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部门随即把密电送进丰泽园。毛泽东看完说：“敌人未必真能下此毒手，但咱们不能给他机会。”罗瑞卿点头，又补了一句：“安全方案越细越好，预案要有两套。”毛泽东沉吟片刻，把目光投向周恩来，气氛略显凝重。周恩来却只淡淡地回答：“会议非去不可，先把代表团名单定下来，行程再做两处备份。”一句话，外人看是淡定，实际上行程的暗流再清楚不过。
时间很快来到1955年4月初。周恩来在医院动了阑尾手术，本可多休息几日，可缅甸总理吴努突然发来电报，邀请他在赴万隆途中顺道仰光小聚。周恩来思索片刻，当场同意：“正好调一下路线，也让香港那边的动静落空。”因此，原定全团经香港转机的计划临时拆成两路：主队走香港，周恩来带核心成员先赴昆明，再等缅甸的飞机试航成功后直接飞仰光。
4月11日清晨，香港启德机场。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停在跑道边加油，一名清洁工提着工具箱匆匆上机，他的身形在机腹下方停留不超过三分钟。谁也没注意，那只看似普通的牙膏管已被塞进行李舱夹层，定时齿轮悄然转动。中午12点，“公主号”离港南下，机上载着十一位中外记者和工作人员，没有周恩来。
傍晚6点20分，南海上空传来一声巨响。一道火舌自机腹窜出，机长拼死操纵仍难改变命运，机体在空中断裂，碎片散落海面。三名机组人员侥幸被海浪抛向小岛，其余乘客无人生还。与此同时，昆明东郊机场的值班电话铃声急促响起，北京来电只说了一句：“香港航班失联，初判与爆炸有关。”周恩来沉默数秒，随即吩咐：“立刻联系印尼和越南海军，启动海域搜索，不惜一切救人。”
就在各国飞机、舰艇连夜搜救时，台北的一间办公室里气氛压抑。毛人凤得到失事报告却没看到“主要目标”殒命的字样，一脚踢翻茶几，怒吼：“怎么可能让他逃掉！”赵斌丞低着头，不敢多言。有人提议再派人前往印尼现场补刀，毛人凤挥手应允，第二轮行动随之启动。
4月16日，周恩来结束仰光小范围磋商，乘印尼专机抵达雅加达。刚出机场，中国驻印尼大使馆收到匿名信，信里写得明明白白：有28名来自台籍流亡军官组建的敢死队，准备在万隆会议期间持无声手枪行刺，刺杀成功者每人得赏二十万盾，击中周恩来者加倍。陈毅拿到信，脸色一沉：“从现在起，大家都是总理的警卫员。”话音落下，代表团成员自动分班站岗，会议厅、下榻宾馆、车辆通道布满暗哨，印尼警方也将勇士体育场附近的所有排水井、天桥底部逐一排查。
万隆会议开幕当天，数千市民挤在街道两侧，高呼“Sayonara Colonialism”的标语声此起彼伏，氛围热烈却暗藏杀机。周恩来步入会场前，背后不远处总能看到陈毅那双警惕的眼睛。一次茶歇间，一位印尼志愿警察低声提醒：“大厅西北角有陌生面孔徘徊。”不到两分钟，三名疑似刺客被请出会场，经确认均携带改装钢笔手枪。敢死队首脑以为混在人潮中总能找到机会，却未想到东道国已暗中布下多层警戒网。
会期七天，周恩来共出席十余场正式会议和二十多场双边、三边磋商。夜里两三点，他常戴着纱布还未拆线的腹部伤口，在宾馆餐室边喝姜汤边推敲第二天的发言稿。陪同的翻译曾劝他：“您该休息。”周恩来摇头：“精力不支就喝口水，声援亚非同胞更紧要。”白天他一出场便神采奕奕，印尼《罗盘报》评论说：“这位中国总理似乎有用不完的精力。”
敢死队连着七天没有得手，资金链断裂，彼此猜忌，最终自行溃散。印尼警方在唐人街小旅馆里抓到最后七人时，他们身边只剩几把残旧手枪、一包潮湿的美金和一份被汗水浸透的赏金名单。审问记录显示，他们至死都没弄清周恩来为何没有坐上那架飞机。
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各国代表步出会场，棕榈叶在热风中沙沙作响，街头乐队奏起《欢乐进行曲》。周恩来同陈毅并肩走出门口。陈毅半开玩笑地说：“总理，这警卫员当得还合格吧？”周恩来侧过脸，只留下四个字：“一同脱险。”
5月1日，克什米尔公主号海域打捞工作暂告段落，11名遇难者的灵柩集中启运。周恩来专门安排代表团全体成员在雅加达机场肃立送行，再无多言。那一天，阳光刺眼，跑道尽头弥漫着浅白色的炊烟味，仿佛仍在提醒人们：在外交场合的光环背后，有人把危险悄悄挡在了国门之外。
1956年，香港法庭对周梓铭等人宣判。旁听席上围满各国记者，记录员抄下判词：“被告以贪图私利参与爆炸，致多国公民死亡，其行径与海盗无异。”审判结束，台北方面再度否认一切。然而真相早已写进卷宗，也刻进死难者家属的记忆，再难洗刷。
从密电泄露到绑架清洁工，从南海爆炸到会场暗战，短短数月，敌暗我明的角力寸步不让。周恩来活了下来，亚非会议写下《万隆公约》，一个新兴的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站稳脚跟，而对岸那些阴谋诡计最终如流沙沉入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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