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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巴黎夏日》瓦伦丁·卡迪奇:

强大的角色应该是有智慧的角色

去年,《巴黎夏日》分别在北京、上海和海南岛电影节与中国影迷见面,在几乎没有任何宣发的情况下,电影凭借自身小而美的清新之感吸引了许多观众。这是法国导演瓦伦丁·卡迪奇的首部长片,讲述了来自诺曼底的布兰丁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期间来看比赛,并顺道看望她同父异母的姐姐。大都市的忙乱丰富了她的旅程,让她度过了一段奇特而拥塞的夏季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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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演:

瓦伦丁·卡迪奇|Valentine Cadic

主演:

布兰迪尼·马德克|Blandine Madec

英迪亚·海尔|India Hair

阿卡帝·拉德夫|Arcadi Radeff

类型:剧情|喜剧

时长:78分钟

年份:2025

《巴黎夏日》在柏林世界首映之后,入围了一系列其他的节展,卡迪奇因此去到了此前她没去过的很多地方。这次的法国电影展让她第一次来到中国,和喜欢《巴黎夏日》的观众接触。电影让许多人产生了强烈的链接和共鸣,这让她感到惊奇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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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法国电影展映在温暖春日回归,自3月25日至6月底,《巴黎夏日》在内的十一部新近法国佳片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杭州、成都、西安、广州、深圳、昆明巡回展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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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正文——

Q:我是去年十月在釜山看的这部片子。在那之前,我已经听到许多中国影迷讨论他们有多喜欢这部电影,尽管有关盛大的奥运会,电影给人的感觉很轻盈、悠闲,一点也不浮夸。看完之后,我完全理解了为什么有这么多观众会产生共鸣,虽然这是一个法国故事,但也具有一种普世价值。我很好奇,在巴黎拍奥运会这个想法,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卡迪奇:谢谢你这么说。之前我拍《奥马哈海滩》的时候,我一直试图在虚构与纪录片之间寻找一种结合。《奥马哈海滩》中有一些事件是我现场纪录,并与虚构内容结合在一起。

奥运会开幕的两年前,我的一位制片人和我聊起过奥运会,问我:“你对这个事件感兴趣吗?”我当时觉得,噢,也许吧,然后就做了大量的调研。有趣的是,一个活动如何改变了那么多与这个活动并不相关的人的生活,以及一座城市。创作这部电影的另一个初衷是,我真的很想再次与布兰丁·马代克合作,就是我们的女主角。我开始想象一个发生在这个城市里的故事。我从小就对巴黎很熟悉,因为我是在巴黎郊区长大的,如果我去巴黎,一定是有什么想看的,或者特别想做的事。

Q:关于运动员贝瑞尔·加斯塔尔德洛,我在一些资料中读到,你是通过Instagram联系到她的。所以她在奥运会开始之前就已经参与到这个项目中了吗?

卡迪奇:是的,我在奥运会的两年前就给她发了消息。这件事非常有意思,因为我当时和编剧玛丽埃特·迪塞一直在寻找一位运动员,作为我们主角来到这里的动机。我们希望能找一位与我们的角色有共同点的运动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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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找到贝瑞尔时,我被深深打动了,因为她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谈论心理健康问题。我不知道中国是否也是这样,现在在法国,很多运动员开始讨论这个话题和其中的艰辛。对奥运一无所知的人,看到的只是那些拥有众多赞助商的强者,但实际上运动员的生活非常不稳定且复杂,他们并没有什么钱,生活其实很艰难。

贝瑞尔冒着风险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发声了,这让我觉得她非常了不起。正因为她发声早,她没有那种打磨过的形象。通常如果你有赞助商,就不能随心所欲地说话,但贝瑞尔没有赞助商,所以她是自由的,非常真实。

我提前两年联系她的时候,她对这个项目非常感兴趣。她是个非常慷慨的人,跟我讲了她的生活,说她很喜欢电影,并且百分之百信任这部片子。我相信正是因为这份信任,让更多人开始相信这部电影。当我们说贝瑞尔会参加奥运并出现在电影里时,人们变得更感兴趣了。我认为这确实对拍摄电影很有帮助,所以我非常感谢她。她的拍摄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部分是在奥运会期间,第二部分是在奥运结束之后,她对参与其中感到非常开心。

Q:巴黎原本就是一座非常繁忙的城市,在奥运期间更是格外拥挤,尤其你还在奥运场馆周边取景,我很惊叹于你能顺利完成拍摄。你是怎么做到的?拍摄时你的团队大概有多少人?

