还有，总书记向忠发在1931年被捕后的一份自供状中，他亲口承认接受共产国际经费帮助。
另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一册中公开了陈独秀1922年写给共产国际的工作报告，其中明确提到我党从共产国际那里获得活动经费的情况。后来新增加的陈独秀在三大会议上的政治报告中，还列出了党的活动经费的来源问题。比如，1920年夏，上海中共组织发起后，“每月接受宣传费一千元，干部等亦每月接受三十元报酬”。1921年“一大”召开前，各地代表每人都收到了作为旅费的100元汇款。
1922年6月30日，陈独秀在给共产国际的报告中还提到：“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计国际协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用途：各地方劳动运动约10000元，整顿印刷所1600元，刷印品3000元，劳动大会1000余元，其他约2000余元。”
报告称：“党的经费，几乎完全是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党员缴纳的党费很少。今年我们从共产国际得到的约有15000，其中1600用在这次代表会议上……”
2、
革命越高涨，越需要经费。难免与苏联、共产国际为钱发生矛盾。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曾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写信：“1、缴纳党费的党员不到十分之一；2、因此，整个工作几乎都是依靠外国经费；3、党内的财政管理状况至今不明……”
为了开展工作，马林的批评没有影响到陈独秀讨要经费。陈独秀致信赤色职工国际：“望每月支援我们1000金卢布（苏联发行的新货币，1金卢布=5万旧卢布），其余630元我党自筹。”同时，陈独秀也要求共产国际每月提供党费1000－1400金卢布。
然而，由于莫斯科常常要靠变卖货物、珠宝、钻右、黄金，甚至是鸦片等来取得外汇，然后再向外国党支付经费，经费时常出现延误的情况。1924年9月上旬陈独秀在给维经斯基信中抱怨说，共产国际不仅不应再拖欠经费，而且应当增加原有的预算，提高到月费3650元的水平。
1927年8月以后，每月经共产国际联络局提供给我党的费用，已经增加到平均2万元左右。但因国民党“清党”，形势艰危，我党更需要共产国际更多的经费，以致双方发生意见分歧。我方领导人明确批评说：“他们不相信中国党”，共产国际如果放心不下，可以派一个懂财务的人来担任会计。
到了1928年，共产国际执委会为我党的预算总额为20万卢布，折合中国元约等于22万元。我党还要求另外提供一笔100万元的基金，以此作为“特别经费”，以备紧急时可以动用。这显然让共产国际无法接受。
因此，共产国际联络局局长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告状：中共拿县数乘上要给县委拨出的一定的钱数，就得出需要给省委拨出的钱数。但却没有说明：“有没有县委？县委需不需要钱？”
他甚至指出：“因为经验表明，我们给各党的钱越毛，它们就越不想深人群众，同群众建立联系……要由党来养活大量的同志，要建立庞大的机关，并且所有经费都要从这里取得。我认为，满足他们的要求，就意味着葬送党。”
1928年12月下旬，中央知道了共产国际决定削减自己经费到每月3.3万元的消息。26日，中央为此专门致信共产国际主席团称：经费每月6万绝不能减少，且应提供兵运费每月2.4万元，特别费年预算也应达到100万元。
当然了，光向苏联要钱也不行，中央也开始对党员严格进行征收党费的工作，而且压缩预算，比如宣传部由2300元压缩为2000元，给共青团的补贴减少到1000元等等。特别是所有领导人的生活费均减少2元，原有的娘姨费（女工）等一律取消，原住大房子的全部搬小房子。
然而，随着革命日益发展，即使节约开支也不够花。新任总书记向忠发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增加预算。进入1930年后，共产国际要求中央设法从红色区域通过打土豪等办法，去获得经费。
1930年，因为经费拖欠和支付困难问题，中央直接写信给斯大林、莫洛托夫和皮亚特尼茨基进行投诉：“我们恳请共产国际立即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答复，并电告我们。再说一遍，先要付给我们2万美元，作为拖欠的旧款。然后每个月再给我们补1万美元……”
3、
不久，1931—1932年间，中央机关接连遭到破坏，中央最终甚至完全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来自苏联的固定经费也基本中止了。直至1932年底前后，莫斯科也还是在按照每月7万元左右的标准，向我党提供着经费的帮助。
