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艺博策展人写下《竹之道》，揭秘一条比丝绸之路更古老的“文明通道”|三星堆|丝绸之路|中华文明|手工业作坊|清华|竹之道|青铜

竹影横斜，跨越山海，一根青竹串联起被时光尘封的文明密码。本文为“中华文明的回响”系列之三，聚焦一条比丝绸之路更为古老的“竹之道”。

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策展人及学术部负责人谈晟广在新书《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以下简称《竹之道》）中，跳出传统“物质交流”的视角，全新梳理出这条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的古老通道。作者将考古遗存、文献记载与神话传说一一铺陈，生动展现了中华文明的开放性、包容性与深远影响力，为理解文化交流提供了全新视角与历史注脚。

《竹之道：从三星堆到地中海》谈晟广著中华书局

穿过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的高耸廊柱与宏阔大厅，走进博物馆内的办公区域，谈晟广从层层叠叠的书堆中起身。

他身后的一面墙上贴满展览海报，一眼便知，这是谈晟广这些年来策划的重磅展览。2019年“阿富汗国家宝藏展”展出了战火中的艺术品重器，2023年“亚欧大陆早期金属艺术与文明互鉴展”系统性地梳理了金属制造技艺与信仰的变迁，刚刚结束的“中原古代文明精粹展”则通过河南地区的文物诠释“中国”之“中”的象征意义。

从策展到写书，谈晟广同样在完善着自己的研究体系：不把器物当作孤立的存在，而是将其放在更大的时空坐标中，寻找它们之间的联系，从而揭示文明的交织与流动。

谈晟广的书架边赫然立着一竿竹杖，这是一根与江南毛竹、紫竹明显不同的筇竹，它竿壁甚厚、竹节格外隆起，看起来比南方之竹更嶙峋、更坚硬。这件友人赠送的“标本”，正是“竹之道”的研究主角。书中那些使人感到新奇的研究结论一下子浮现在眼前——这或许就是反映中国西南地区古老“竹祖崇拜”信仰的实物；彝族的创世史诗中，始祖从竹中而生；筇竹杖自古便是“杖之极”，象征着神圣与王权；而在三星堆，金杖与青铜神树之上，同样可以看到竹节的意象，那或许正是沟通天地人神的符号……

记者迫不及待地开始对谈晟广的采访，将话题引向神秘的竹文化。

宋元古画中出现的筇竹杖

开启早期中国的新讨论

上书房：我们从三星堆开始说吧，您在《竹之道》中推断，三星堆出土金杖本来包裹的植物极有可能是四川盛产的筇竹，青铜神树的原型可能也是竹子，这和传统解读的将神树关联到《山海经》等文献中的神话宇宙中的树很不一样。

谈晟广：《竹之道》对金杖与青铜神树提出了一个植根本土文化脉络的新阐释。我立足古蜀及更广阔地域的文献与考古证据，系统揭示了古蜀及西南地区普遍存在的“竹崇拜”现象，为理解这些器物提供了在地化视角。

在西南民族史诗和神话中，竹杖常被描绘为拥有降服魔怪、沟通天地神力的“神杖”。三星堆出土的多株青铜神树，其树干中空、分节，枝干亦从“节”上生出，果实呈尖桃状或成串，这些特征均与自然界竹子的形态及生长规律（竹节、中空、竹子的果实）高度相似。同时，祭祀坑中发现了大量竹亚科灰烬，证明竹在燎祭中扮演过重要角色。

此外，古籍中反复记载凤鸟“非竹实不食”，而神树上数量众多的凤鸟形象，这种“凤鸟—竹实—神树”的组合，强烈暗示这些青铜“神树”的原型很可能就是被赋予通天象征的竹子。彝族史诗《金竹通》中“金竹往上长，竹梢通天体”的描述，或正是此类观念的生动遗存。

而三星堆三号坑新发现的刻有“神树纹”的玉琮，以及金沙遗址出土的典型良渚式十节玉琮，为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与上游的古蜀文明之间可能存在的观念交流提供了实物线索。

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号大型铜“神树”

上书房：您的推论让学术界作出了什么反应？

谈晟广：目前来看，学界确实认为这一观点有些出人意料。无论将其视作一种推论还是一种假说，它都根植于既有的考古发现与文献记载。当然，其可靠性仍需接受更严格的检验——这包括更多直接的考古证据、更精细的器物比对，以及更深入的多学科综合研究。

