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公众号“拾八集”
这篇文章提及的俘虏严格来说不算是军人，只是一名军属。但由于其自述提到工农学校，乃至于日军俘虏的经历，笔者还是将之翻译为中文。
山下好之在 1928 年 5 月 10 日出生于山口县宇部市。1944 年 4 月，他从宇部一所私立工业学校毕业后，随即加入了位于神户的贸易公司大通商会。但入职仅 1 个月，公司的船只全被海军征调，而山下自己亦被分配到上海的第一海军军需部。
山下日后才知道，大通商会在太平洋战争末期一直肩负着征召日本各地船只和人员支援军队的任务。当时，来自全国各地的 10 艘船只在长崎县五岛市福江港集结，耗时一周抵达上海。抵达上海 4 个月后，在他第二次出航期间，时年 17 岁的山下被八路军俘虏。他在接下来的 14 年间一直待在中国，直到 1958 年才返回日本。
我在第一海军军需部的工作是为日军运送武器、弹药和其他军需品到中国各地的港口，返程时再装载当地特产回上海。我第一次出航是向连云港运送武器、弹药、罐头食品、食用油和其他物品。返程时，船上满载着当地生产的棉花、小麦、矿产和烟叶。
装卸货物的工作全部由中国劳工完成，他们都穿着单薄的黑色衣服。我后来才知道他们都是战俘。第一次航行结束后，我看着货物被卸到码头上，瞥见有几个劳工捡起掉在地上的一块白糖。一个卫兵发觉后立即跑了过来，用鞭子抽打他们。
那年 9 月，我们 3 艘船从上海出发，准备向青岛运送武器弹药。但当时台风来袭，海面波涛汹涌，我们那条船与前方的船只失去联系。雪上加霜的是，我们的领航员误读了海图，导致我们驶过了青岛、进入了海阳县附近的一个小海湾。这片海域浅滩众多，而我们果然搁浅了，无法进退。从搁浅地点到岸边大约有一公里。
由于海水逐渐涌入船舱，我们等到天亮后便用一艘小艇将行李运上岸。船上有十名船员，包括船长和轮机长。上岸当天晚上，我们突然被八路军的一支武装工作队包围。敌人约莫有 20 个，我们不经抵抗即被俘虏。
此前，我们并不知道这片区域是八路军的地盘。就连八路军这个番号我们也未尝听闻，我甚至一直以为整个中国都是日本的领土。在我们能反应过来前，我们已被押送到莱阳，也就是八路军胶东支部的所在地。抵达莱阳后，我们遇到了渡边三郎、小林清和其他被八路军俘虏的日本士兵。听了他们的介绍后，我才意识到这片土地并不在日军的管辖之下，而是 “土匪” 的地盘。
直觉一度告诉我们，日军最终会来拯救我们。在我们的认识中，日本是不可能战败的，我方一定会获取最后胜利。抵达莱阳后，反战同盟的人详细地向我们讲述了日军在这里犯下的种种恶行，但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我们当时最渴望的就是尽快回家。时间越久，我们就越害怕，担心会被送上军事法庭。被俘的士兵一般只准自杀，但因为我们只是军属，上级应该不会迫使我们走到那一步。
然而，让人难以承受的却是当地的生活方式。那是我们所从未体验过的，可谓是一个原始社会。那里没有电、没有厕所，甚至连火柴都没有。而当然也没有香烟、纸、铅笔和牙刷。居所里没有浴室，到处都是臭虫和虱子，夜里则睡在高粱壳上。我们唯一的食物是用平底锅煎成的玉米粉或小米粉，但我们根本咽不下口。我们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只想尽快回家。
1944 年底，我们获悉滨海军区大店镇有一所日本劳农学校，遂决定动身前往。出发前，胶东军区的八路军告诉我们说，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置我们。由于滨海军区是山东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我们在当地或许能获安排任务。船上 10 个人中，有一个中国人、一个朝鲜人，但他们从一开始就被分别对待。剩下的 8 个日本人，年纪较大的那些可能在中途被遣返回日本，反正后来没见过他们的踪影。
顺便一提，我们那条船搁浅几天后，一艘从仁川开往青岛的大型运输船也在类似的海域搁浅，船上的人也被八路军俘虏。那艘钢船要比我们那条大许多，船上配备了自卫机枪，船上还有士兵护航。船上的 20 名士兵和军属统统被八路军俘虏，而末松千里也在其中。该人积极参与反战活动，战后前往东北加入林彪的第四野战军，后来随军南下解放海南岛，现居别府。
我们这两批人共有 20 人，当中有 15 个年轻俘虏、2 名翻译和 3 名持枪警卫，一起奔赴大店。莱阳到大店之间肯定超过 200 公里，但我们却徒步走了全程，沿途还目睹了日军的讨伐。与其说是讨伐，不如将之形容为掠夺、烧杀抢掠、把人掳走。