卡迪奇:在第一阶段拍摄时,我们的团队非常精简。有时只有两三个人,最多也就四五个人,视情况而定。我们需要精心组织拍摄,比如片中的游泳池,实际上是由三个相距甚远的地方拼接而成的:一个是真实的竞赛泳池,一个是作为外景的体育场,而内景又是另外一个泳池。所以,为了重建那些无法进入的场所,我们需要发挥大量的想象力。

但片中所有的奥运场景都是真实的,镜头里的都是真正的游客。我们没有请任何群众演员,全是真人。拍摄他们时,我们需要跟在后面跑,去征求拍摄许可。所以,在片尾字幕里你会看到很多人的名字,那都是签字并同意出现在电影里的人。我以前拍短片时也喜欢利用现场的人群,所以知道在一般情况下,大家都很乐意出现在电影里,并且对此充满好奇。对我来说,这种拍摄环境并不会让人压力倍增,反而我很享受。我真心觉得,普通人的想象力往往比导演还要丰富,写剧本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某种设计太过了,但在现实生活中,人们是如此奇妙,总能带给你很棒的想法。生活本身拥有的想象力远胜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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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所以你基本上就是先拍,然后再请他们签署合同吗?

卡迪奇:是的。或者有时候是先签字再拍摄,视情况而定。

Q:布兰丁在泳池遇到本杰明的时候,我也在想那个泳池是否就是奥运会比赛真正使用的那个场馆?

卡迪奇:我们使用的泳池看起来完全一样,但其实是另一个。奥运会之后紧接着还有残奥会,出于安保原因,我们无法进入真实的竞赛场馆内部拍摄。所以我们拍摄了真实的奥运游泳馆外景,但内景是在离巴黎不远的另一个城市拍摄的。

那是唯一一个我们进不去的地方。其实很多奥运场地我们都成功进去了,比如粉丝活动区。但唯独游泳池,当时奥组委的人直接对我们说:“别再给我们打电话了!”因为我们整个团队都在不停地恳求:“拜托,拜托,拜托!”但他们坚决说不行,出于安保考虑,任何人都不能进去。所以我们找了另一个游泳池,过程也非常复杂,因为当时运动员在很多游泳馆里训练,我们费了好大劲才找到这一个,用了两个晚上和本杰明一起拍摄了那场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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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也在想,如果你要使用奥运比赛的实况素材,你也得打电话联系授权,对吧?

卡迪奇:是的。我们在筹备电影时询问了奥组委是否可以使用素材,结果费用极其昂贵,而我们只是一部小成本电影,所以我们问他们:“一分钟要多少钱?”价格高得吓人,我们最终在全片中只用了总计一分钟的官方电视转播画面,而且是省着用的,这里用一秒,那里用两秒,全是这样拼出来的。

虽然全片只有一分钟关于比赛场面的官方素材,但我们做了大量的特效,挺有趣的,这明明不是一部超级英雄大片,却有很多特效,比如要把那一分钟素材里的五环标志全部抹掉,因为我们没有获得那个标志的使用授权。我们有一位非常出色的剪辑师丽莎·雷蒙,和她在一起工作,我会清楚哪些素材可以放进电影,哪些会耗资巨大。在法国,如果你拍摄艺术作品或者著名的建筑物,这会涉及到建筑师和设计师的版权,费用也会非常昂贵,我们不得不拍了很多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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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虽然这部电影讲述的是一个让全城人都卷入其中的盛事,但我显然能感觉到,布兰丁拥有她自己的世界,她的姐姐朱莉还有前姐夫保罗也各有各的生活难题,所有的人物都有极其孤独的一面,即便奥运会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他们依然无法完全融合。你是如何去营造这种宏大的拥挤场面,与每个角色内心孤独之间的反差的?