看似只是作为使用材料的竹，更可能是贯穿长江流域上下游早期文明、共享核心宗教的象征符号，它也许可以构建起一个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东方。这是对古蜀文明研究乃至早期中国精神文化史研究框架的重要补充，我们从中开启了一个关于早期中国象征系统起源与传播的新讨论。

重走“竹之道”的隐秘线路

上书房：您的故事从一个历史悬念开始，汉武帝时期，出使西域的张骞十多年后回到长安，他向皇帝提到的大夏蜀布和筇竹杖，您由此推测出“竹之道”的存在，它的具体路线大致是怎样的？

谈晟广：我认为，张骞在大夏所见之筇竹杖与蜀布，确凿指向一条连接中国西南地区与南亚的古老通道。这条通道在《史记》《汉书》《华阳国志》等文献中已有记载，常被称为“蜀—身毒道”（“身毒”是中国古代对古印度地区的称呼）。

“竹之道”不是一条单一线路，而是一个网络化的交通体系。具体路线大致可以这样勾勒：东线，以成都为起点，经由宜宾，沿“五尺道”向西南行进，经过云南昭通、贵州赫章，再进入云南曲靖，抵达昆明、楚雄，最后在祥云附近与西线会合，共同前往大理；西线，同样从成都出发，向西南经雅安（古灵关道）、西昌（古邛都）、盐源等地，进入云南后经大姚、祥云，最终抵达大理；汇合后的主干道——从大理继续向西，为穿越横断山脉的险峻路段，经过保山（古永昌郡），在此跨越澜沧江（古有竹索桥），然后翻越高黎贡山（古道尚存），抵达腾冲，从腾冲的古永镇（今猴桥镇）出境，进入缅甸密支那地区，继而通往印度东北部（如阿萨姆邦一带），最终深入南亚次大陆。

这条通道将蜀地、滇地与身毒（印度）紧密相连，为早期中国与外部世界的交流提供了关键路径。

澜沧江上。新华社概念图

上书房：您试图重走“竹之道”的部分路线，有何新发现？

谈晟广：我走过四川的三星堆、成都，以及云南的昆明、大理、保山、腾冲等地，也曾徒步过高黎贡山的古道。

如果要说有什么新的发现，我想强调的并非地理路线层面的修正，而是提出一条以“竹崇拜”为核心的文化传播路径。我梳理了西南地区诸多少数民族尤其是彝族的史诗、祭辞与仪式中关于竹生祖先、竹制祖灵，以及竹为通天神杖（如“策举祖”与“支嘎阿鲁”所持）的丰富记载，并将这些观念遗存与三星堆考古现象相联系。由此，我试图论证，“竹”作为一种贯通天地的神圣象征，很可能沿着“蜀—身毒道”这类古老的交通网络，在古蜀文明与南亚、东南亚等更广大区域之间流动、演变。

虽然我在写《竹之道》期间没到过印度，但我通过对《梨俱吠陀》《摩诃婆罗多》等印度古代史诗的梳理，在早期印度信仰体系中有了重要发现。有文献记载，最高天神因陀罗的祭祀仪式以“一百根竹竿”作为重要祭品，因陀罗还曾向国王赠予竹竿，并由此确立以竹竿为核心的“因陀罗节”。这些记载表明，竹子在南亚宗教传统中同样具有通天、王权与神性的核心象征意义。

张骞出使西域（敦煌莫高窟第323窟）

上书房：您的发现进一步印证了“竹崇拜”观念可能沿着欧亚大陆东南部的古老交流通道，向更远区域持续扩散与演变的假说。那么，“竹之道”是不是另外一条“丝绸之路”？

谈晟广：不能这么说。“丝绸之路”代表了广义的东西方物质与文明交流框架，而“竹之道”则通过张骞的偶然发现，揭示了其中一条专注于精神信仰传播的隐秘支线。它以“竹（或多节）崇拜”为核心，从中国西南经由“蜀—身毒道”辐射至南亚、东南亚，形成一个跨区域的隐喻体系，并可能通过印欧语族迁徙影响更远的西方。

