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4月10日下午两点，北京人民大会堂东大厅静悄悄的，周恩来总理刚刚同阿尔巴尼亚代表团签完文件，准备作简短寒暄。突然，他把身旁那位身着深灰色中山装的中年人向前引了半步，用从容的语气说道：“这位先生，你们或许听说过——他曾是中国的末代皇帝。”
灯光略显晦暗，摄像机的镜头在慢慢推近。众目之下，五十八岁的溥仪面色沉静，他抬手按了按衣角，语速很稳：“过去那个溥仪已经死了，现在站在各位面前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溥仪。”一句话落地，中外宾客先是一怔，旋即掌声涌起。有人悄悄问翻译：“真死过？”翻译笑答：“他指的是旧身份的终结。”场面一时轻松，周恩来也跟着鼓掌，“好！就该这样介绍。”
掌声背后，是一条从战犯到公民的漫长路。时间回到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北风凛冽，礼堂里却能听见呼吸声。辽宁省高院副院长刘春生翻开文件，第一个名字响亮而干脆：“爱新觉罗·溥仪！”短短七个字，让台下那位曾居紫禁城金銮殿的人几乎忘了反应。他的弟弟溥杰在后排低声提醒，大哥才颤抖着起身，接过特赦令。多年后他回忆，那一刻耳边“像只剩心跳”。
获释五天后，他跟随工作人员重返北京。列车靠站，他没先去天安门，而是被安排探亲。五妹的小院不大，胡同口卖糖葫芦的老人还记得这一幕：兄妹对望，泪水一下就涌出来。第二天清晨，他主动拿扫帚同邻居清理积雪，却因胡同交错走散，闯入陌生院子。院主得知来历，笑说：“皇帝也迷路啊。”一句玩笑，把他尴尬化成了笑声。
劳动一年是特赦人员必须完成的环节。周总理反复衡量，决定把溥仪送到中国科学院植物园。“先学种花，慢慢适应。”郭沫若院长答复：“欢迎，他来正好给丁香除虫。”于是，昔日的龙袍被工作服替代。每天六点半开工，浇水、松土、剪枝，手上磨出血泡也不叫苦。他在笔记本上写：“栽枝如做人，根扎得深，风雨不倒。”
转眼1961年春节前夕，劳动考察期满。溥仪被调入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身份是“文史专员”。办公桌上堆满档案，他的任务是把老北京的旧规矩写成报告，供城市管理部门参考。面对“旗人怎样迎亲”的提问，他索性画了一整夜的八抬大轿示意图，自嘲：“我也算是学了回‘编外史官’。”
同年秋天，他和周恩来一起几次接待外宾。周总理常赞他“有过跌宕，看得开，讲历史不带怨气”，让翻译放心给他做陪同。于是才有了那句“从前的溥仪已经死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自我重塑。外宾们惊讶，随行的纪录片后来在各国播出，曾有人写信到北京，说“那一刻像是中国社会翻页的注脚”。
工作稳了，婚事被提上日程。毛主席请他共进家常便饭，桌上有苦瓜。他第一次尝，面色僵硬，却仍说“很好”。主席莞尔：“人活着别怕苦，苦过后才有甜。娶妻这事你得上心。”话音未落，周总理也站在一旁点头。几番波折后，护士李淑贤走进他的生活。两人先在北海公园划船，看白塔映水；再去崇文门买一对旧瓷杯。1962年春，他们登记结婚。岳母只问了一句：“以后可得好好过日子。”
婚后，溥仪着手撰写《我的前半生》。每天晚饭后，他坐在八仙桌旁，用铅笔勾勒故宫旧影：景仁宫的铜香炉、畅音阁的檀木门、那匹被裁死在冰雪中的“白龙马”。他反复涂改，常常写到深夜。李淑贤就把热水袋放在他脚边，提醒：“别着凉。”
1964年12月，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开会那天，溥仪特地穿了新熨的中山装，胸前挂上代表证。同排的将军轻拍他肩膀：“委员同志，还是紧张？”他莞尔：“比当皇帝更紧张。”话音刚落，大家都笑了。
可命运依旧多舛。1964年底，他因腰痛入院，确诊为肾癌并发尿毒症。周总理几乎每周过问病情，调集专家会诊。病床旁，溥仪拿起小镜子，看到自己面色蜡黄，轻声说：“这辈子，最大的幸运是变成百姓。”1967年10月17日凌晨，病房灯火通明，他安静地合上了眼睛。
遗体处置成难题——清室旧例是厚葬，国家方针却提倡节俭。家属联络政协，周总理回批：“尊重家族意愿。”最终选择火化。消息泄露，10月19日，秋雨中有上千群众自发守在八宝山。没人鼓号，只有沙沙雨声与脚步声。骨灰暂厝骨灰堂侧室，盒上一排黑字：全国政协委员爱新觉罗·溥仪。
1980年夏，补办追悼会。大礼堂里摆满白菊花，四百余位与会者中，既有老兵，也有昔日宫廷旧僚。发言者回顾他的坎坎坷坷，却把落脚点放在“脱胎换骨”四个字上。十五年后，李淑贤同意将骨灰迁至清东陵旁的华龙陵园，紧邻光绪帝。石碑简洁，正面只刻“溥仪”。
从紫禁城到狱中号房，再到人民大会堂，溥仪走了一个世纪才能走完的路。他在人民政协的文献里留下几十万字的史料，也用那句“从前的溥仪已经死了”提醒世人——时代翻篇时，曾经的天子也要学会鞠躬、学会劳动、学会说“我是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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