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张治中已是名将。1945年8月，重庆笼罩在战后迷惘中，蒋介石三电邀毛泽东赴渝。张治中奉命赴延安迎请客人。第一次踏进宝塔山下，他看到漫山遍野自发送别毛泽东的群众，心里泛起不小的震动：在国民党统治区，从未见过这样的民心。张治中后来对友人说：“那不是动员出来的，是发自肺腑的拥护。”一拍肩膀，毛泽东当即请他同行上机。重庆谈判的五十五天，两人同住张府，楼里常亮着灯，政治暗潮四起，张治中却尽心尽力护着毛泽东的安全，餐食寝卧，一一亲自过问。谈判桌旁，他来回奔走，外人只道这位“和平将军”调和厉害，其实他对两党内部的隔阂看得透，却仍愿一试。
一纸《双十协定》放在张府客厅长桌上，签字笔墨未干，国共和谈的脆弱也已写在纸页缝隙。毛泽东起身时，两人相视而笑。送别那天，延安机场又一次被黑压压的群众挤满，张治中站在舷梯口，望着人群澎湃的笑与泪，自言自语：“这样的队伍，打不垮。”
1946年春，高空专机飞越关中平原，张治中、马歇尔、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忙着整编。飞机最后停在延安，这是张治中第三次来。晚宴上，他半带醉意地对毛泽东说：“日后写史，别忘了‘张治中三到延安’。”毛泽东呵呵大笑：“恐怕还有第四回。”谁料1947年蒋介石又想拿“和谈”当挡箭牌，邀他再去，然而中共中央已无意同台。第四次之约，至此成空。
岁月翻到1949年1月。北平城头白雪新落，谈判桌上文件已排好等签字。蒋介石突然翻脸，张治中端着咖啡，房间里只听得到纸张被风吹动的声响。枪炮替代了钢笔，百万大军渡江。国民党舆论部却谣言四起，说张治中“被扣”“被唆使”。他在报上写下短短几句：“国家要新生，人民要新生，不能看着自己落后。”笔力干脆，像他行伍出身的脊梁。
九月，新疆和平解放。张治中以西北行辕主任的身份，劝退军阀，稳定边疆；这一步，为日后民族地区的团结埋下种子。10月，北京天安门上红旗猎猎，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毛泽东向他伸出手：“西北地大物博，需你助彭德怀共理。”张治中回以军礼：“能给彭总当副手，荣幸之至。”没多日，他就带着简单行囊赴兰州。
西北荒寒，铁路稀疏，维稳、生产、民族关系、部队改编，每桩都要亲自操心。当地牧民见到这位西装革履的“老张”，惊讶于他把维族方言说得溜。张治中总笑着解释：“我在新疆当过省主席，跟大家学的。”几年下来，军民关系融洽，很多旧部愿意留在人民军队。监察局一份报告写道：“张副主席调事不过夜，裁兵不乱民。”
忙里仍有温情。1951年他患病，无法随中央视察淮河。毛泽东托江青带去亲笔短笺，寥寥数语却句句关切。又过几天，毛泽东把山东老乡送来的一颗重二十七八斤的大白菜挑了最大的，派人抬到北总布胡同。张夫人舍不得炒菜，竟种在大厅，抽苔开出黄花，客人们围观，笑声不断。
1958年夏末，大江南北正在轰轰烈烈。毛泽东邀张治中同行视察二十天，火车、轮船、卡车一路奔波。返京后，张治中写了厚厚一本日记，要求公开。毛泽东摆手：“你净吹捧我，那我就别看也别让登了。”张治中坚持：“我写的都是事实，既不加油也不抹黑。”毛泽东笑而不答，最后说：“可以再想想，但只能说服，不能压服。”两位老人唇枪舌剑，却无火药味，倒像下棋逗趣。
1966年风浪骤起。张治中在北戴河听到北京的消息，连夜回京。刚进屋，一伙人闯进来翻箱倒柜。他忍不住提高嗓门：“谁让你们进来的？”对方凶狠反问：“你算什么？”张治中叹口气：“去问问毛主席。”场面静止数秒，那群人灰头土脸走了。周恩来得讯，立刻将他与几位民主人士转移至安全地点。
一年后国庆，张治中已是七十八岁，高烧未退，却坚持让警卫推他上天安门。毛泽东放慢脚步走到轮椅旁，轻声问：“身体如何？”张治中抬头直言：“您的步子太快，后面跟不上。”城楼风大，话不多，但那句提醒掷地有声。
1969年4月，张治中病逝，终年八十。弥留之际，床头摆着东北送来的两株人参，外包装上的字是毛泽东亲笔：“望早日康复。”而这一次，他却再也没有醒来。
从1937年的淞沪，到1949年的乌鲁木齐，再到1950年的兰州，这位曾手握重兵、也曾在谈判桌上周旋的“和平将军”，与毛泽东的缘分贯穿抗战、内战、建国三阶段。有人评价他“走得早一步，也慢一步”，其实他只是认准了国家走向，把个人荣辱轻轻放下。毛泽东让他去西北做助手，他说“荣幸之至”，说的是服从，更是信任。八十年的人生，就这样写进一页页档案，留给后人静静翻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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