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后诗人赶上了“晚唐”？育邦《草木深》给出一种新可能|70后|古典诗词|张执浩|毕飞宇|育邦|草木深|诗人|诗歌

4月8日，江苏省作协在南京召开“文学苏军新关注——育邦诗集《草木深》研讨会”。作为70后代表诗人、江苏文学的重要力量，育邦以诗集《草木深》展开了一场与古典传统深度对话的探索。诗人深入自然，深入历史的深处，与草木交谈，与陶渊明、杜甫、苏东坡对谈，在古今、天地之间从容地游走。与会专家们围绕这部“自然、文化与生命相互映照的沉思录”展开研讨。

接线的活儿：在古今中西之间点亮灯火

“在这本诗集里，育邦干的是一件接线的活儿。”中国作协副主席、江苏省作协主席毕飞宇使用一个生动的比喻开启了《草木深》的研讨。“他频繁地跟古人打招呼，屈原、陶渊明、苏轼……他不是在博物馆里隔着玻璃看古董，而是在和他们对坐。他不是要复古，而是要把古人那份心境，接到我们今人的电线杆上，看看灯会不会亮。亮了，就是通了。”当然，诗人不仅尝试接通古今，还接通中西。“他敢在诗里让庄子捡起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敢把鸠摩罗什和阿什贝利放在同一个句子里。”毕飞宇直言，这种写法，弄不好就是夹生饭，但育邦把它煮透了。“他是在用汉语的炉火，同时炖煮东西方的雪水，然后泡上一杯适合现代人喝的茶。”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教授张清华则从代际视角切入，评价育邦“成为一个南方诗歌传统、也是中国古典诗歌传统最核心部分的传承者”。他特别阐释了诗集名与杜甫“城春草木深”的呼应：“‘草木深’显然有家国之情，但我觉得不只家国之情，育邦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杜甫原诗当中的原意。”在他看来，江南这座“巨大的园子”里有葳蕤的草木和漫长的历史，育邦漫步其间，自己也渐渐成为这草木的一部分。张清华还敏锐地观察到70后诗人这一代的“命运”：“朦胧诗赶上了初唐气象，第三代赶上了盛唐和中唐，70后可以说是赶上了晚唐甚至五代……你在晚唐无法使用盛唐的口音、语言和意象去写作。”而育邦的可贵之处在于，“置身于晚唐，也怀想中唐时代”，以深远、宁静、幽微、精妙的特质，在细碎中见出深邃。

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认为，兼具世界文学修养与古典文献学背景的育邦，从整个中国当代诗人群体里面“突出出来”。《草木深》中育邦对话的人物，通常都处在历史的转折期以及某些衰弱期，如屈原、杜甫、黄宗羲、顾炎武……“这既是对于这些艺术家、诗人、学者思想探索的关注，也是探索凝聚在他们身上的中国历史精神和文化精神”。耿占春用“星尘的追慕者”来形容育邦的自我定位——“不是对万丈光芒的追寻，而是对星尘的微弱光芒的聚集”。他还特别指出，育邦的诗歌在处理自然时，“既有自然所体现对于人生命的冷漠，也把自然呈现出由于自然的再生能力、延续性、不断轮回，给人内心带来安慰性的东西”，这是在当代语境中对自然“赋魅和招魂”的尝试。

蹲下来看泥土：草木背后的生命哲思

毕飞宇描绘了育邦看待自然的方式：“他不是远眺风景，而是蹲下来，把脸凑近泥土，去看那些从裂缝里、从我们脚印旁边悄悄长出来的东西。”他称，育邦笔下的荠菜、樱花、菩提“哪里是意象？这都是邻居，是朋友，是每天打照面却未必打招呼的熟人”。育邦“把这些草木从背景里请到了前台，让它们开口说话”。毕飞宇还提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意象：“《光孝寺之路》《司空山》这些诗，感觉他不是在写诗，而是在守夜。他像那个守着寺庙或山林的更夫，在凌晨三四点，当所有人都睡了，他提着灯，去听树叶落下的声音，去辨认露水打湿的石阶。”

《诗刊》副主编霍俊明将育邦的写作置于当下诗歌现场的两个方向中审视——一边是互联网背景下的新大众文艺与素人写作，另一边是“对于优秀传统文化的转化、再造和重塑”的稀缺写作。他认为育邦的“对话诗学”超越了简单的知识化致敬，“保持了强大个体主体性”，“将这些人物的物象场景放在历史、文化、当下三个语境之下予以重新审视和激活”。霍俊明特别强调，在当代对话诗学体系中，育邦的实践拓展了传统的文人诗，把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中国化的传统带向了新格局。

诗人、湖北省作协副主席张执浩则从“声音”的角度解读育邦：“这本书可以当成一个组诗来读，调性是一致的。”他注意到育邦诗歌中“没有戾气，极其细致”，能够“用大量的意象和词汇形成一种氛围”，“把他者全拉到我的身边来，用我的方式把他们包容在一起，像个怀抱”。张执浩认为，中国古代诗人都是“行动者”“大地上的漫游者”，诗歌的本质是“寻亲访友”，而育邦“一方面和圈层的朋友之间互相唱和，另一方面缀合先贤”，正是对这种传统精神的接续。他将育邦与同为江南气质的诗人胡弦相比较：“胡弦写作是在一个意象当中深入挖掘，使张力无限扩大；育邦不是，他是在一首诗当中让大量意象在一起，形成某种平衡感。”

诗人、北京大学教授臧棣细致分析了育邦诗歌的独特价值。他表示，在新诗百年发展路径中，育邦把“风花雪月”这类曾被判定为“边缘化”的题材，“写成了一个独具气象的诗歌现象”。臧棣认为，育邦的写作“是对新诗长久以来偏重于历史诗学的尺度的纠偏”，他去掉了观念化的东西，重新还原到诗人的亲历；去掉了过度反讽，把诗意还原到了温润敦厚的感觉；去掉了戏剧化对抗，用诗歌当中更平静的东西还原了诗意本身。

诗人、图书策划人于奎潮则将《草木深》视为认识70后一代诗人的重要契机。他坦言，尽管当下诗坛仍是60后诗人的天下，但“70后是正在展开的一代，也是必将走向更加开阔的一代”。育邦以这份“扎实的文本”展示了同代人中的独特性。

此心安处是吾乡：一种值得珍视的“活法”

“在这个追求速度与效率的时代，《草木深》是一本让人慢下来、静下来、沉下来的书。它不鼓吹奋进，不迷恋喧嚣，而是珍视停顿、回望与内省……我们既是在讨论一本诗集，也是在讨论一种活法。”毕飞宇说。这番话引发了在场者的共鸣。张执浩也感慨，当代诗人“面临人的碎片化的情感”，与古代诗人“面对的地老天荒的亘古的人生现场”存在巨大差异，而育邦的写作提供了一种弥合这种差异的可能路径。臧棣也认为，育邦的诗人心态“一点不焦虑”，“回归到了平和智慧的心境当中”。在当代诗歌普遍追求“惊世骇俗的意义”、强调“介入现实”的背景下，育邦展示了另一种可能——“逃出现实的能力，跳出现实藩篱的能力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