这种精神层面的交流——涉及宗教、王权与宇宙观，其意义深远，往往比物质交换更具文化塑造力，为理解早期全球互动提供了更丰富的图景。

跨越器物与空间的对话

上书房：您在竹器研究中，是否对某一件具体文物产生过强烈的直觉或个人感情，它会影响您的理性分析吗？

谈晟广：我对一件文物始终抱有强烈的直觉与情感共鸣——那便是陕西历史博物馆馆藏、汉武帝茂陵一号无名冢出土的西汉竹节熏炉。

这种感受并非简单的欣赏，而是一种由视觉、文献与历史想象共同催生的直觉：它远不止是一件华美的宫廷用具，独特的竹节造型必定承载着西汉早中期国家祭祀与意识形态构建的关键信息。

西汉竹节熏炉（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上书房：您的这种“确信”，很像一种“问题意识”。

谈晟广：这种挥之不去的“问题意识”，成为我持续数年对其进行理性探究与学术构建的原动力。

这件熏炉的盖与底座上，两次被郑重地刻写“金黄涂竹节熏炉”的铭文。在西汉器物中，如此明确的自铭极为少见——它强烈暗示，“竹节”在当时的宫廷语境中，并非随意选择的装饰母题，而是一个被共同理解、具有特定神圣意义或政治隐喻的符号。

我的研究结论由此而生：这里的“节”，可能不仅指向竹的自然茎节，更隐喻着礼法制度、天地节律与政治秩序。熏炉的竹节形态，很可能正是这种抽象观念的具象表达。

筇竹

上书房：这种由直觉驱动的追问，最终站得住脚吗？

谈晟广：完全可以。由此引发的系统的学术分析，首先来自实物与文献的互证。我对竹节特殊性的敏感，引导我系统梳理从《周易》《礼记》到汉代政论中关于“节”的论述，追溯其如何从自然时序的节点，演化为道德规范与国家制度的象征，如“立中制节”“节辅王命”“取象竹节”等。

其次是微观器物与宏观背景的联结。我将这件熏炉置于历史大背景下考察，它出自未央宫，在同一时期的国家祭祀中心——甘泉宫中，设有名为“竹宫”的核心建筑，史载“以竹为宫，天子居中”。由此，熏炉的“竹节”造型与甘泉宫的“竹宫”建筑，通过“竹”这一媒介，形成了跨越器物与空间的深刻对话。它们共同指向一个以竹为象征、贯通天人的礼仪与观念体系。

探寻东西方的“神圣”想象

上书房：竹和杖在东西方的象征意义有什么区别与关联？在我们通常所认为的尚不存在贸易和交往的远古时代，关于“竹”的东西方意象的相似性，又是如何产生的？

谈晟广：在东方世界的象征体系中，“竹”因其自然形态和生长特性，被赋予了通天、祖灵起源、王权神授的核心内涵。

而在西方（以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古罗马为例），人们崇拜的核心是“多节柱状物”的抽象形态，而非特指竹子。自青铜时代晚期以来，从安纳托利亚的赫梯帝国、迦南地区，到古希腊、伊特鲁里亚，直至罗马帝国，广泛存在三马蹄形足、高柄、多节装饰、顶部承托灯盏或香碗的器物，此外，还有犹太教“七枝灯台”等一系列器物，其象征意义围绕神圣、通天、祭祀权力与王权展开。古埃及金字塔经文将焚香之烟视作法老升天的阶梯；《旧约》中，灯台和香坛是耶和华严格规定、唯有祭司方可使用的圣器。它们共同的特点是具有多节状装饰的高耸造型，而非直接与“竹”这一特定物种形成文化关联。

阿富汗蒂拉丘地墓穴出土的“圣树”造型金王冠

上书房：是否可以这样理解，“竹”在东方与“多节柱状物”在西方，代表了不同文明对同一类神圣形态的不同文化阐释？

谈晟广：是的。它们的区别源于各自独特的生态环境与文化传统；而它们的关联，则可能根植于一个远古时期欧亚大陆共享的、关于“通天”与“神圣权力”的原始观念。

这种观念，伴随着人群迁徙（如印欧语族）、早期的远程交流（如“蜀—身毒道”），以神圣符号（多节形态）为载体进行传播，并在不同地区与本地信仰结合，从而催生了形态和功能高度相似的祭祀器物（香炉、灯台）。

