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7月，冈村宁次就任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随即调集5个师团、6个混成旅团共7万余兵力，对晋察冀边区发动了空前残酷的“梳篦式清剿”。日军将攻击重点放在了八路军后勤系统和党政机关上，采用远程迂回的新战术，专门围堵行动迟缓的非战斗单位。
10月4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前夜，白求恩卫生学校政委喻忠良，带领着两百余名教职员工、学员，从河北曲阳县杨家台村的临时驻地出发，向唐县、完县、易县交界处的花塔山转移。这支队伍里，70%是15到20岁的女学员，她们大多是放弃了优渥生活投身抗日的青年学生，配属的警卫力量只有一个加强排。
此时的花塔山，早已成了日军合围圈里的“绝地”。10月5日中秋夜，除了白校队伍，花塔山上还聚集了冀中军区后勤部人员、逃难群众两千多人，几乎没有强有力的战斗部队。当晚，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杨成武，带领一分区机关和3个战斗连队共700多人，也从玉皇庵转移到了花塔山上。
10月6日黎明，天刚蒙蒙亮，杨成武举起望远镜向山下望去，不由得大吃一惊。花塔村周围，日军的帐篷一个连着一个，密密麻麻不计其数。千辛万苦跑了一夜的队伍，非但没有甩开敌人，反而一头扎进了日军预设的另一个合击圈。
八点钟过后，山下的日军排成进攻队形，开始朝着山上推进。四面并进的架势，摆明了是要拉大网、捞大鱼，被困在山上的近三千人，瞬间陷入了生死绝境。
梯子沟的地形险恶到了极致。多年后，杨成武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的描述：“两面刀削似的危岩绝壁，宛如铁青着脸静立着，凛然可悸。一条狭窄潮湿的山石小径闪烁着古怪的绿光，像梯子一样向上延伸，叫人望一眼就觉得头晕目眩。我是在闽西山区长大的，可从来也没见过像这样险恶的绝壁和可怖的深沟。”
10月6日上午11点左右，杨成武看到山下两股日军正朝着石家庄子方向开进，当即一声令下：“突！”
突围行动立刻展开。杨成武命令侦察连和一团三连抢占沟口两侧阵地，对两个连长下了死命令：“你们死也得把敌人顶住！队伍没有走完，你们不准撤下来！”侦察连代连长胡尚义和三连长坚定地应了声“是！”，带着连队飞速占领了高地，随即与扑过来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拼杀。
就在队伍即将进入梯子沟时，众人猛然想起，石家庄子里还有军区后方医院的两百多名重伤员，还没有转移。白校的学员们立刻围了上来，纷纷请战：“司令员，让我们去吧，我们懂护理，我们能行！”
最终，白校的学员们跟着三区队，冲向石家庄子协助转移伤员。她们抢在日军合围之前，带着伤员钻进了梯子沟，可原本就疲惫不堪的队伍，也因此消耗了更多的体力，行动变得更加迟缓。
沟内雾气弥漫，脚下的路又湿又滑，稍有不慎就会摔下万丈深渊。白校的女学员们背着沉重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医学讲义，互相搀扶着在山路上艰难前行。有的姑娘裤管被荆棘割破，腿脚鲜血淋漓；有的脸色苍白，几乎是被同伴拖着往前走。可没有一个人叫苦，没有一个人掉队。
将近中午时分，杨成武带领的大部队陆续冲出了梯子沟北口。最后从沟里走出来的，是参谋长黄寿发和负责掩护的两个连队。战士们满脸硝烟，衣冠不整，很多人身上带着血迹，两个连队一共伤亡了四五十人，侦察连代连长胡尚义身负重伤，被背进沟里后，一句话都没说出来就牺牲了。
冲出梯子沟，并不意味着彻底跳出了日军的包围圈。身经百战的杨成武敏锐地察觉到，日军没有追进沟里，一定另有图谋，最大的可能，就是分兵绕道，去梯子沟北口堵截突围的队伍。
杨成武当即决定，部队不能停留，立刻继续急行军，向一百多里外的易县南大平地村转移，彻底跳出日军的合围圈。他找来冀中军区后勤部和白校的负责同志，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后勤部的同志表示，他们对狼牙山一带地形不熟，准备南下向完县方向分散转移。而白校政委喻忠良，看着满地瘫坐、疲惫到了极致的学员们，面露难色。这些姑娘们已经连续多日昼夜行军，又刚在石家庄子和梯子沟往返奔波，很多人脚部溃烂，体力早已透支，实在走不动了。
喻忠良告诉杨成武，学员们实在走不动了，好在这一带暂时没有发现敌人，队伍准备在道士观一带喘喘气、吃口饭，休息一下再走。
杨成武反复劝说：“大家的情况我清楚，可越是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松劲！千万不要怕疲劳！你们还是跟我们再走一段，哪怕走到水泉也好，免得敌人再来纠缠。”
喻忠良和学员们也明白这个道理，可看着那些连站都快站不稳的姑娘们，还有需要照顾的重伤员，他们最终还是决定，暂时留下来休息。
