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新闻记者 文康林
近日，西北大学副教授贾某某涉嫌抄袭事件持续发酵，学校回应称已启动调查。此前，八旬作家杨本芬也被指抄袭，不过“被抄袭”的作家王朔大方回应：“只言片语算不上抄袭。”这又引起对抄袭如何界定的争议。
此前已有多位作家陷入抄袭疑云，包括一些知名作家。其实，窃书，古代早已有之。
何为抄袭？
抄袭在古代又称剽窃、窃书。《礼记·曲礼上》记载：“毋剿说，毋雷同。”郑玄注释“剿说”为“取人之说，以为己说”，剿说、雷同就是抄袭。东汉仲长统认为，天下学士有三奸，其中有一奸就是“窃他人之记，以成己说”。韩愈又将抄袭者称为“剽贼”。明末顾炎武《日知录》有专篇讲到“窃书”，他认为汉代作家喜欢把自己的作品安在古代名人头上，晋代以来的抄袭者则窃取他人的作品当作自己作品，明代的作品无非是盗窃抄袭前人而已。
按顾炎武的定义，抄袭就是“以他人之书而窃为己作”，或将他人的学说“隐没名字，将为己说”。这与《现代汉语词典》对抄袭的定义相近：照着别人的作品、作业等写下来当作自己的。
古书。文康林 摄影
古代抄袭公案
班固的《汉书》就被指控存在抄袭。王充与班彪、班固父子同时代，又是班彪的学生，他没有明确指出班氏父子存在抄袭，但他认为“司马子长纪黄帝以至孝武，杨子云录宣帝以至哀平”，班氏《汉书》无疑受了司马迁和扬雄的影响。如果对照同一个人在《史记》和《汉书》中的传记，就会发现《汉书》大体上是参照《史记》书写，只是略有增删改动。比如对项羽外貌的描写，《史记》为“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汉书》为“长八尺二寸，力扛鼎，才气过人，吴中子弟皆惮籍”，可以说是完全照抄，略有字词改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葛洪则指控班固抄袭了刘歆，“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唐代刘知几认为班固同时抄袭了司马迁和刘歆，南宋史学家郑樵言辞激烈地批判了班固的抄袭行为，认为班固“全无学术，专事剽窃”。
到晋代出了一件抄袭公案，《世说新语》记载，向秀注《庄子》别具新意，可惜《秋水》《至乐》二篇还未完成就去世了，郭象得到一本向秀的《庄子注》，占为己有，补注缺失的《秋水》《至乐》二篇，又替换掉《马蹄》一篇，其余内容几乎原文照录向秀的注文，仅稍改词句，再夹杂一些自己的见解。郭象版《庄子注》大行于世，而向秀原注仅剩二百多条残篇。根据现存条目比对，完全相同的内容有28条，词义相近的有37条。郭象的抄袭和洗稿行为，证据确凿，不过他的版本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思想体系。
《南史·徐广传》记载了何法盛抄袭《晋中兴书》一事。郗绍在写《晋中兴书》过程中，向何法盛展示过部分内容，何法盛有意想据为己有，他对郗绍说：“你是达官显贵，这本书也不会提升你多少声誉，不如转给我，我一介寒士，默默无闻，凭借这本著作还可以像袁宏、干宝一样留名后世。”对于这种无理要求，郗绍当场拒绝了。《晋中兴书》成书后，何法盛再去郗绍家，趁郗绍不在，把书偷走当作自己的作品。
“抄”的艺术
古人早就感叹过“文章大都相抄袭”，俗语也有“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抄得巧妙还可以打着化用、用典、集句、隐括的名义“洗白”，这些都被视为“修辞手段”，不再是抄袭。
如屈原《九歌》中的名句“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在《艳歌何尝行》里被化用为“乐哉新相知，忧来生别离”。《艳歌何尝行》中的“五里一返顾，六里一徘徊”，又被《孔雀东南飞》简化为“五里一徘徊”。
王勃《滕王阁序》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偷语于庾信《马射赋》的“落花与芝盖齐飞，杨柳共春旗一色”。李嘉佑有五言诗句“水田飞白鹭，夏木啭黄鹂”，王维取用为七言“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只添加了“漠漠”“阴阴”四字，被后世称赞不已。
唐代吴融《途中见杏花》一诗中有“一枝红杏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陆游《马上作》抄成了“杨柳不遮春色断，一枝红杏出墙头”，又被叶绍翁《游园不值》抄走，从此大家只记得他那一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王安石《招叶致远》：“山桃野杏两三栽，嫩蕊商量细细开。最是一年春好处，明朝有意抱琴来。”全诗四句分别取自雍陶《过旧宅看花》、杜甫《江畔独步寻花七绝句·其七》、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及李白《山中与幽人对酌》的诗句，“集句”拼凑成的一首诗，却被夸赞“似不着力而天然成章”。
诗改为词称为隐括，苏轼是首创者。比如杜牧《九日齐山登高》原诗56字，苏轼改成《定风波·重阳》词取走52字。白居易《寒食野望吟》原诗56字，苏轼同样取走52字，只改了4字。当然苏轼一般会在序中说明取自谁的诗。
皎然提出“三偷”
唐代僧人皎然《诗式》中讲写诗存在三种雷同，语同、意同、势同，犹如偷窃。部分字句完全雷同属于偷语，“偷语最为钝贼”，上面一眼就能看出雷同的诗句都属于这类。
偷意就是借用他人创作的意境，或与他人的表达语意近似。沈佺期《酬苏员外味道夏晚寓直省中见赠》“小池残暑退，高树早凉归”也偷意于柳恽《从武帝登景阳楼诗》“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
更难以识别的是偷势，如苏轼《赠刘景文》“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就是偷势于韩愈《早春》“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王昌龄《独游》“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偷势于嵇康《送秀才入军》“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在今人看来，整本书、整章整节照抄这类“钝贼”行为容易判定。改头换面的偷意行为已很难认定抄袭，更别说偷势。借用鲁迅先生《孔乙己》中的话说，“窃书不能算偷……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但在皎然看来，这些都是“偷”。
把别人的创作成果“拿来”当作自己的，还不注明出处，这毫无疑问就是抄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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