卡迪奇:你说得非常有意思,因为写布兰丁这个角色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探讨孤独,这确实是这部电影的核心,本质上,它是各种人的孤独在她身上的交汇。对于这个角色,我最初的设想是探究在宏大的城市和盛事中,孑然一身的一位女性。关于这一点人们难免会有很多疑问,或许就是因为她是女性,人们无法理解她为什么要独自生活。我觉得这部电影是以一种方式带我们走进那个孤独的时刻,让她展现:这就是我想要的,这是我的选择,我很热爱我的生活。然后她传达出这个态度:独自一人也没关系。

我对独处的人很感兴趣,当你独处时,你会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观察世界。这其中包含脆弱的一面,但当人与人之间产生连接时,那种美妙是如此重要,能成为触动你并让你铭记一生的时刻。所以我很喜欢探讨我们如何看世界,以及别人如何看我们。我和玛丽埃特确实认为,奥运会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了角色的孤独。这其实关乎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

有时候观众刚开始看电影时,可能会觉得“啊,她有点怪”,或者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她,但随后他们获得了一些零星的信息,渐渐了解了她。通常在电影创作中,人们读剧本时总会要求角色有所成长或转变。但那并不是我对这部电影的构想,更像是观众在观影过程中,自己对角色和整部电影的看法发生了转变。我不觉得角色从开头到结尾有太大的变化,她只是意识到自己并不属于大城市,也不属于这种宏大活动,但这没关系,她最终见到了家人和本杰明,然后开心回家了。

Q:你为了这部电影准备了多久?预算又是多少?

卡迪奇:预算很低,我不记得确切的数字,但不到100万欧元,这在法国电影界算是非常小的规模了。在法国,如果一部长片首作能有200万欧元的资金,那就算很理想。一旦预算低于100万,情况就会变得非常棘手。

对于长片电影来说,筹备两年其实并不算长,通常可能需要三、四年甚至更久。我很喜欢“有一个特定事件”作为背景,就像是立了个军令状:两年内,要么我把这部电影拍出来,要么就彻底放弃,我可不想一写剧本就是十年。有时候你去拉投资,别人总会说“再改改剧本”。我知道自己还年轻,所以有时人们会这么说,以前拍短片时我也这么干过。但这次有奥运会,逼着我必须在那个时刻完成,它成了一个死线。

我和玛丽埃特花了一年半的时间构思剧本,然后开始找钱。我去了CNC(法国国家电影中心)。在法国,每张电影票里都有一部分税收是用来扶持新导演的。为了向CNC申请这笔钱,当时我只有15分钟的时间去说服评审团,如果他们给钱,电影就能拍;如果不给,这电影就没了。当时大约有20个项目在竞争,他们只会选出3到4个给予资助。在那15分钟里,我就觉得:天呐,我的命运可能就在这一刻改变。在出结果前的前一天我压力巨大,当CNC宣布我拿到钱的那一刻,对我来说就像整个人生都要改变了,那真的是一个很棒的时刻。

真正的团队协作,包括摄影、声音、服装设计等所有环节,都是在奥运会前的一两个月内完成的。当奥运会开幕的那一刻,我们的拍摄也正式启动了。那是奥运会的起点,也是这部电影的起点。那种感觉简直疯了,当一切真正开始时,我感觉:这是真的,我们上!

Q:这很像过山车,因为电影在柏林首映的时候,距离你拍完电影其实才过了半年。

卡迪奇:是的,中间完全没有休息。拍摄一结束,我们就立刻开始剪辑。等我们剪完,柏林电影节就通知入围了,但当时电影还没做完,还有混音和调色。所以其实直到柏林开幕前两周,我们才真正完工。一切发生得太快了,我甚至都没来得及去看成片,就和整个团队一起去了柏林,和观众们一起初次完整地观看这部电影。一切都像加了倍速,我根本没时间去深思,或者去担心电影会不会进不了电影节。这种事其实经常发生,你拍了一部片子,却没机会和观众见面,我很清楚这种可能性,拍的时候也心想:可能拍是拍完了,但谁也看不到。结果,因为入围了柏林,这部电影开始在世界各地的电影节放映。这一年来,我去了很多国家,见到了很多来自不同文化的人。非常有趣的是,大家关于孤独的话题都有着惊人的共鸣。我觉得这是每个人都会有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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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一部电影能入围几乎每一个重要的亚洲大电影节,确实非常罕见。我也读了很多评论,有人说在当下的电影院里,应该多一些像《巴黎夏日》这样的电影,首先它是低成本制作,其次它很轻盈,时长不到80分钟,这简直是个奇迹,因为现在的电影院里到处都是那种长得要命的片子。另有一条评论说,能感觉到这个角色身上发生了很多事,但这些事似乎并没有真正影响到她,生活仍将继续,而她的经历正是观众会在电影院里有的感受。你如何看待现在的院线,要么就是一看就很穷的独立电影,要么就是超级商业大片,而你似乎是在这两者之间寻找平衡?你以后还想继续用这种方式拍片吗?