我们走着走着，看到成群结队的人和牲畜都纷纷逃往八路军根据地。我们意识到又一场讨伐开始了。日军放火烧毁村庄，农民带着自身的狗、牛、马、猪也都跟着逃入根据地。当时日军自身的粮食也已面临短缺，于是用这种方式尽可能地搜集食物。
在搜刮粮食的同时，日本兵还把年轻人掳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当年有个叫刘连仁的中国人在我居住地附近的高密被捕，被日军押送到北海道的一个煤矿。但那里的条件极其恶劣，以至于他逃了出来，战后在山里隐居了八年。看到这种讨伐带来的破坏，我心里不由自主地觉得恐怖，开始觉得这和之前在日本所听到的宣传完全不同。
连接济南和青岛的铁路名为胶济线，从莱阳奔赴大店的途中，必须跨过这条铁路。但穿过这条铁路却绝非易事。铁轨离地面大约有 4 米高，台地约莫有 20 米宽，铁轨从中间穿过。日军还在铁路沿线建有碉堡，监视游击队的动向。这是为了防止土匪，特别是八路军，炸毁火车。然而即便有了这些防御措施，八路军为了夺取车上的货物，还是不断发动炸毁火车的作战。
我们在越过这条铁路的过程中，竟然有两个俘虏逃跑了。当时我们稍作休息，他们在不知不觉间就已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猜他们是因为看到铁路，以为日军就在附近才决定动身。据末松说，逃跑的其中一个俘虏以前在皇宫警察部队工作，后来才被海军征召到这里。
没多久，负责护送我们的八路军战士让我们立即动身，据报日军已进至附近一带。我们当时已经走了很远的路，但迫于无奈，只好继续往前走。前面道路两侧是高耸入云的大山，路面狭窄，仅够一辆独轮车通过，却似乎永远走不到尽头。
大店是八路军山东军区的司令部所在地，同时也是抗日军政大学山东分校、日本劳农学校山东分校、和朝鲜独立同盟支部的所在地，这三个组织协同运作。八路军之所以将山东军区司令部设置于此，乃因该地易守难攻，周遭的地形使其化作一座极其安全的天然堡垒。
我们住在毗邻大店的老牛腰村，而每当大店举办集市，周围村庄的农民和商贩都会带着货物赶来这里。我们若错过了集市就买不到任何东西，所以连我们也要赶集。但即使来到了劳农学校，那里的伙食也不适合我。我受不了油、辣椒、大蒜、韭菜和猪肉的味道，因此就连饺子也吃不下。此外，包子、炸玉米、小米等食物我也受不了，所以根本没什么能吃的。
总务主任滨田一男军曹看我可怜，认为这样下去我肯定活不过来，于是就给我做了些水饺。这些水饺很朴素，就是把揉好的面切成小块，放进热水里，再加些蔬菜，但我却为此非常感激。另一个我永远忘不了的人是木暮重雄（现名筒井重雄)。木暮的飞机因引擎故障迫降，他因而被八路军俘虏，后来辗转来到劳农学校与我一起学习。星期天我们包饺子的时候，他会切腌菜给我包。
战争结束后，滨田军曹和木暮被派往不同部队，负责跟日军谈判，要他们向八路军投降。然而，滨田此后却再也没有回来。他似乎跑了去青州附近，投奔驻扎当地的的第五独立混成旅团，但似乎被日军枪决了。 . 劳农学校的校长名叫本桥朝治，讲师有来自延安的上田正雄和市川昭一，教务主任为国保康治。他们主要讲授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的情况，校内大约有 60 名学生。我怀疑这些学生中有很多都是日军的间谍，凡是声称自己逃离日军的人都令人怀疑。
有些人说自己受够了在军队里没完没了的欺凌，但这话真假难辨。甚至有人说自己信服八路军的宣传才跑了出来，但日军上下都认为八路军是土匪，士兵中间有人自发投奔八路军是不可想象的。他们根本不可能从日军手中逃脱，肯定会在路上被抓到的。
日军不断派出间谍，而八路军对此亦心知肚明，但似乎放任不管。反正不管是间谍还是俘虏，一旦到了大店就逃不掉了，逃跑肯定会被抓住。周围的农民都为八路军工作，俘虏一旦意识到这一点，便会自动打消所有逃跑的念头。学校里有个学员关系跟我不错，起初看起来像个间谍，但后来却积极参与反战活动。我没有任何确凿的证据证明他是间谍。
我在学校里待到 1945 年 5 月。那时，战争谁胜谁负已渐见分晓。在工农学校，我们几乎每天都获灌输关于国际形势的知识。至 4 月底，墨索里尼被处决、希特勒自杀，意大利和德国这两个轴心国相继崩溃。日本战败只是时间问题，这一点显而易见。于是，学校决定派人到鲁中、鲁南和胶东支部加强反战活动。我感觉自己好像已下定决心，为八路军做些工作。
在那之前，即使我听闻日军犯下的种种暴行，也只觉得很正常，内心深处仍坚持自己必须回到日本。但后来我便意识到，过了这么久才投奔日军，想必难逃被枪毙或送上军事法庭，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这种原始的生活难以忍受。但当我确信日本必败无疑时，我便放下了这些不安。