古希腊/古罗马的香炉、灯台与中国汉代竹节熏炉跨越时空的形态相似性，不能简单归因于巧合，正可能是这一漫长而隐秘的“观念传播之路”存在的物质证据。当然，关于传播的具体路线、中间环节与相互影响的深度，仍有待未来更多考古发现与跨学科的深入研究。

西方各种牧杖造型

深入少数民族文明史

上书房：您在书中讲到少数民族的信仰、文化、祭祀、通灵、神话故事等，他们对世界的独特认知，对现代人的世界观是否有价值和启发？

谈晟广：中国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信仰、祭祀仪式与神话故事，背后的认知方式构成了一套深刻、系统且与其生存环境紧密相连的宇宙观、生命观和社会组织逻辑。

少数民族的大量知识（如创世史、族源迁徙、道德规范、生存技能）并非通过抽象文字理论，而是蕴含在史诗（如彝族《支嘎阿鲁王》《阿黑西尼摩》）、祭词（如《普兹楠兹》《恳洪》）和复杂的仪式（如丧礼、跳弓节）中。例如，彝族史诗详细描述了天神策举祖如何使用“测天杖”（竹杖）丈量天地、派遣英雄治理洪水，这不仅是神话，也是对世界秩序建立、权力合法性（神授王权）以及人与超自然力量关系的叙事性阐释。

上书房：这些都提示我们，在逻辑实证的知识体系之外，叙事、象征和仪式对于文化认同、情感维系与价值传递，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谈晟广：少数民族的观念历经漫长岁月，以口头文学、祭祀习俗等形式顽强传承，并在不同族群中产生变体。这说明，这种基于自然物崇拜的认知模式具有强大的文化适应性和心理基础，它并非静态的“原始遗存”，而是动态的、不断被讲述和实践的活态传统。

对现代人而言，这提醒我们珍视文化多样性，并认识到某些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如对生命起源、死亡归宿、天地沟通的追问，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在各种文明中持续表达。

彝族毕摩法杖杖头（左）与竹制丧祭标（右）

上书房：您还会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进行进一步研究吗？

谈晟广：是的。我对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抱有极大的兴趣。这项研究，如同一场沿着“竹之道”进行的、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的思想探险，我还要将它持续下去。

比如，我最近比较关注彝族史诗《铜鼓王》与中国西南地区古滇文化考古发现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为理解该区域的古代历史提供了珍贵线索。史诗中关于族群起源、迁徙、联姻与冲突的叙事，并非虚妄传说，而是与文献记载及地下实物相互印证的历史回声。史诗提及起源于“天山”“昆仑”“草原”一带的游牧族群“昆明人”南迁进入滇池区域，并与当地的“滇人”共处、联姻。这一迁徙与融合的宏观图景，在考古学上得到了印证。

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不仅关乎彝族文化的深邃历史，更是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之形成，以及早期欧亚大陆文明互动宏大图景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上书房：种种“思想探险”的成果，是否最终会体现在清华艺博的展览中？

谈晟广：我很想做竹文化主题的展览，但目前还没有具体计划。

近年来，我在清华艺博主导的特展主要围绕中华文明源流和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两个角度展开。前者有以陕西、山西、山东和河南等各省为单位的古代文明精粹展，我围绕“中国”这一根本议题展开，力图揭示“中国”之“中”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的中心指向，更是一种文明形态与精神秩序的象征——它体现了中华民族对礼序和谐的永恒追求、对多元一体格局的长期实践，以及对人类共同价值的深远贡献。后者则包括阿富汗国家宝藏展、日本与汉唐时期的文化交流展以及早期金属艺术、玻璃艺术展和陶瓷艺术展等，我试图深入探寻欧亚大陆乃至更广阔时空范围内文艺与技术的传播轨迹。这些展览不仅呈现了跨越边界的对话与融合，更致力于揭示一个核心命题：中华文明如何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通过主动吸收、转化与再创造外来文明成果，不断丰富自身的内涵，拓展精神的疆域，从而实现生生不息的成长与壮大。

每个大型特展本质都是一个跨学科研究项目，核心在于提出并试图回应一个具有前沿意义的真问题。将展览现场构建为一个开放、严谨且充满问题意识的“学术现场”，我们方能在专业的探索与公共的启迪之间建立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