杨成武见劝说不动，只好再三叮嘱：“你们千万不要在这里拖延，休息一会儿后立马离开，稍缓过劲来就赶紧转移！”
随后，杨成武带着一分区的战斗部队，朝着南大平地的方向急行军而去。白校的学员们和后方医院的伤员们，留在了梯子沟北口外的道士观、永兴村一带，开始生火做饭，准备短暂休整。他们谁也没有想到，这一次短暂的停留，最终酿成了一场无法挽回的惨案。
一切都如杨成武所料。扑空的日军很快发现了突围队伍的踪迹，他们没有冒险钻进地形险恶的梯子沟，而是兵分两路，沿着山间小路快速绕道，朝着梯子沟北口包抄而来。
10月6日中午时分，一千多名日军抵达道士观一带，对正在休整的白校队伍形成了合围。密集的枪声骤然响起，子弹像雨点一样朝着毫无防备的人群倾泻而来。喻忠良立刻组织学员们突围，可一切都已经太晚了。
这是一场完全不对等的战斗。日军训练有素、全副武装，占据了两侧高地的有利地形；而被包围的白校师生，大多只有十几岁，手里只有少量的枪支，更多的只有手术刀、镊子，甚至是石块。
躲在大石头缝里的乡亲，亲眼目睹了这场惨烈的战斗。白校的男女同志互相呼唤着，互相搀扶着，冒着纷飞的弹雨，拼死拼活地冲开一条血路突围。有的女同志负了伤，实在跑不动了，怕拖累战友，便举枪自尽。突不出去的男学员为了保护女同志，与日军扭成一团，最后被刺刀捅穿了胸膛。更多的女同志，用手抓、用脚踢、用牙咬，和扑上来的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22岁的学生队第二大队副指导员左克，和喻忠良一起掩护大队撤退，因身患疟疾、身体虚弱晕倒被俘，最终英勇就义。护士长徐莲清，将最后几支吗啡注入重伤员体内后，用随身携带的手术刀自尽殉职。学员王蕴华，为了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主动朝着岔路跑去，被追来的日军包围后，毅然转身扑向了敌人的刺刀。刚刚在转移途中生下孩子的秦护士，为了不拖累队伍，一头扎进了附近的深潭之中。
幸免于难的护士班学员李秀兰后来回忆：“沟底的血漫过脚踝……我看见刘主任用身体压住两个女学员，他的后背被机枪打成了筛子。有个日本兵用刺刀挑开他的白大褂，发现里面缝着红十字标志，竟然哈哈大笑。”
短短三个小时，梯子沟北口成了日军的杀人场。屠杀过后，日军的暴行还在继续。日军军医用听诊器检查倒地的幸存者，凡是手心没有茧子的，当场就开枪处决。三名被俘的学员，被日军绑在沟内的核桃树上，当成了“外科教学示范”的活体标本。下午两点，日军在遗体上泼洒汽油，纵火焚烧，战后人们只能通过牙齿、衣物纽扣，辨认出89名烈士的身份。
日军第一一〇师团作战日志及《扫荡作战详报》1941年10月6日条记载：“在梯子沟消灭女性卫生兵若干，焚烧处理……”“处置女性卫生兵20余名……”“按特殊作战纪律处理……”
第二天，山民们摸进梯子沟，眼前的景象让所有人泣不成声。山野里到处丢弃着被刺刀挑破的背包、散落的医学讲义，还有破碎的锅碗和女同志的头梳、发夹。遇难者的遗体横七竖八地躺在石头间、草丛中，男同志的脑袋被日军的大皮靴踩扁，女学员被野蛮糟蹋后，身体被刺刀划得面目全非。
村民王德福1982年的证言里写道：“第二天去收尸时，看见崖下有七八个女兵……都被剥光了衣服，有的被绑在树上……”
10月6日下午，杨成武带领部队抵达南大平地村，还没来得及休整，侦察员就跌跌撞撞地跑来报告：“白校的学生和伤员，在道士观被敌人包围了！”
听到这个消息，身经百战、见惯了生死的杨成武，当场痛哭失声。
后来，他在回忆录里写下了这样的话：“这个血的教训告诉我们，最困难、最艰苦的时候，也往往是最关键的时候，千万不能松劲！千万不要怕疲劳！他们若是咬咬牙坚持走下去，也不致如此啊！我隐隐地有一种内疚感：我虽然曾经带着他们从虎口里突了出来，也劝说他们要跳得离敌人远一些，却未能说服他们随我们继续行动，我为此深感痛心。”
这次反扫荡，是白校建校以来牺牲同志最多的一次。中共顺平县委、顺平县人民政府2000年确认，这场惨案中，共有150余名白校学员英勇牺牲，其中大部分是女同志，最大的28岁，最小的只有15岁。
和白校学员一起留在当地休息的冀中军区后勤部、工厂、剧团等单位的近千名非战斗人员，也在日军的反复搜捕中多数牺牲。烈士们的鲜血顺着石头缝流进了山下的白银湖，当天晚上，当地百姓用湖里的水做饭，打开锅才发现，水里全是凝结的血块，所有人都忍不住号啕大哭。
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直接制造梯子沟惨案的日军第一一〇师团，并未被列为战争罪行重点调查对象，大部分官兵平安回到了日本。师团长饭沼守等人，战后也没有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那些日本老兵撰写的联队史里，对这场惨绝人寰的屠杀，只字未提。
80多年过去了，梯子沟两侧的太行山，每到深秋就会开满漫山的红叶，像血一样红。当地的百姓说，那是当年牺牲在沟里的那些年轻姑娘们，用她们的鲜血染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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