据王明之妻孟庆树编著的《陈绍禹——王明传记与回忆》一书记载：领导人顾顺章也雇着小娘姨（女工），顾被捕叛变后，特科搜查顾的住宅，顾和他的家属住的地方很阔气。“在他们的住处，不仅搜出很多打（每打等于十二罐）价值很贵的（每罐合四~五元）鸡汁、肉汁等罐头和一大包鸦片烟土（顾等平时吸食鸦片），而且搜出顾用党的经费在上海郊区买地的地契，地契上写着他岳父的姓名。当特科同志去检查顾顺章住处时，和顾关系很深的他的家庭女工小娘姨逃跑了，结果她就成为敌人逮捕向忠发的线索和助手。因为小娘姨平时也常到向家去照顾向，特别是她和向的小老婆时常一块儿到某成衣铺去做衣服。”
果然，由于顾顺章投降，国民党1931年6月，通过顾的小娘姨、向忠发的小老婆，很快就抓捕了向。特科为了营救他，立即送五万元给杨度去求杜月笙设法营救。但两小时后，五万元就退回来了。杜月笙称爱莫能助。
王明之妻孟庆树还说：“向忠发原来的妻子是曾和他一块儿划船的老伴，还有一个八岁的儿子，当时都在上海。而向因自己思想、生活腐化，公然抛弃妻子，经常去嫖妓，他的这种行为竟得立三（李立三）等人的支持，用党的经费给向买妓女作妾！而该妓女生活铺张浪费成习，经常要到成衣铺去做新衣，因而给敌人特务和顾顺章、小娘姨等以寻找向忠发的线索。向忠发为了不放心小老婆，既不遵守中央常委的决定而外出，被捕后又向敌人投降，出卖自己的同志和党的机关，实为他的思想、生活腐化的结果！”
4、
中央机关在上海无法立足，迁去了江西中央苏区；1934年又开始长征，中央红军完成长征后，1936年6月，终于在陕北接通了与苏联电讯联系，早已是靠向张学良借钱买粮以度日的中央红军，立即给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发电：“请你们讯问国际能否每月帮助我们三百万元……？”
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明确电告王明：“请你们迅速地确实地将帮助我们的经费从天津、上海两处交款”，“不论五万十万都要快”，否则，“你们多推迟一天，则红军的冻死饿毙即多增加一人，此非革命之福”。
1936年11月1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通过王明和陈云电告中央称：“经济上不能按月帮助，决定对你们帮助的总数55万美元，第一批送去15万。”
刚过了一周，张闻天又致电王明催促说：“因为没有现金，粮食也买不到了。请即刻经过天津付款处送一笔款子来，以救燃眉之急”。直到12月份，共产国际的第一笔援款才到了。
随后，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于1937年3月2日电告中央说：“我们为你们拨款80余万美元，这笔钱将送交给你们。另外，你们还能够指望收到相同数目的另外一笔款项。”
1937年9月，潘汉年致信王明，转达了中央对共产国际的要求：需要一笔数目适当的资金，中央要求按月拨给经费。
1938年2月初，中央又通过任弼时和王稼祥电告共产国际书记处，提出党在财政上的困难极端严重，要求莫斯科迅速提供经费30万美元。
1940年2月23日，在莫斯科疗伤的周恩来，再次汇报了我党财政上所面临的严重困难，并向斯大林提供了预算：每个月党的经费的缺口为58280 美元，军队的缺口为30万美元。
第二年，由于苏德战争突然爆发，应中央的要求，斯大林还是批准向我党提供了数目更大的一笔援款。1941年7月3日，苏联还是作出决定，批准向我党提供100万美元的援款。
仅据不完全统计，从1937年抗战开始后，到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共产国际向我党提供的援款总数，就达到385 万美元。即使在共产国际于1943年5月解散以后，这种援助事实上也还在继续着。
据著名学者杨奎松统计，苏联、共产国际自1920年起，就一直在为我党提供着财政援助。从1921—1931年，基本是以月供的形式帮助的。大概是：1921—1922年是0.66 万元，1922—1923年是1.5万元，1924年是3.5万元，1925年是约4万元，1926年是7.2万元，1927年是18万元，1928年是44万元，1929是40元，1930、1931年都是45万元。
此后（除了1932—1934年间的史料存在空白之外），虽然中央一直希望经费能够恢复月供的形式，但苏联和共产国际没有答应，变成了专项拨款的形式来帮助。
无论何种方式，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些援助，却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问题。它对于我党，特别是其前期的生存和发展，曾经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毕竟已经过去100多年了，至于苏联给予我党的经费帮助到底是多少，这恐怕是一个永远的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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