卡迪奇:我17岁开始进入电影圈当演员的时候,就参与过很多不同的项目,有的投资巨大,有的分文没有。后来我在巴黎学电影,看了阿涅斯·瓦尔达的《拾穗者》,那对我来说是一次巨大的震撼,在我看来那是一部大的电影,因为它太美了,但瓦尔达拍片时其实只用了摄像机,她说她只需要摄像机还有她自己。这让我开始以不同的方式去想象电影。学生时代我也看了很多别的片子,比如茹斯汀·特里耶的《索尔菲雷诺之战》,很多电影预算很低,但非常令人印象深刻。我当时就在想,利用某些元素把低预算拍出大电影的感觉,是非常聪明的做法。所以我对很多利用这种预算规模的导演都非常感兴趣。

但也存在一个现实问题:拍这类电影其实挺难的,尤其是对团队成员来说,因为他们的薪水通常不高。我不想让这种事再发生,如果可能,我会争取越来越多的资金,给大家好好发工资。但我认为这不会改变我观察世界的方式,也不会改变我拍电影的方式,我觉得这更像是一种进化。

在法国,有很多女性导演拍出了她们的第一部长片。但到了第二部,女性导演的身影就变少了,而当我们谈到大预算项目时,就更看不到女性了。我觉得这并不正常。我真心认为女性也可以在拥有充足资金的情况下去构思和探索这类题材,所以带着更多的预算去想象这种电影是很重要的,这能进一步推敲故事,而不仅仅是把片子拍长或拍大。对我来说,布兰丁是一个非常强大的角色,在通常的大制作里,强大的角色往往意味着暴力的角色,可对我而言,强大的角色应该是有智慧的角色。

在中国,有一部电影叫《好东西》。我不确定它的预算高不高,但在我看来,那是一个大制作,这种电影最吸引我的地方在于它很有智慧。这类电影完全可以成为大众喜爱的作品,同时其中的每个角色又都充满复杂性和智慧,这才是有趣的地方。我认为布兰丁这个角色之所以强大,是因为她的善良,以及她的清醒自知。生活中有很多这样有趣的人。我对那种只顾着暴力、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暴力或者为什么没人爱他的男性形象不感兴趣,有很多类似的角色都让我觉得索然无味,但有时只要具备了复杂性,故事就会变得有趣。我觉得我们可以通过一种进化的方式去探索,我也真心希望自己能有第二部电影。

Q:这部电影还有一个非常棒的地方,就是它对布兰丁没有任何审视或评判。布兰丁看起来就像我们普通人,不是那种超级性感、美艳动人或者自带明星光环的形象,她长得和大家一样,就拉近了和观众之间的距离。这样的女主角在当下的电影中其实并不多见,因为大多数男导演总会倾向于选择性感美艳的女演员,而你是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出发。我知道你以前和她合作过(《夏日假期》),她身上的什么特质让你想继续合作?

卡迪奇:关于布兰丁,最让我感兴趣的是她在即兴表演上的天赋。她非常出色,既聪明又幽默,所以和她合作对我来说非常有意思。

至于外貌方面,我在写剧本时其实没想过,因为那从一开始就不是我感兴趣的点。我是直到听记者提起才意识到这一点的。你知道,有时候男记者会表现得有点没礼貌,比如直接说:“她不漂亮。”可我当时的反应是:“我觉得她很美啊。”我心想:好吧,她可能不代表你想看到的那种形象,因为你已经习惯了,或者说我们都习惯了,在银幕上看到模特一样的女性,但那并不是人们生活的真实样貌。

有时候听到别人批评她的长相,我都有点无语,因为在我眼里她很美,而且这部电影讨论了很多的日常点滴,而这种日常感其实是非常难演的。布兰丁的表演其实很强,能够把这种日常性给表达出来。

Q:女演员和角色都叫布兰丁,尽管我知道她是在演另一个人,但这种重名还是会让我有种错觉:电影像是关于这位女演员的纪录片。

卡迪奇:当我在创作剧本时,我心里想的就是布兰丁来演,所以我给角色取名叫布兰丁。但这个角色和她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共同点,很不相像。在开拍前两个月,我给布兰丁打了电话,问她:你想让我把名字改了吗?她说:不用,没关系,我没问题。所以我们就保留了这个名字。

当我作为演员时,如果别人保留了我的本名,我会觉得这很好,说明他们在写剧本和构思时就认准了由我来演。我并不会觉得因为用了我的名字,演的就是我自己。对我来说,这更像是证明了对我的信任。

Q:英迪亚·海尔饰演的朱莉太棒了,角色有点乱糟糟的,透着一种疯狂的感觉,表演非常有张力。你如何找她来演的?