1945 年 5 月，我决定返回莱阳。由于日本战败在即，我们决定尽可能地活动在前线，开展反日宣传活动。于是我加入了胶东支部的武装工作队。每支工作队大约有 30 到 50 人，人员被分成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负责炸毁铁路，有的小组负责炸毁桥梁，有的小组负责印发宣传单，如此类推。
莱阳附近有一座名为牙山的巍峨高山。它的形状会随着观赏角度的变化而迥异，换言之，我们可以通过观察这座山的形态来判断自己的方位。对于我们在这一带工作的人员来说，这座山是一个非常方便的地标。我们开始在胶济铁路右侧，也就是青岛到济南这段线路的北侧，开展反战宣传。正如我之前所说，要跨过铁道绝不容易。
我们开展宣传的做法是在夜里接近日军碉堡，拿着扩音器向守军喊话，比如 “你们不能袭击和劫掠村庄！你们不能杀害无辜的农民！” 或 “日本很快就会战败！日本战败后，向八路军投降！八路军绝不会杀你们！” 有些碉堡里的守军只是静静地听着，有些则对我们破口大骂，甚至向我们开枪。
碉堡有大有小，大型碉堡之间散布着许多小型碉堡。小型碉堡由保安队把守，大型碉堡则由日军把守。保安队是汪精卫的军队，也就是日本的傀儡军队。就人数而言，保安队的人数大约是日军的两倍。此间，我们也和中国人一起开展了反战活动。中国人用中文对保安队喊话，我们则用日语跟日军交谈。我们还散发宣传单，并将慰问包系在树上。慰问包是送给日伪军的礼物，里面装着肥皂、香烟和毛巾等物品。
在青岛附近一个叫即墨的地方，我们曾俘虏江连一夫和他的部下，他们后来成了我们的战友。抗战胜利 60 周年之际，江连、末松和我都应中国政府之邀请，返回中国参加纪念活动。当时有 10 个日军躲在一座碉堡里，我们向他们喊话，他们却破口大骂，并开始射击。我们觉得很危险，但心想他们或许会在翌日或后天出来，于是我们等到第二天，果然等到日军出来检查，便趁机抓住了他们。
我们俘虏了三个人：一个叫木内的兵长、江连和另一个士兵。我们把俘虏带到了莱阳，而江连日后跟我说，那时他们的战斗意志极其低落，觉得反正日本快要战败了，宁愿把战斗任务交给保安队。这片区域的大部分士兵都来自茨城县。
回到胶东后不久，我便听说日本战败了，但局势却丝毫没有改变。这是因为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下令禁止官兵在蒋军到来之前，擅自向八路军投降。所以，即便过了八一五，驻扎在华北的日军仍然拒绝投降，继续战斗。
大约是在当年 9 月，也就是战争结束一个月后，我所属的那支武工队在胶县附近的南村活动。我们五个人正在制作宣传单，并溶解石灰准备在墙上写标语，突然就被敌军包围了。我不知道是日军还是保安队，反正我们听到枪声，便意识到自己被包围了。
当时 1 公里外有个解放区，我们拼命奔跑，知道只要能跑到那里就能得救。我们当中一人跑在前面，穿过田野，我和另一个朋友紧随其后。队长和另一个朋友则留在原地殿后这时。突然，几乎和我并排突进的朋友中弹倒地。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死定了，只能凭本能继续奔命。到达解放区时，我已接近虚脱，随即昏迷不醒。
后来才得知，我们被抬上担架送回根据地。最终，只有我和跑在最前面的那个人成功逃脱，其他 3 个人要么被杀，要么被俘。他们都是中国人，此后都没再听过他们的消息。大约是在 10 月，战争结束后不久，柴山大队长和另外两名士兵在烟台被八路军俘虏。显然，他们是在巡视途中被俘的。我受分部委派去劝说柴山大尉。
我向柴山大尉详细解释道：“八路军中有很多日本战俘，但他们从未被杀害或屠杀。相反，他们受到了很好的待遇。如果你们投降，我们绝对会保证你们的安全。这就是八路军的政策。”
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打算采取什么大胆的行动，比如让大队长反思自己的行为，并争取他加入我们的阵营。毕竟，像他这样意志坚定的军人是不会改变主意的。我们的目标是让他相信八路军最终会发起进攻，而如果他认为战局不利，就不应该继续抵抗，而反应放下武器投降。八路军款待了柴山大队长，并把他送回了日军部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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