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左翼需要一个外交政策纲领。该纲领应为美国规划一个积极的全球角色，并能争取到足够的民众支持，从而催生对“特朗普2.0”时代更深层次的抵抗，进而塑造“后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代政府的政策走向。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为加沙地带的种族灭绝画上了一个惊叹号。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政权借此向世界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只要军事实力允许，他们将不择手段。分析人士指出，这两个政权似乎认为自己不受任何规则或国际法的约束。
面对这种程度的冷酷无情，大多数欧洲国家政府、其他地区的许多政权以及美国民主党领导层的主要派系，仅仅提出了几项“程序性异议”，随后便随波逐流。
这是一条通向全球灾难的不归路。尽管目前达成了脆弱且令人欣慰的停火协议，但上述行径正在加速一个早已显现的趋势：世界各国政府正日益认定，其首要任务必须是增强军事实力。外界认为，这种所谓的“安全需求”同时也意味着各国将加紧镇压国内的反对运动。
为了阻止并扭转这一趋势，建立反对对伊战争以及华盛顿所犯下其他罪行的群众运动是必不可少的，但这还远远不够。美国左翼同样需要提出一套外交政策纲领，为美国设定一个积极的全球角色。
这一纲领必须争取到足够的民众支持，以催生对“特朗普2.0”时代更深层次的抵抗，并最终塑造“后让美国再次伟大”时代政府的政策。
这一愿景的出发点，在于认清当今世界紧密相连、人类生存正面临严峻威胁的现实。病毒的传播和核爆炸的辐射尘埃从来不分国界。
中东地区供应链的中断，正威胁着全球的粮食安全。而亚马逊流域的生态破坏，也正在对全球气候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在当今世界，除非所有人都能获得安全，否则没有任何人能独善其身。将争取人类生存的斗争、各国人民争取自决和反抗一切形式压迫的斗争，以及工人阶级争取权利的斗争交织在一起，是一项极其复杂的任务。
在一个以大国外交和国家间合作为主导的世界里，民主与社会正义运动往往能获得更有利的条件来实现其目标。
制定具有前瞻性的纲领，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弱化对即将消亡的、由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批判，而是要求我们准确评估“特朗普2.0”时代所面临的加剧风险。这意味着必须打破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之间很大程度上人为制造的界限。当军国主义、种族主义和厌女症在海外大行其道时，这些病态心理不可避免地会反噬国内。
如今，安东尼奥·葛兰西的一句名言在左翼阵营中广为流传：“旧世界正在死去，新世界正在挣扎着诞生。”寡头政治的不同派系正争相涌入这一“过渡期”，试图塑造未来的走向。
“让美国再次伟大”运动及“特朗普2.0”阵营声称，在制定政策时考虑民主或人权等价值观，如果不是叛国，至少也是幼稚的，而多边机构仅仅是束缚美国权力的枷锁。
该阵营认为，保持全球“杀伤力”第一，是让“传统美国人”获得安全与繁荣的必由之路；在清除或压制目前居住在美国的各类“异己”之后，这些“传统美国人”将主导整个国家。
。与之相对，美国精英阶层中的反“让美国再次伟大”派系则坚持认为，过去80年基于规则的世界秩序造就了伟大的美国生活方式。他们表示，只需纠正越南和伊拉克等少数“错误”，就能重回正轨。
在加沙种族灭绝持续进行、对伊战争灾难日益显现的背景下，对帝国守护者大声说“停下”的人数正与日俱增。煽起这股反对的烈焰，并为这数以百万计的民众提供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愿景，正是积累政治力量、彻底改变美国在世界上所扮演角色所必需的组合拳。
眼下的问题很清楚：旧的霸权路子越走越险，可新的方向还没有真正立起来。要是只会踩刹车，却拿不出该往哪条路开的办法，这辆车还是可能在慌乱中冲进更大的沟里；而一套讲得明白、也让普通人觉得和自己日子有关的外交纲领，才可能把反战、反压迫和对国内现实的不满慢慢拧成一股劲。接下来美国左翼能不能把这件事做成，恐怕才是后面真正值得盯着看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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