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正月初三的凌晨，湘鄂川黔交界的茨岩塘还沉在冷雾里，红三军军部却灯火通明。行军图摊在桌上，军长贺龙的指节轻敲地图，关向应、夏曦站在一旁，气氛凝重。自洪湖突围后，这支部队已在深山里折腾了大半年，给养不足、伤病累累，更糟糕的是，党团组织被夏曦的“改造”运动搅得七零八落，真正的党员只剩“三个半”。

情况艰难，可蒋介石却在此刻盯上了红三军。几天前，一个自称熊贡卿助手的国民党军官递来书信，声称老朋友熊贡卿愿助红军摆脱困境。信上措辞亲热又透着招降暗示，贺龙一眼看穿，这是拉拢离间的老套路。“熊贡卿和我九年前确有交情，但他如今在南京做参政员，想必不是来叙旧。”贺龙低声说完，把信递给关向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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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分局早前的决议是“放他进来，探探底细”。于是关向应回了一封客气的邀请函，军部同时下令特务队加强警戒。几日后，熊贡卿果然乘轿而来，十二名马弁扛着新枪，颇有排场。沿途战士衣衫褴褛、脚底裹着草鞋，而熊贡卿却长衫皮靴、喷着香水，反差强烈。

抵军部当晚，贺龙被迫出面。帐篷里昏灯摇曳，两人隔着一张折叠木桌。熊贡卿先摆出“旧日知己”的姿态：“老兄，我是真替你们担忧。山里面转来转去，终非长久。若肯出山，不但能保全弟兄，还能得一省之地。”说完抖抖袖子，递上厚厚的名录，里面列着各地“可依靠”军阀的名字。贺龙抬眼淡淡一句：“这些话没凭据。”便中断谈话。

第二天起，熊贡卿频频散烟送酒，又对一些营连主官暗示：跟随贺龙只会陷入绝境，改旗易帜前途无量。特务队把这些细节一一记录，呈到军长案头。蒋介石派人渗透红四方面军和中央苏区的情报，也从熊口里漏了风，算是唯一收获。

时间一天天过去，留着这个人已成隐患。三月初，夏曦召集军部会议，话题再次指向熊贡卿。贺龙直言：“再拖下去，只会动摇军心。”夏曦犹豫片刻，同意清除。于是，一纸命令发到警卫排，执行人正是二十四岁的廖汉生。

要说廖汉生，出生在1910年，父亲廖兰湘早年就是贺龙的文墨副官。1919年，贺龙路过桑植樵子湾，那个七八岁的瘦小男孩站在路旁看过兵，被军长笑着问了几句，自此种下革命种子。后来父亲病逝，贺龙资助他读书，再带到部队。眼下这位青年已是军部文书，身板结实、手脚麻利，对贺龙言听计从。

执行夜选在寅时。月色昏暗，警卫排摸进熊贡卿的宿营棚。廖汉生掀开粗布门帘，压住声音：“熊先生，请起。”被窝里的人迷糊问：“干什么？”廖汉生沉声：“奉军长命，带你去见组织。”熊贡卿坐起，披衣未毕就急叫：“我是贺龙的救命恩人！他不能这么对我！”声音里带着颤。廖汉生面无表情，手电一照：“恩人不恩人，到了审查处再说。”他挥手，士兵上前缴枪，麻利地用绑腿条缚住双臂。

夜风穿山而过，营地火把摇晃。熊贡卿被押往特务队，途中仍高喊身份，回声散在山谷。清晨，军法处根据军部决定，将其秘密处置，十二名马弁也被分流看管。文件上写着原因：图谋破坏军心、引敌进山、罪证确凿。

事情平静结束，贺龙没有对部队做公开谈话，只让炊事班加了一瓢野菜汤。连队里却悄悄议论：军长宁可背负“忘恩负义”之名，也不让红三军落入围剿圈。廖汉生则在日记里记下一句话：行军可以挨饿，信念不能动摇。

半个月后，红三军继续北上，穿过酉水河，去与红六军团会合。山路泥泞，枪声不时在身后响起。熊贡卿的名字被风吹散，没人再提起，可那一夜的警号，却让许多年轻战士明白了什么叫队伍纪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