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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9月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反情报组组长IC·史密斯接到同事的一通电话，称有要事发生，让他必须马上赶到联邦调查局总部。
史密斯立刻驱车抵达总部，随工作人员进入一间会议室。室内已有五人，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副局长等高层，一名陌生的中年男子，以及两名正用仪器检测会议室每个角落以防窃听的工作人员。
中年男子自我介绍道：“我是美国中情局远东情报站站长李肃。”说完，他递给史密斯一张写有五六行字的纸条，内容大致是：美国情报界遭到中共长期渗透，有一人甚至多人正与中国长期合作。纸条上未透露此人的族裔、性别等任何信息。
待工作人员检测完毕并示意安全后，史密斯问道：“中央情报局是如何发现这个情报或安全漏洞的？”
“我们通过一位了不起的线人。我们给他取了个代号叫‘飞机人’。他向我们提供了这个情报，绝对可靠。”李肃语气坚定地说，“他是一个潜伏在中国内部的人，这个案子能否浮出水面就取决于他了。”
史密斯追问：“有什么具体信息吗？”
李肃摇摇头：“线人由于级别有限，无法知悉他的真实姓名和身份，只向我方提供了这名红色间谍的代号——‘舵手’。”
“舵手”是一个潜艇专业名词，指控制潜艇升降的人。
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韦伯斯特对史密斯说：“这项针对内部的秘密调查行动代号‘鹰爪行动’，今日正式启动，由你全权负责。”
不久，“飞机人”第一次传来详细情报：“舵手”在半年前的1982年2月6日，搭乘美国泛美航空公司的班机抵达北京，入住北京前门饭店553号房间。“舵手”在北京期间与中国情报界高层会晤，被公安部任命为副局级官员，并获得五万美元奖金。
北京前门饭店实为保密单位，专门用来接待重要客人，安保森严，美国联邦调查局根本无法从这里获得任何信息。
因此，史密斯想到的突破口是查询泛美航空公司的旅客名单，他下令彻查当日从美国飞往中国的泛美航班上的每一位华裔乘客。
史密斯认为这个人肯定是华裔，因为不太可能是其他人。他接手后，第一时间调查和排查的对象全部是美国情报界的华裔。不得不说，史密斯的判断事后证明是准确的。
可是事情远比史密斯想象的复杂。那时的电脑尚未普及，也没有数据存储，几乎全靠手动记录。对于航空公司这种客流量巨大的行业，为求省事，没有实行实名登记，也没保存旅客名单。
航班信息的明细也没有按航空公司区分和罗列，而是记录了整个机场的明细，不同公司、不同时间的记录混在一起，可想而知数据量有多大。
面对小山一般高的记录文件，联邦调查人员花了整整一个星期才整理出来，结果却更令人蹊跷：泛美航空公司在2月6日这一天根本就没有任何从美国起飞抵达北京的航班。
史密斯气得摔了杯子，这不是消遣我们吗？他开始怀疑“飞机人”情报的准确性。中情局的李肃顶住压力，出面担保“飞机人”的信息绝对可靠。
李肃的担保让史密斯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份情报。他推测潜伏者“舵手”身在美国，不方便直接联系中国大陆，那唯一的可能就是联系中国驻美国大使馆。于是史密斯让人对中国驻美国领事馆的电话录音全部复盘。
美国联邦调查局一直对中国驻美大使馆实施24小时不间断的窃听，实际上各国都被美国严密窃听着，而且这些通话记录全部用磁带保存了下来。
经过重新分析，联邦调查局探员从记录中发现了一个看似不起眼但不同寻常的电话：有一个讲中文的人给大使馆打电话，说：“我的飞机晚点了。你们注意这件事。”
普通人是不会把自己航班晚点的消息报告给中国大使馆的，这让长期从事反间谍调查的探员提高了警觉。他们推测，应该是泛美航空公司的航班因为暴风雪停飞了，“舵手”更改了航班。
美国联邦调查局对泛美航空后面几个航班进行了分析调查，没有乘客记录不用担心，出入境处有详细、完整的记录。
调查结果让案件陷入死胡同，出入境记录未发现任何头绪和疑点。
毫无头绪之际，一名年轻的调查员回家探亲，飞机落地后取行李时发现一位金发美女，便上前搭讪，主动帮她提行李、出机场。
两人走出同一个闸口后，调查员发现这位女士与他乘坐的是不同航空公司的航班。调查员意识到，也许“飞机人”的情报没有错，他只是把航空公司搞错了，以为从那个闸口出来的一定是泛美航空的，殊不知也有可能是其他航空公司在使用。
有了方向就好办。联邦调查局立刻深挖，在密密麻麻的航空公司飞行记录中发现，中国民航有一条和泛美航空一模一样的航线，同样从纽约肯尼迪机场出发，途经旧金山飞抵北京。而且泛美航空和中国民航使用的还是同一个出闸口，这导致北京的“飞机人”搞错了航班情报。
联邦调查局从海关调出当天的出入境信息，根据线索一一核对，有一个名字从重重迷雾中显现出来：金无怠，华裔，男性，美国公民，61岁。他于2月6日抵达中国，2月27日返回美国……
核查身份后不得了，金无怠竟然是中央情报局高级探员。史密斯赶紧致电李肃：“你们以前有没有一个叫金无怠的雇员？”
李肃回答：“有，他在1981年退休了，目前的身份是返聘，继续为中情局工作。”
金无怠于1922年8月17日出生在中国北平一个家境优渥的大宅门里。父亲曾留学法国，回国后在法国人创办的平汉铁路局任处长。金无怠为侧室所生，家里兄弟姐妹共五人。
1940年，金无怠考入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后进入美军驻中国福州联络处工作，身份是秘书兼翻译。
该联络处医务室的医生是共产党员，在耳濡目染之下，金无怠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周恩来授意下一直为美军工作。
1949年，金无怠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工作。次年，中美关系紧张，美国领事馆迁到香港，金无怠也一同前往。
朝鲜战争爆发后，金无怠因为会讲四种中国方言，被美国国务院派往韩国釜山，审问被联合国军抓获的中国战俘。
志愿军中有一部分人是解放战争时期从国民党军队投降过去的。这部分人意志不坚定，被美军发展成中央情报局的线人，随着遣返安插到中国大陆。
一年后，金无怠调往日本冲绳工作。他利用在香港转机到日本的机会，将战俘营的情况详细汇报给中共。
随后中情局明显察觉到，那些从中国战俘中招募的间谍遣返后几乎全部被捕。他们很诧异，秘密调查了很久，就是没有怀疑过金无怠。
金无怠后来在冲绳待了差不多10年，他在这里瞒天过海、刀尖跳舞，也在这里儿女情长，谱写了一曲冲绳之恋。
金无怠的同事中有一位来自台湾的女主播周谨予，在“联合国军之声”电台任职，工作内容是向战俘营里的志愿军战俘广播和“洗脑”，号召他们放弃返回中国大陆，投奔“自由世界”台湾。
金无怠和周谨予因工作关系先后抵达冲绳，因都热衷于交谊舞而相识，一来二去好上了。
金无怠当时有自己的妻子，周谨予也有自己的丈夫，且两人各有三名子女，不过这些世俗并没有阻止两人的结合。
他们分别离婚，在60年代初结婚，并移居美国加州，进入美军情报处加州圣塔罗莎分部工作。
临行前，金无怠在日本的接头人区启明告诉他：“如果发生失联，你给香港的罗先生写一封信或寄一张明信片，按邮戳日期延迟30天，有人会去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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