卡地亚:写剧本的时候,其实我完全不知道这个角色该找谁,有人说这个角色有点典型的巴黎女性的陈词滥调。让观众喜欢上朱莉(海尔的角色)其实挺难的,因为她有点疯,或者说不是疯,而是她正处在人生中一个非常激烈的阶段。我的制片人和英迪亚合作过,跟我提议可以找她,这样就能打破那种巴黎女性的刻板印象。她演过很多电影,每次我在大银幕上看到她,都很喜欢她的表演。

所以我联系了她,发了剧本。她读完后我们见了一面,然后她就答应了。她能接这部戏我非常开心,她和布兰丁之间的化学反应很好,在演这对虽然有共同点但又没那么相似的姐妹时非常奏效。能和英迪亚合作是我的荣幸,这是我的第一部长片,而对她来说,参演新导演的首作其实是有风险的。但她人非常好,付出很多时间,问了很多问题,和她一起工作非常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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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说到巴黎人,因为我也在巴黎住过一年,我记得有时候巴黎人确实不那么容易接近,会显得有点不友好。但奇怪的是,去年夏天,我在巴黎待了一小段时间,发现人们变得友善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奥运会之后发生了什么。就像布兰丁在奥运期间也遇到了各种人,发生了一些非常典型的巴黎体验。

卡迪奇:我觉得巴黎不会变(笑)。巴黎人确实非常内敛,他们和美国人恰恰相反。我去美国参加电影节时都惊呆了,我谁也不认识,但那里的人却对我格外友好。我心想在巴黎根本没人搭理我,大家互不说话。

尽管巴黎人一开始确实不怎么友好,有时当你找到了共同点,或者花了一些时间相处,他们是能够花点力气敞开心扉的。真正的巴黎人并不是很外向,有时我们确实可以再友好一点。

Q:关于电影里反奥运会的活动,你是否拍到了当时在巴黎发生的真实抗议?

卡迪奇:我和玛丽埃特写保罗这个角色的时候,非常希望他是反对奥运会的。这部电影并不是为了赞美奥运而拍的,我们希望能呈现多元视角,尤其是那些不支持这项赛事的人的观点。但我们当时也在观望,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接着,在奥运会开幕前两个月,有两万人被赶出了巴黎。这些人本来就已经很穷苦、很悲惨,本来就是无家可归者,现在又被赶走了,我们去找了一个叫“奖牌的背面”的组织,他们帮助了很多被赶出巴黎的人,也拍了很多视频和证据,分享给了我们。保罗的演员在片子里手机上放的视频,其实就是他们拍的。

巴黎的抗议活动非常多,市民之间的经济状况差异极大,在一个极富有的城市,街头到处都是无家可归者。以前我没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如果打仗了,我们就去与民众站在一起;如果政府做了什么我们不认同的事,我们也抗议。当时我正和一位外国女生交往,她总是问我:为什么你们整天都在街上抗议?这简直疯了!那时我才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国家都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可以这样做,我知道在很多国家这不被允许。法国的抗议有时多一些,有时少一些,如今发生了太多事情,我们真的无法坐视,但我清楚地知道我们可以去抗议,是因为我们是法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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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我很好奇你的下一个项目,有什么已经在筹备中的吗?

卡迪奇:我正在筹备两个项目,一个纪录片,一个剧情片。剧情片还在创作剧本的初期阶段,纪录片已经开始拍摄了,两个项目在同时进行。

Q:是关于什么的呢?

卡迪奇:我现在还不能透露太多,因为才刚开始。剧情片讲是一个不同的故事,但我们依然会追随一个女性角色的另一种形式的冒险。

Q:会在巴黎吗?

卡迪奇:目前故事发生在三个地方,其中一个地方在巴黎。

采访/撰文:蓝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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